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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面又飘起了小雨，这濛濛的小雨就像起了一层薄雾。我坐在这家咖啡厅的靠窗位子，隔着玻璃看外面的大街，霓虹灯已亮起，街上行人匆匆。

我刚从火车站把他父母送走，回来经过这家咖啡店时，就走了进来。一杯暖暖的咖啡在手，并没有让我内心暖起来，反而心里空落落的。

从他们一家人在我面前出现，到最后告别，就像身边掠过的一缕微风，不留痕迹。

2.

我叫冯薇，今年30岁，在上海一家公司做财务主管。

随着年龄增长，父母整日催婚，看着我一天天芳华逝去，他们已经开始失眠。这种压力自然地转移到我身上，使我对婚姻的憧憬与想象，一点点的在破灭。找个能结婚的人结婚，已经成了我的头等大事。

春节之前，人力资源部的张姐给我介绍了一位男友，叫吴旺海。

张姐向我介绍了他的大致情况，说：“年龄都不小了，就先了解一下试试，不然永远没有机会遇到合适的人。”

她给我们互推了微信，让我们自己联系。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家咖啡店，这里处于市中心，交通方便。

我们只是在微信里见过各自的照片，为防止认错人，约定每人手里拿着一本《读者》杂志，就像电视剧里的地下工作者接头，有点好笑。

幸亏手里拿着一本《读者》杂志，否则我还真找不到他。在咖啡厅里他太不显眼了，我是通过他手里的杂志才从人堆里锁定他的。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当我看向他时，发现他正盯着我，能看出来他比较紧张，想走过来又有点犹豫。看起来他早就发现我了，只是不敢走过来，我对他笑笑，举起了手里的杂志。

他中等个头，有点瘦，虽然在上海已经呆了好几年，但看起来仍然土土的，一点都不酷，一眼望去就是从农村考出来的那种同学。

他走过来，坐在我对面，有点害羞。我问他喝点什么，他看着我面前的一杯美式咖啡，说：“一样吧。”  然后坐着不动了。

我有点别扭，因为我到的早，我的咖啡是我自己买的。他要咖啡，但他坐着不动。由于是我主动问他的，为避免尴尬，我只好主动去帮他买咖啡，心想，这种人估计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婆。

当我在柜台前同服务员讲话时，他走了过来，看样子是明白过来了，有点脸红，有点结巴，向我表达歉意，他要自己买咖啡，同时问我还想要点什么。

我回到座位等他，情绪有些低落，出于礼貌我跟他聊了一会。他要请我吃饭，我借故还有事，就回去了。

对于他，我心无波澜，亦无期待。对我来讲，他肯定不是那种有魅力的男人，跟他交往我缺乏动力。但也不怎么讨厌，因为他比较真实，不是那种花言巧语的油腻男。

3.

离除夕还差3天，他主动同我联系，想一起吃个饭，经过再三考虑，我同意了。

吃饭时，他告诉我，上次我们在咖啡厅见面，一进门他就看见了我，他说我比照片好看。我对他笑笑，他的赞美并没有让我多高兴，对于他，我觉得自己不用这么美也配得上。

他说自己是在公司做技术支持的，经常去国外出差，很辛苦。不过苦是苦了点，但工资高，补贴多。他说他现在已经攒了一笔钱。

“如果在郊区买个两室一厅，差不多可以交首付了。”他看着我微笑着说，有点羞涩，也有点骄傲。

然后他说，在他老家，他这个年龄的人都已经做爹了。这个我信，因为我这个年纪的女子在家乡大都做娘了。他说他每次回家，他父母都催他结婚，这让他很焦虑，不过今年回家就不怕了。

他尴尬地看着我：“这次回家我想给父母说说你。”

我明白这是他向我表达他的态度。

我心想，这哪儿跟哪儿呢，我们刚认识，互相之间根本不了解。我未置可否地笑笑，没表态。

“今晚我就回老家，年初三就得回公司出差。”接着他解释，是客户那边出了问题，他们公司这边需要快点派人过去。

他说着，从羽绒袄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红包，硬塞给我。我估计这应是他们单位给的年底红包，我当然没有要。我现在不想跟他有经济牵扯。

临分别时，他在路边花店给我买了一束玫瑰，并帮我叫了出租车。

我拿着他送我的玫瑰，上了出租车。车子启动了，我透过车窗向外看，他在路灯下向往挥手，身边是大包小包的东西。天上又飘起起了细密的雨丝，细雨在灯光下笼罩着他，像一层雾。

4.

春节期间，我回老家陪伴父母，他们的再次催婚让我心烦，但我并没有为了缓解压力向他们提起吴旺海。

吴旺海的出现，让我有些抑郁。答应交往，我心有不甘。拒绝他，又不知到哪寻找那个我愿意嫁的男人。

年初三，他发微信给我，说已经回到上海，马上出差去国外。接下来他又说，回来后就可去看房买房，房产证上愿意写上我的名字。

我哑然失笑。

我对他说，买房写我名字这事不急。如果房本上写我的名字，我肯定会付交一半首付款，后面我也会一起还房贷。

说完这些又后悔，我有些不爽，感觉自己上当了。

他的这种迫不及待让我倍感压力，根本没考虑我的感受。我与他总共只见过两次面，还不怎么了解他，怎么一下子就到了跟他谈论买房的地步？

我不知这种行为是他情商太低，还是他太自以为是，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都不是我愿意交往的类型，我决定终止与他的交往。

5.

