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品批评之十
在生活底色上描绘人生的滋味
——尹向东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述评
黄 洁
题记：尹向东，藏族，藏名泽仁罗布，四川康定人，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创作员。曾在《四川文学》、《西藏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优秀者选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2009 中国年度短篇小说卷》等；出版长篇小说《风马》、《在云上》，中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短篇小说集《河流的方向》等，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四川文学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文学奖等奖项。经同行友人建议，撰写此文，原文发表于《当代文坛》2013年第二期，现经修改，发表于《简书》。
自20世纪80年代益西单增、扎西达娃等作家脱颖而出，藏族作家崛起为中国一支风格奇异、成就斐然的文学创作力量。阿来领衔的四川藏族作家发展势头日趋旺盛。1959年生于康定，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的尹向东，是该群体中值得奖掖的一个。
本文主要评论收录于中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的几篇作品，同时，为了更全面地评介作者的创作情况，另外选择了之前发表的两篇佳作：《蓝色天空的琐碎记忆》（《西藏文学》1999年第3期）、《对一座城市的怀念》（获第四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一并予以评论。
尹向东凭借其民族血缘在文坛上获得特殊地位，同时，由于其自有的生活状态、成长过程、受教育程度及其工作经历等，形成了独有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从而孕生了其小说创作的艺术取向：
在生活底色上描绘人生的滋味。
一、民族记忆晕染出藏区生活底色
藏族是个古老的民族，拥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传统，并形成仅属于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其深层文化结构必然积淀为永不磨灭的“民族记忆”。
民族记忆是心灵孕育的“集体表象”。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认为：“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⑴某一民族即一个社会集体。顺理推之，集体表象，是潜意识中储存的民族记忆，它时常在特定文化境遇中外显为民族意识，支配、制约某一民族的信仰、风俗，规定其生活的基本原则，形象地说，就是为其生活铺染“底色”或“本色”。
经历多次部落战争、大迁徙，藏族先民从青藏高原发源地散布到祖国各地，最终形成诸多藏族聚居地——藏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作为藏民族精魂的集体表象的“民族记忆”，不仅永驻祖地，而且随着族人迁徙的足迹随风飘散、落地生根，成为跨地域生存的藏民族文化基因，持续晕染着藏区生活的文化底色，塑造着每个藏民族成员的精神心理特色。由此，民族记忆活跃于所有藏族作家的创作心理，成为触动他们创作灵感的文化启蒙动力。
尹向东创作的原初动机源自用文学表达民族记忆的冲动，他情不自禁地表现深藏于藏文化集体表象中的原始文化崇拜心理，用传奇笔触奇妙地铺染藏区生活底色。
《蓝色天空的琐碎记忆》，是尹向东早期创作（与人合作）的小说。该作描绘了一个颇具震撼力的场景：“风整整吹了半月”，“雪足足下了近一月的时间，博大的夺翁玛贡玛牧场被集聚的雪花覆盖”，牦牛死得所剩无几。正当牧民们陷入绝望之中，奇迹却突然发生了——
七天之后，天终于转晴了。太阳出来那天，整个牧场雪都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们揉着双眼，然后一个汉子就叫起来，看。他说，一手指向远方。牧民们都看见了那群在远方蠕动奔走的牦牛，像一个群体的幻景。人们再次揉了揉眼睛，一时不明白远处发生了什么事。阿尼的白牦牛回来了。……那头雪一样白的牦牛一共领回二十六头黑色的牦牛。
