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必不可少。
自由国家和专制政府的区别是：自由国家的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并最小化执掌强制权力者的行动自由，并在已知博弈规则内，不允许有人利用政府权力阻挠他的行动。
专制政府则将人们的不同需要区别出尊卑，并对各种人和各个集体的厉害比较权衡，最终由某个人的观点决定哪些人的利益比较重要，这些观点随之也将成为那个国家法律的一部分，由国家的强制工具强加给人民。
合法并不等于法治，通过赋予政府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由此一个民主制度完全可以以此方式建立最完全的专制政治，因此法治本身即包含限制立法范围之意，意味着承认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承认不可侵犯的人权。
如果报酬不以货币，而是采取如较好的住宅或食物，较好的医疗或受教育的机会等特权形式呈现，这意味着接受报酬者不再可以自行选择，而决定报酬的那个人不仅决定报酬的大小而且也决定了享用报酬的特定形式。
集中计划意味着经济问题由社会解决而不由个人解决，这也必然要由社会，确切的说是社会的代表们，来决定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在面对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是从。
当取消私人财产权，将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移交国家时，国家的行动将决定他的一切收入的地位；这并非仅仅是将影响经济的权力从个人移交国家，这是一个新创造的权力，是竞争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会有的权力；只要财产分散在众多所有者中，他们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决定某某人的收入和地位；只要所有生产资料落入一个人的手里，不管它名义上属于“社会”还是独裁者，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不要忘记，私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虽然马克思希望通过消除私有制给人无限的自由和平等。
在一个极权社会，上升的机会在于设法使全权者做出有利于我们的决定；极权的梦靥是，除了通过政府之外，走向富裕的道路是不存在的。
政府一旦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不同的人和集体都要得到应有地位这一问题就不可避免的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那么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都会成为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权力，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政府行为的范围决定了自由制度和极权主义的整个区别。
由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对每一个人加以平衡，给予这个人多些，那个人少些，全凭他自己的爱憎和判断，是不能容忍的，除非他们被人信以为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为后盾。
在极权主义的前进中，每个人会越来越明显的看到，他的收入和一般地位越来越依赖国家的强制机器，而为了保持或改善地位，唯有加入一个能够影响或支配国家机器的组织。
对于某些理想者，每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社会地位应由国家的意志来指定这一问题没有异议，但什么是各个不同阶级和集团应应有的地位，将是现在和未来一直会有的最深刻的分歧。
在中产阶级的下层，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在很多场合对领导地位怀有渴望，教育培养了他们对牟利伎俩的轻蔑，摒弃带有风险的独立地位，越来越多的蜂拥到稳定的薪金岗位，他们要求的是既有收入又有权力的一种地位，并认为这是自己有资格享受的。
在一个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度，反抗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古来原则，将被“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新的原则取代。
保障有两种，一种是有限度的保障，即防止严重的物质匮乏以及确保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某种最低需要；另一种是某种生活水准的保障，可以理解为是保障的特权；如果允许人们有自行选择职业的任何自由，就不能给予一切人以一定收入的保障，如果给一部分人提供这种保障，那它就会成为一种特权，这种特权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条件，必然减少他人的保障；对于特权类的保障，一切都要凭当权者的见解来决定，这种决定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专断的，运用这种原则必然会形成同工不同酬的局面。
事实上除非与个体利益直接相关，不然世界上的人们不大可能做出最大努力。
在行政领域发生的对工作疏忽的制裁问题一样严重，由于风险和利润都不属于他，因此做出决定的不可能是他个人的判断，而是他是否按照成规做他应做的工作，一个他“应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错误，不再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成为一种对社会的罪行，必须加以处理，但只要他平稳客观把握责任，只要他能使上级满意，他就能获得经济的保障，但这种保障是以牺牲自由和安全为代价的。
从来没有哪种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剥削，比生产者集团中一个较弱小或较不幸的成员受到该集团中有地位者的剥削更恶劣、更残酷的了，而这是对竞争进行“管制”所造成的。也很少有什么口号比“稳定”特定价格（或工资）的理想危害大了，因它在稳定一部分人的收人的同时，却使其余的人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
在当局指定保障的社会，只有很少人才能抵抗得住那种以自由的代价来换取保障的诱惑。事情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自由在实际上就差不多成了一种笑柄，因为只有牺牲世界上大多数的好东西才能买到它。在这种状态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没有经济保障，自由就“没有拥有的价值”，并且都感到情愿牺牲自由来争取保障。
我们应当重新学习坦白地面对这一事实：即只有付出代价才能得到自由，并且，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必须准备作出重大的物质牺牲，以维护我们的自由。“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我们听见有人争释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可以为善也可作恶的强有力的制度，运用这个制度达到何种目的，完全取决于独栽者，我们应当怕的不是这个制度，而是坏人领导的危险，持此观点的人们，甚至可能想通过确保及时地由好人建立这种制度的办法来预防这种危险。
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有许多自由社会主义者在其追求中受到下面这个悲剧性幻想的引导，即以为剥夺了个人主义制度中个人拥有的权力，并把它转让给社会，他们就能够消灭权力。凡是提出这样主张的人都忽略了以下几点：为了能够用来为一个单一计划服务的集中权力，不仅是权力的转移，并且也使权力得到无限的扩张；权力的集中会使权力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变成了另外一样东西。
计划者在做出许多决定时，由于缺乏其他任何根据，必须听凭个人爱憎的指导，把这种爱和憎加以合理化的这一需要，和采用能够打动尽量多的人的方式来说明他的理由的必要性，会迫使计划者不得不创造理论。即对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做出断言，然后这些断言就成为统治学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
在极权主义国家人民所感到的压迫，一般说来，远不如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所想象的那样厉害的话，这是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
使人民承认他们要为之服务的这些价值标准的正确性，最有效的技巧，就是仍然使用旧的字眼，但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
在这方面最惨的受害者无过“自由”这个词。它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也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随意使用的。实际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凡是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已经被消灭了的地方，都是用许诺给人民的某种新自由来实现的。
科学一旦不能为真理而必然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更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仰。
真理这个词的本身已失去了了它原有的意义。它不再说明某种有待发现的东西，它成了某种要由当权者规定的东西，某种为了有组织的一致行动的利益必须加以信任的东西，由此酿成知识分子对于真理的完全犬儒主义的态度。
集体理想主义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