回上海后我就向张姐表达了我的想法，她尊重我的感觉，说等吴旺海回来就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说清楚这件事。

2月中旬的一天，他微信给我消息，说他那边的工作已经结束，马上回上海。因为疫情的问题，他要被隔离两个星期。

他说他希望在隔离结束后能和我一起出去逛逛，我只是模棱两可道：“最近我比较忙，到时候再说吧。”

6.

好多天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吴旺海的同事打来的。

他在手机里说，吴旺海从国外回来后，直接就在机场被接走隔离，几天后确诊，进入治疗流程。本来病情已经好转，不知怎么又反复起来。昨天上了呼吸机，进入抢救状态，但抢救无效，2小时前去世。

我觉得自己呼吸不畅，脑子麻木，心脏有些疼痛。

吴旺海的同事说，他们一直联系吴旺海的家人，他留的手机号码一直打不通。他们在吴旺海的手机里发现我的号码，因为这个号码的备注是“女友”，他们觉得应该通知我。

我把这事告诉了张姐，她不让我过去，她说我根本算不上他的女友。

但我仍然是去了。因为他把我备注为“女友”。

我到了医院，见到了白床单蒙住的吴旺海。

他的主管掀起白布单，我快速瞄了一眼，不敢再细看。我已认不出来他，黑瘦，不知是因为这病还是因为这段时间的辛苦，他已瘦脱相。不过话说回来，我对他原来样貌的记忆也不是很清晰，他是一个外貌很普通的人，况且我又是一个对人的样貌记忆能力比较差的人。

他的同事都很同情地安慰我，问我下面怎么办，请教我该怎样联系吴旺海的家人。

可是我也不知道。

晚上八点多时公司方联系上了吴旺海的父母，原来他们去女儿家看望外孙，手机没电了，这就导致上海这边没有及时联系上他们。

吴旺海公司老练的行政总监刘洋委婉地表达吴旺海出事了，请他们尽快到上海来。

7.

第二天上午我也到了火车站。之所以我也来，是因为吴旺海在世时，我没有来得及同他说清我们的关系，现在我就顶着“女友”的名义来接他的家人。

行政总监刘洋带着好几个人来接吴旺海的父母，很隆重的样子。

接到他们时，老头正扶着老太太，后面一位30多岁的微胖女性背着大包小包，后来知道这是吴旺海的姐姐。老头中等个头，满脸沧桑，老太太有些臃肿，散乱的白发飘在脸上。

刘洋一行人接他们一家先去医院见了吴旺海一面，一家人泣不成声。老头和他们女儿红肿着双眼，扶着站不稳的老太太。

看着痛苦的这一家人，我也很悲伤，不知是悲伤吴旺海，还是悲伤我自己。

我不知该怎么表现，只能礼貌地向他们说：“叔叔阿姨好，我叫冯薇，是吴旺海的朋友”。

“朋友”的概念宽泛一些，可以有多种理解，他们点点头，继续无语流泪。

然后刘洋送他们到酒店，商量后事，以及补偿事宜。

听了人事总监刘洋的话，他们茫然四顾，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是知道自己儿子没了，公司要给他们十几万块钱的道义补偿金。

他们一家不说话，只是默默流着眼泪。一会儿后，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向我。

在这陌生的大上海，他们举目无亲，也不懂各种规则，他们希望我是一个真正能帮助他们的人。在他们眼里，也许我是他们未过门的儿媳妇。

我站出来，请刘洋把公司的态度明确表达出来，同时询问吴旺海家人的想法。吴旺海父母不接受公司方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儿子是因为工作出差才染病去世，公司方陪十几万块钱就了事，是资本家剥削工人。而公司方认为自己已经是仁至义尽。

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我知道这样下去解决不了问题，就请刘洋他们回去，然后同吴旺海家人商量。他们也提不出具体的要求，只是不同意公司的做法。公司的态度他们不愿接受，毕竟自己儿子没了。

没办法，我打电话请我做律师的朋友过来帮忙。在法律条款内，与公司交涉，为他们争取最大的利益。

8.

等到把所有事情办完，已经是一周以后的事了。我送吴旺海一家人去火车站，这次送别就我一个人，吴旺海公司没有一个人来。临别时老太太紧紧抓住我的手，一点不舍得松开。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我也明白我跟他们不过是擦肩而过的缘分，我不停地安慰她，把他们一家送到了车上。

看着高铁启动，看着他们隔窗向我挥手，我也抬起手挥了挥。

我并没邀请他们再次来上海，这个让他们伤心的地方，不来也罢。

9.

回来时经过这家咖啡店，我走进来，这是第一次同他见面的地方。此刻店里客人比较少，我仍坐在上次的那个座位上。

外面路灯已经亮起，雨雾蒙蒙的灯光下，下班回家的人脚步匆匆。窗外闪过去一个小伙子，他背着双肩包，在雨雾里快步向前走去，背影有点像吴旺海。

我端起杯子，向那远去的背影举起来，心中默念了一句：“一路走好。”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