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当然是指秦始皇首创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体系。所谓“帝国正统”分两部分:制度正统和思想正统。制度正统就是指大秦帝国中央制度体系（三公九卿制）和地方制度体系（郡县制）。思想正统原始就是以法家为思想核心的法治体系。这两大体系为帝国发展奠定强有力的基石。
三公九卿制延续至两晋，到隋文帝改革为三省六部制，到了明朝朱元璋废除三省，保留六部，到了朱棣又成立内阁制，实际上又恢复了类似“三公”的制度，到了清朝内阁变军机处。而郡县制为封建时代地方治理夯实根基，关于郡县制改良革新变化在《封建认知悖论》已经做了详细论述，这里不做赘述。在两千多年封建时代，秦时代的原始制度为后世制度奠定明确可操作的蓝本，被奉为制度正统牌位实至名归。
思想正统的最终厘定却是几经周折，不可否认法治确实是维护帝国统一稳定繁荣的定海神针，但是法治过刚，刚则易折，缺乏缓冲机制，这是最致命缺陷。至少我认为思想正统体系不够完善。在汉武帝之前实行的是黄老思想体系，对战乱秩序恢复、百姓休养生息、国力平复稳定确实起到突出贡献，但这种思想体系只适合帝国初期，局限性太大，对帝国发展影响不大。到了汉武帝时期，帝国已经开始出现瓶颈，接下来将何去何从?在这里古人有一个对比优越的传统，在大汉君主心中有一个执念:汉朝既然推翻秦朝，自己的制度一定要比秦朝好。前朝的东西能不用尽量不用，即使用了也得变通一下。所以汉虽然沿用了秦之三公九卿制，但把名称做了改动，美其名曰标新。接下来法治体系不能用了，故汉初弃法治而用黄老，美其名曰立异。到了汉武帝这里，前面黄老体系不够用，可法家又不能用，咋办呢？这是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博士闪亮登场。他提出了新儒学体系:君权神授——巩固皇权正统；三纲五常——凝聚民心；法治思想——稳定帝国秩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以儒家为核心，诸子百家为辅的综合体系。这一套完整思想体系解决了帝国思想不统一的问题，奠定封建皇权专制的理论基础。从此封建帝国机制才最终得以完善和确认。如果说秦始皇是大一统帝国体系的首创者，而董仲舒才是大一统帝国体系的最终奠基人。他所提出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仍深深影响今天时代的发展。
在这里我想解释过去历史的谬论。很多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解是存在偏差的，他提出这个观点并不是为了毁灭百家，而只是为了确立一个核心，因为帝国要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才能让人心凝聚、政令唯一。这就是类似于“人民民主专政”，专制是为了集举国体制实现帝国发展需要，这可不是落后腐朽的东西，现在还在沿用。事实上形成以儒家为主，诸子百家为辅的综合体系，儒家只是名义上的正统，实际上百家体系各司其职共同维持帝国运转。在国家体系当中，纯粹儒家体系只涉及文化教育等与道德礼法相关领域，比如工部涉及农业水利（归农家）工程（归墨家），兵部刑部一般归名家法家管等等。百家体系以其独有的方式融入帝国体系之中，所以不要觉得董仲舒时代百家就消失了。为什么要尊儒家呢？其实当时也是别无选择，有足够能力融合其他学说体系的只有法家，道家，儒家。而法家是上个时代正统排除，道家在初期已经用过了，只有儒家这勉勉强强，虽然儒家学说向来是嘴炮型的中看不中用，但好歹兼容性挺强大。要说董仲舒的新儒学是杂家，其实跟纯粹孔孟儒学差别很大的，但为了牌面问题只好勉为其难，毕竟得事出有名啊。也正因为董仲舒，孔孟传人们才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虽然他们给这个时代留下的印象很差，欺软怕硬、窝里斗，论起斗争手段他们最牛逼。
董仲舒虽然给封建时代量身定制了思想制度体系，但他并没有过多参与政治、名垂青史，而是选择功成身退，专注于学术研究，这在整个时代历史上可谓一枝奇葩，与孔门弟子追名逐利、党同伐异、恶名远播的做派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人不能称之为圣人，到底是历史瞎了眼还是人心不古啊？董仲舒给了儒学扬名立万的机会，但那些自称儒学正宗传人却忘恩负义不买账，把圣人牌位高高擎起，却把恩人忘得一干二净。论圣人标准:立德、立功、立言。董仲舒哪样不符合要求，他的圣人含金量可比孔子高多了，试问孔子对那个时代做过啥突出贡献，至少没有没有像董仲舒一样开创一个时代体系并影响整个时代发展贡献大吧。历史不给董仲舒一个公正评价，我这里应该要有。一个对时代有着卓越贡献的人是值得后人去崇拜学习的，在我的心目中他才是当之无愧的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