这头牦牛的来历是一个传奇：
五年之前的傍晚，阿尼前去拴牛。远远他就看见了这头白色的耗牛混杂在自己的牛群里，这头白牛在一群黑牛之中非常耀眼，象一团阳光中的雪。……他相信白牛是上天的赐予。
不言而喻，这神奇的“白牦牛”，是依凭藏文化图腾塑造的文学意象。
“白牦牛图腾”出自藏族原始信仰。自古以来，藏族的生存环境都被称为雪域高原。那海拔极高、狂风暴雪的自然环境，必然导致藏族先民既敬畏高山，又恐惧风雪的精神心理。诸如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冈底斯山冈仁波齐峰等，兼具高山之险峻与风雪之酷寒，身披终年不化之白雪巍然耸立，气候变化神秘莫测，极易让人肃然而萌发敬畏之心以及崇高之感。由此，藏族先民由“雪”的颜色产生出“白色崇拜”，并在圣山崇拜的同时，产生“白牦牛图腾”等自然崇拜与神灵崇拜：在藏族民间传说中，珠穆朗玛峰的女神全身白色，骑白狮；四大山神之一雅拉香波山神显灵为一头白牦牛。这就是藏族集体表象中储存的“白色崇拜”与“白牦牛图腾”的原始意象。最值得重视的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本）教的保护神是一位持长矛穿白衣的白神。同时，苯教把白牦牛尊为“神牛”，倘若宰杀一头白色牦牛，必须念诵长经达300遍。⑵这样的仪式，应该源自膜拜“白色图腾”或“白牦牛图腾”的最古老的本土原始宗教信仰。
所谓图腾是来自北美奥杰拜人的话语，其本意为“我的血亲”。只是，这种血亲是原始巫术崇拜活动所赋予的、神灵化的血亲。源出于“万物有灵”观的图腾崇拜，原本由迥然相反的两种活动构成：一是对图腾表达崇仰（Worship），上述白色崇拜、白牦牛崇拜属此类文化活动；二是由敬畏图腾而导致禁忌（Taboo）。《鱼的声音》展现藏区阿须草原生活时所讲述的“鱼”的故事，与这种文化禁忌有关：
汉人苏医生到阿须草原工作，自制钓鱼竿垂钓。两个藏族牧民朝他走来。其中一个壮汉“眼里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杀气”，“面色非常阴沉”，“抢过苏医生手里的钓竿，掰成两段，狠狠扔向对面”，又将装鱼的“塑料袋搂底翻起，鱼哗哗跌入水里”……“汉子转过头时，苏医生看见他的双眼红透了，眼白里突然涌现的红血丝显示出汉子的愤怒，他原本英武的面孔这一刻变得极为狰狞”……
不明真相的读者或许会对这段叙述感到莫名其妙，或觉得藏族汉子的鲁莽行为不可理喻，或以为藏族汉子喝醉了发酒疯……诸如此类的阅读感受都不得要领。要读懂这段文字，必须了解藏族的一种风俗：禁食鱼。
有学者指出：“佛教传入以前的西藏，人们普遍信仰的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苯教”。⑶作为原始宗教的苯教，伴随着藏族的原始发生，所传播的“万物有灵”信仰，早已积淀为藏文化基因，制约着藏族的生活传统。
1985年，考古学家们考察古格王国遗迹发现了一幅岩画：上部是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一弯新月和一对变形的男女生殖器。……其侧上方是一条首尾相接盘成圆形的大鱼，大鱼腹内孕育着10条小鱼，周围还有三条小鱼穿梭……专家们指出：“鱼则是苯教中又一类崇拜对象‘龙神’（本教泛指鱼、蛙、蛇等水生、两栖、爬行动物。至今藏族人仍将此列为禁忌动物，绝不食用）”。⑷
要之，无论是“白牦牛”故事，还是“鱼”的故事，都本源于藏族的图腾崇拜，都是融化在民族记忆中的原始信仰、风俗的文学再现。尹向东凭借切身领悟的民族记忆，为自己生动描绘的藏区生活晕染出藏文化底色，引领读者形象地感知藏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深入到藏区神话般的传奇生活氛围之中品尝人生滋味。由此，他获得藏族作家独享的文化特权和创作优势。
二、平实笔墨铺染现实的底层生活
尹向东的成长经历及其受教育程度，与扎西达娃、阿来很不一样。因而，他所描述的生活样态及其感悟生活的方式，与后者有明显的差别。
扎西达娃自童年开始便频繁往来于重庆与西藏的林芝、日喀则、拉萨之间，曾经在西藏自治区展览馆学习绘画，在西藏自治区剧团搞舞台美术，到中国戏曲学院编剧系进修，是中国大陆最早阅读拉美爆炸文学，向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们学习魔幻现实主义的藏族作家。他的视野非常开阔，“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今天的藏族社会”，“作品中文化差异感不强，他并不着眼于某一种特殊风俗的涉猎而忘记文学的根本使命，……自觉不自觉地以‘外视’的手段观察这个民族的生活，这对那些长期囿于一隅对本民族的生活形态和文化特点已经‘木然’了的本民族作家，确乎技高一筹。”⑸
