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正统辨、清史稿和乾隆皇帝
引子
从清朝历史迟迟未能修成，想到著名于世的元代大史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杨维桢的“三史正统辩”，对宋、辽、金历史正统性一锤定音的故事
一，“清史稿”为何难以修成为“清史”
1，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历来有为前代修史的传统，但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迟迟没有一部完整的正史面向世人。
2，民国时期编修的《清史稿》又只是史稿，且其中有大量地名、人名等错误，以及美化清朝、歪曲一些史实，因此一直被诟病，也不纳入正史范畴。
3，新中国成立后，《清史》的编撰筹备工作一度陷入停滞，直到2004年才正式开始。但为什么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未见到《清史》的问世呢？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清史》编撰需要大量辅助研究，涵盖众多子项目，封建王朝的修史工作，多是对前朝史料的整理汇编。而清史工程并非只有修《清史》，更是对现存清代史料的保护和收集以及对历史问题的研究。
同时，清史工程下有大量的子项目，如清朝时期的诗文整理、地图变化的记录、社会生活的变迁和艺术医药的成就等。
这些研究一方面是为了为《清史》的编撰提供佐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展现出清朝二百多年的整体变化。
虽然正史本体还未能问世，围绕于《清史》展开的子项目中已经有不少有了重要成果。比如说《清史地图集》、《清代诗文汇编》等已经公之于众。
清史工程下的重要项目《清代诗文汇编》清代距今时间跨度较小，史料众多，宋代以来，距今越近，史料留存就越多。众多史料带来的不只是大量详尽的记载，也增加了对不同史料记载的核实难度。
4，就拿《宋史》来说吧。元灭宋后，脱脱、阿鲁图只用了两年半就完成了《宋史》的编撰工作。
但这部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官修史书，大多直接采用宋代国史记载，不少甚至直接抄袭没有经过筛选，这直接导致了《宋史》错误百出。《宋史》部分内容与之相对的例子是清代修撰的《明史》。
《明史》的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编撰前后历时近百年，采用的史料也较为可靠，在二十四史中获得的评价也较高。
而《清史》的编撰同样面临大量史料需人工甄别的问题。虽然前前后后已有上千名史学界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但对于史料的采用仍需小心求证，层层确认，这给《清史》的完成带来了不少困难。
史料分隔在各地，收集困难。前面提到，史书的编写需要大量的史料支持。但由于晚清的混乱局面、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外国掠夺等原因，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史料丢失或分散各地。比如罗振玉的"八千麻袋"清朝档案辗转至新中国成立时就只剩下一千七百袋。
随着蒋家王朝败退台湾，大量的清代史料被带到了台湾，比如军机处档折件、内阁大库档案等就现存于台湾。
对于这些关键档案的需要，不少学者需要往返多地和申请才能查阅对照史料，对《清史》的编撰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还有清朝特殊的国际环境，以往封建王朝修史，重心主要放在国内历史上，对与外国的来往等事宜上介绍较简单，但《清史》不同，清朝中后期，欧洲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已有两件多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未有的情况。
外国的侵略让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管外交的总理衙门甚至凌驾于六部之上，这让外交成为了晚清历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杨维桢“三史正统辩”定性宋、辽、金，谁主历史沉浮
1，杨维桢《宋、金、元三史正统辨》，直接指明了宋才是正统，而元朝是继承了宋朝，也就成了正统，而同时期的辽和金则不是正统。
杨维桢用不到三千字在中国的史学长河中一战成名，同时顺便解决了困扰元代史学界和元代朝野近百年的难题：元朝到底是继续了宋朝还是金朝，才算正统。杨维桢不愧是读通史书鼻祖“春秋”的旷世大家。
2，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宁殿，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奉命史臣纂修宋、辽、金三史。越二年，甲申春三月，进《辽史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冬十一月，进《金史本纪》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进《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3，杨维祯尝进《正统辨》，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可惜三史已修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
维祯，字廉夫，号铁崖，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当世。
4，杨维桢三史正统辩（原文）
至正三年五月日，伏睹皇帝诏旨，起大梁张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职，专修宋、辽、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臣维祯谨撰《三史正统辨》，凡二千六百余言，谨表以上者，右。
伏以一代离合之殊，固系乎天数盛衰之变，万年正闰之统，实出於人心是非之公。盖统正而例可兴，犹纲举而目可备。前代异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论既明，正闰之统可定。奈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恭惟世祖皇帝，以汤武而立国；皇帝陛下，以尧舜而为君。建极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统以书元。
尝怪辽、金史之未成，必列赵宋编而全备。芸台大启，草泽高升，宜开三百载之编年，以垂千万代之大典。岂料诸儒之谦笔，徒为三国之志书。《春秋》之首例未闻，纲目之大节不举。臣维祯素读《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谓大一统之书，再观纲目之绍《春秋》，文公有在正统之说。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继周统。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晋始於平吴，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灭盗，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证之于今。况当世祖命伯颜平江南之时，式应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岁，亲传诏旨，有过唐不及汉之言；确定统宗，有继宋不继辽之禅。故臣维祯敢痛排浮议，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鉴之书，传之将来，永示万世不刊之典，冒干天听，深惧冰竞，下情无任瞻天望阙激切屏营之至。
