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2003年，我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居然从一个地级市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摇身一变成了相邻的另一个城市的三甲医院的医生。
每天早上，我也穿着白大褂，狐假虎威地帮院长拿着手提包，陪他到门诊部、住院部、医技大楼巡视，或者在电脑面前，写计划总结，写院长的讲话稿，或者在开办公会时，坐在最下手，咬着笔杆，盯着每个发言的领导，记下他们的意见，或者拿支毛笔，写通知，然后叫工人贴在医院通告栏。只有这时候，我才觉得我还是个文化人。我的职位是院长助理，一年后，我当了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因为离开教师岗位不久，我经常怀念教书育人的日子，办公室工作迎来送往，百无聊赖，工作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来了几个人，边走边吵。到近前，是一个中年男人，穿得有点破烂，衣服上全是泥土，旁边跟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检验科收费员也跟着。双方你一言，我一语，都很激动。我说，你们一个一个说，我听不清楚。男人用云南口音说，“我娃娃病了，医生给我们开了单子，要做急诊检查，我到他们那里交钱，递了100元给这个老师，她接过钱，一转身说了几句话，回头却说没收到。我是递给了她的啊！”旁边收费员也急了，“我哪里收到你的钱了，我找遍了，对了账，也没有你说的100元钱啊，你就是没交钱，不交钱就不能做检查！”男人嘴笨，只是一直说“我交了的、交了的啊！”旁边的小女孩不知所措，看上去有点害怕，表情怯怯的，让人有点心疼。
我刚当办公室主任，对处理这种事没有经验。我问收费员：“你们三楼收费窗口有没有监控？“没有”。2002年前后医院监控还没有普及。那怎么办呢？旁边也没有人看见这个过程，如果冤枉了病人，既影响医院声誉，心里也过去；冤枉了收费员，她就得贴这100元，内心肯定不得服气，科室对我也会有意见。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分清。我想，病人是为了尽快看病，不如先不管谁对谁错，把病看了再说，我把他们带到检验科，找了王主任，说明原委后，建议王主任先安排人把血抽了，不耽误检查，如果不行，我先垫上这100元钱。王主任同意先检查。我对收费员说，这100元就当他交了，科室也同意做检查了。院办做个记录，如果财务问起来，我来解释。中年人没再说什么，带着小女孩去窗口抽血，我从背后看见他屁股上有一个巴掌大的补丁，心想这年头很少看见穿这么破旧的人了。
此事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我正在写稿子，一个人影从外面溜进来，在我桌旁咚的一声跪下了。我仔细一看，是一个中年男人，我问他，“你有什么事，这是要干什么，赶快起来！”他这才慢慢爬起来，说：“领导你可能忘了，我从盐津来，我在砂场打工，上个星期女儿生病了，老板给我支了二百块钱，喊我马上带娃娃到宜宾来看病，说你们医院的专家比我们当地看得好。没想到就遇到交钱那个事情，后来你带我们做了检查，娃娃回去吃了药就好了，我给工头说起这个事，他们说我遇到好人了，要我感谢你，如果再交100元检查费，我钱肯定不够看病拿药。我今天休工，专门来道声谢，我也没有钱买东西，给你磕个头吧！”我这才想起，这就是上周缴费纠纷的那个中年男人，这次他身上干净些了，但是裤子上仍有补丁，瘦削的脸上皱纹很深，个头也不高，背还有点驼，一看就是个下力人。我说我受不起，赶忙请他坐下，喝水，问了几句娃娃的情况，知道他一个人带娃娃，平时打点短工，很不容易。坐了一会儿，他说还要赶回盐津，急匆匆走了。
他走后，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没有想到，一个息事宁人的权宜之举，也不过一百块钱的事情，却对一个家庭、一个父亲意义重大。而我只是份内工作，却得到人家的磕头感恩。我一下觉得自己的工作十分重要，人性化的管理很有意义。没多久，我组织了医院的爱心医生，创办了医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也经常带人到盐津等地的贫困山区义诊，接触到更多淳朴的农民，也经常被他们感动。
从事每一个普通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在普通中发现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