阿来是四川藏族作家，出生于马尔康。自幼生长在那个俗称“四土”——四个藏族土司管辖的地方，耳濡目染残存的土司制文化传统。就读于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教高中历史课，接触到“藏族土司制度”，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查阅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获得不少研讨心得，由此蕴蓄了创作《尘埃落定》的动机。借助于对藏族土司历史的独特感受和深切理解，他运用杰出的传奇文学笔调，创作了一部展现土司制度濒临瓦解之际藏东地区发生的悲欢离合故事，获得茅盾文学奖。
尹向东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藏族文学笔者，一直“窝”在藏区县城——康定成长、工作。县城顺民生活，普通高中学历，平凡工作履历，造就了一种平民视野与小人物心态；同时非贵族的血统使他内心涌动着倔强的下层藏族汉子的血性。因而，他即使借用一些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也远不能达到主导其创作方法的程度；采取一些源自藏族民间传说的传奇手法，但是所具备的审美素养总是不能放纵原本就有些滞涩的幻想超越现实太远。于是，他怀着一腔热血描叙草原底层藏族牧民的蛮野生活，而绝不去碰触藏族土司制时代上层贵族的生活。
《蓝色天空的琐碎记忆》描写夺翁玛贡玛草原遭受罕见雪灾，“所有牛犊全死掉了，成年的耗牛也所剩无几”，牧民们遭遇灾难，极度悲哀，各自苦求生路。拜上天所赐，阿尼家的“那头雪一样白的耗牛一共领回二十六头黑色的耗牛”；双毡房家用那颗象征家族地位的宝贝：九眼石，到远方的牧场换回十八头耗牛；九男家有五个兄弟，却束手无策。万般无助的情况下，他们只得选择铤而走险——抢牛。他们在深夜冒着被野狼撕成碎片的危险，穿越了野狼谷，又冒着被沙拉日更大牧场的牦牛主人们砍成肉泥的风险，抢劫了二十一头耗牛，用傲视死亡威胁的旺盛生命力为家族赢得了生机。
《鱼的声音》继续描叙类似的“抢牛”故事：二十多岁的藏族汉子绒布得知五个别的牧场的汉子，盗走了阿须草原的牦牛，怒不可遏。他“把长长的腰刀高举过头，双眼布满愤怒的红血丝”，那几个被他追上的盗牛贼，“见这是一个血性的人，一个不顾性命的人，被他几乎要喷出的火焰的双眼震慑住”。虽然平安地夺回被盗的牛，但绒布咽不下这口气，决定以牙还牙。他趁夜黑闯过黑狼谷，血拼野狼。天亮时，去阿须草原盗牛失败而狼狈回家的汉子们，看到一个“满身是血的剽悍男人骑着同样沾满鲜血的白马”，站在离自家帐篷外不远的牧场边。最终，绒布在众目睽睽之下赶走几只这个牧场的牦牛。
如此蛮野的生活方式，充满生死搏斗的原始野性，那蒙昧的生命力量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不能不让人感受到远离文明的恶劣自然环境及其严酷生存状态，曾经给藏族同胞的生活造成了多么深重的影响。这带有历史印痕的藏族生活的“底色”，饱含着具有历史价值的生活意义。
尹向东小说的叙事内容固然全是藏区底层生活，然而展现以草原为背景的底层藏族牧民的蛮野生活，不如描叙以康定城区为背景的底层市民生活分量那么重，因为占据了作者人生记忆绝大空间的是对于城市现实生活的亲见亲闻。不过，他所选择的主人公和扎西达娃不一样。“扎西达娃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写今天的西藏人，写八十年代的西藏人，同时侧重于写今天西藏人中的年轻人，……”⑹
尹向东所塑造的城里人，不一定是年轻人，不一定是藏族人，甚至很可能不是八十年代或今天的年轻人。他对主人公及其生活故事作出的独特选择，奠定了他的城市叙事的基本视角：着重关注城市小人物的底层生活。《对一座城市的关怀》、《陪玉秀看电影》等，是此类作品中比较出色的。
《对一座城市的关怀》叙写了一个藏区小城的残疾人。他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人们当面叫他高老头，背地里叫他高偏花，因为他有一只眼睛患白内障几近失明。那时康定还没有现代火葬场，他靠从事清洗尸体、柴火烧尸的民间活计谋生。从积德行善的修为来看，这应该是行的“大善事”；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衡量，这应该是一项“光荣”工作。可是，人们都不正眼看他。“下贱”至此，当然不能明媒正娶，曾与一个逃荒女人同居，可惜不久女人病逝；没有亲生儿女，抱养一个弃婴，虽是个痴呆儿，却视如宝贝，相依为命。尹向东满怀着悲悯的情怀，为城市小人物的悲凉生活涂抹上黯淡底色，同时对底层弱势残疾人寄予了由衷的人道主义同情。
《陪玉秀看电影》的女主人公玉秀是一个藏区小城纺织厂的女工，和砖厂工人谭明康结婚，一直到死都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然而，她从不抱怨，本分地经营油盐柴米，生儿育女。那时电影票很难买到，她唯一的奢望却是看电影，最高的愿望是丈夫能陪她看电影。最后，她在丈夫、儿女陪同下，在最后一次观看“坝坝电影”时平静地离开了人世。这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故事。今天，城里人买电影票是太容易不过的事。他们看国产片，看国外大片，欣赏Imax 3D，甚至4 D 、5 D电影。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容易”了，不当回事了，电影反而失去了让人“痴迷”的魅力。而玉秀的故事透过“陪她看电影”所表达的夫妻、家人的温情，恰好是当今城市人容易忽视的温暖情怀，但愿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不要淡忘了曾经的那种温馨的家庭亲情，但愿如今青春得让人羡慕的年轻人珍惜父母辈甚或祖父母辈曾拥有的那份朴素的亲情。
此外，小说集中的《晚饭》、《相隔太远》、《城市的睡眠》等描述的城市平民故事，也是很值得阅读的。
三、怀抱悲剧意识而觉悟的人生滋味
尹向东是一个悲剧意识比较强烈的藏族作家，这使他的所有小说叙事或浓或淡地氤氲着悲剧意味。但是，与阿来不同，他还不善于操弄宏大叙事，表现土司之类藏族上层贵族为主人公的史诗式的悲剧。他所熟悉而得心应手地叙述的全是小人物悲剧，更多的是市民悲剧。如前所述，尹向东所描绘的生活底色大都灰暗无光，或晕染着厚重的蛮野文化色彩，或涂抹着惨淡的底层社会景色。在这样的生活底色中展开的市民悲剧，总会透露出悲凉而令人怜惜的人生滋味。
对于“市民悲剧”，我国美学泰斗朱光潜先生是很轻贱的。大概是由于他在欧洲学习悲剧理论时，都是以古希腊悲剧以及莎士比亚悲剧作为研讨样本，所以他坚持认为：“能够给我们留下悲剧的印象的……是非凡人物超乎寻常的痛苦”，“悲剧主角还往往是一个非凡的人物”。鉴于这样的观念，他谈论狄德罗和莱辛的“市民悲剧”主张时，总是带着明显的嘲讽口吻：“这种悲剧却很少取得高度成功”，因为在其中“英雄崇拜”消失了，“崇高感于是就因之而缩小”。⑺我辈总是带着崇仰的心态拜读朱先生的经典著作，但是在对其精湛的学术智慧五体投地的同时，有时也会产生一些不愿轻易放弃的歧见。譬如，对于悲剧主人公必是“非凡人物”的观点，万难屈就。的确，倘若是就戏剧作品而言，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都是“非凡人物”悲剧或英雄悲剧。但是，把悲剧作为美学概念扩展到所有文学体裁，包括“市民悲剧”在内的“小人物悲剧”也可能具有很高艺术价值。西方的伟大文学经典，诸如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悲惨世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霍桑的《红字》等，中国现代文艺经典，譬如鲁迅的《祝福》、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小说，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都是以“小人物”为主人公而具有世界水准的悲剧性作品。
我认为，仅仅以主人公的身份、地位是否高贵或非凡作为判定悲剧是否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一种太过贵族气的理论，其合理性值得商榷。我们赞成一种看法：“构成悲剧的本质和核心的则是命运——悲剧主人公所不能支配的必然性”，“悲剧的意蕴是命运所引发的灾难”⑻。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哪样的悲剧主人公——无论他是英雄，还是平民，是非凡人物，还是小人物，在命运所引发的灾难面前，都会表现得渺小无力，从而无可避免地陷入极度痛苦的生命挣扎中。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审美效果是“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绪得到陶冶”。⑼正是抱持这样的悲剧观念，笔者发现了尹向东城市小人物故事的悲剧性及其审美价值。《对一座城市的关怀》、《陪玉秀看电影》、《晚饭》等作品，最能凸显作者怀抱悲剧意识而觉悟的人生滋味。他用平实的语言，把他的朴素而深沉的觉悟展示给人看。
阅读《对一座城市的关怀》，读者也许会觉得尹向东对于主人公命运的设定过于“冷酷”。换一种看法，则可以说他对于“高老头”的凄惨命运揭示得很透彻。试想，一个身罹残疾而从事最低贱活路的人，能够拥有怎样的生活？这里面实际上存在一种命运逻辑——由灾难性的遭遇造成的身体残疾，成为了一辈子苦难生活的根源。作者正是循着这样的必然性，感悟“高老头”的人生滋味。虽然这个顽强的小人物像所有悲剧角色一样不甘命运的摆布，顽强地以残疾的非正常之身萌生正常的生命欲望：渴望能和一个女人相依为命、生儿育女，然而，这正常人都能享有的生活，“高老头”拼命挣扎着去寻觅、去实现，却注定不属于他。那失败的人生、悲凉的感触，最终让他悟透了人生真谛——只有黄土才是人的归属。小说结尾处写道：高老头猛地发现痴呆养子——“憨儿”学会了垒坟，他颤声感叹：“谁说憨儿不明白呢”。
《陪玉秀看电影》的女主人公的生活愿望非常单纯：希望爱人陪她看电影。有一个情节尤其令人感动：玉秀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在部队兵站看坝坝电影《南征北战》，“玉秀的表情专注而紧张，那微微的紧张让玉秀的表情妩媚可爱，看得谭明康满心都是爱怜”，“那场电影后，日子温馨起来”。可是玉秀却不能多享受几天这样的日子。当康定城看电影不再困难了，日子逐渐好起来了，玉秀却患了绝症，最终病逝在她一身最钟爱的坝坝电影场上。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⑽这样的悲剧观适于用来评论玉秀式的市民悲剧的审美价值。
当今的城市年轻人，也许觉得玉秀的生活追求和人生乐趣，实现起来太容易了。但是，他们应该知道：把看电影看得比穿衣、吃饭更重要，把亲人陪着看电影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这样的生活趣味和人生理想，在物质极度贫乏的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是多么“有价值的东西”！可惜，玉秀没有福气长久享受那单纯、真挚而温暖的亲情，值得庆幸的是，她虽然运乖命蹇，却曾经在短暂的人生中拥有过如此美好的生命享受。
《对一座城市的关怀》、《陪玉秀看电影》以及《晚饭》等“市民悲剧”作品，都触及到悲剧美学密切关注的命题：死亡，它往往是悲剧叙事用来作为结尾的生命下场。就此而言，死亡对于悲剧的审美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西方悲剧理论家尼柯尔教授所说：“死亡本身已经无足轻重。……悲剧认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死亡面前做些什么。”⑾朱光潜先生说得好：“悲剧在哀悼肉体失败的同时，庆祝精神的胜利。”⑿ 只不过，这样的悲剧审美效果不仅属于“非凡”的“英雄悲剧”，也应该属于“平凡”的“小人物悲剧”。
————————————————————————————
注释：
⑴（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第5页。
⑵参阅凌立：《藏族崇尚白色的由来及其象征》，甘孜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网，2006年11月1日。
⑶⑷张建林：《荒原古堡——西藏古格王国故城探察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11页。
⑸⑹丹珠昂奔：《扎西达娃及其作品：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中国文学》，1991年第3期。
⑺⑿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97、298、299、417页。
⑻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7页。
⑼]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9页。
⑽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92-193页。
⑾尼柯尔：《悲剧论》，1931年，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16-4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