辨曰：正统之说，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传国，汤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统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则三代而下，历数之相仍者，可以妄归於人乎？故正统之义，立於圣人之经，以扶万世之纲常。圣人之经，《春秋》是也。《春秋》，万代之史宗也。首书'王正’於鲁史之元年者，大一统也。五伯之权，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统也。吴、楚之号，非不窃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统也。然则统之所在，不得以割据之地，强梁之力，僭伪之名而论之也。尚矣！先正论统於汉之后者，不以刘蜀之祚促与其地之偏而夺其统之正者，《春秋》之义也。彼志三国降昭烈以侪吴、魏，使汉嗣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此春秋之罪人矣。复有作元经自谓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与志三国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续江左，两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顺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纲目焉。或问朱氏述纲目主意，曰：在正统。故纲目之挈统者在蜀、晋，而抑统者则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继周；汉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晋始於平吴，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群盗既夷之后，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统也。然则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於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国史院，尝命承旨百一王公修辽、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词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历之间，屡勤诏旨，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二史正统之议未决乎？夫其议未决者，又岂不以宋渡於南之后，拘於辽金之抗于北乎？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机披其党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执浸盛。契丹之号，立於梁贞明之初。大辽之号，复改於汉天福之日。自阿保机讫于天祚凡七主，历二百一十有五年。夫辽固唐之边夷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之，遂得窥衅中夏，而石晋氏不得不亡矣。而议者以辽乘晋统，吾不知其何统也。再考金之有国矣，始於完颜氏，实又臣属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将，而篡有其国，僭称国号於宋重和之元，相传九主，凡历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议者又以金之平辽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吾又不知其何统也。议者又谓完颜氏世为君长，保其肃慎，至太祖时，南北为敌国，素非群臣，辽祖神册之际，宋祖未生，辽祖比宋前兴五十余年，而宋尝遣使卑辞以告和，结为兄弟，晚年且辽为翁而宋为孙矣；此又其说之曲而陋也。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兴於汉唐之前乎？而汉唐又与之通和矣。吴魏之於蜀也，亦一时角立而不相统摄者也，而秉史笔者必以匈奴、突厥为纪传，而以汉唐为正统，必以吴魏为分系，而以蜀汉为正统。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阅万世而不可泯者也。议者之论五代，又以朱梁氏为篡逆，不当合为五代史，其说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约而称臣於梁，非逆党乎？《春秋》诛逆，重诛其党；契丹氏之诛，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谓之承晋可乎？纵承晋也，谓之统可乎？又谓东汉四主，远兼郭周。宋至兴国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为闰，以宋统不为受周禅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统论之，则南唐李升尝立大唐宗庙而自称为宪宗五代之孙矣。宋於开宝八年灭南唐，则宋统继唐不优於继周、继汉乎？但五代皆闰也，吾无取其统。吁！天之历数自有归，代之正闰不可紊。千载历数之统，不必以承先朝续亡主为正，则宋兴不必以膺周之禅接汉接唐之閠为统也。宋不必膺周接汉接唐以为统，则遂谓欧阳子不定五代为南史，为宋膺周禅之张本者，皆非矣。当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德薄，不任社稷生灵之主，愿天早生圣人，以主生灵，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厌祸乱之极，使之君主中国，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纲目，於五代之年，皆细注於岁之下，其余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则直以宋接唐统之正矣，而又何计其受周禅与否乎？中遭阳九之厄，而天犹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孙享国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议，以靖康为游魂余魄，比之昭烈在蜀，则泰和之议固知宋有遗统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绝为得统，可乎？好党君子，遂斥绍兴为伪宋。吁！吾不忍道矣。张邦昌迎康邸之书曰：“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兴。献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是书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后为游魂余魄而代有其国乎？邦昌不得革宋，则金不得以承宋。是则后宋之与前宋，即东汉前汉之比耳。又非刘蜀牛晋，族属疏远，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语也。论正闰者，犹以正统在蜀，正朔相仍在江东。矧嗣祚亲切比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伪斥之乎？此宜不得南渡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时，有“过唐不及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喻。是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当时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也。是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论而至此，则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统之旨，而急于我元开国之年，遂欲接辽以为统，至于拂天数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万世是非之公论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
於乎！《春秋》大统之义，吾已悉之，请复以成周之大统明之于今日也。文王在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诞膺天命，以抚方夏，然犹九年而大统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统始集焉。盖革命之事，间不容发；一日之命未绝，则一日之统未集；当日之命绝，则当日之统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则我元之大统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则我元又岂急于太祖开国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哉！
抑又论之，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於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
於乎！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论定也。《晋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议公论定者自任，而又诿曰：付公论於后之儒者。吾又不知后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则予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国，林林巨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而正统大笔，不自竖立，又阙之以遗将来，不以贻千载纲目君子之笑为厚耻，吾又不知负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诵孔子之遗经乎！洪惟我圣天子当朝廷清明四方无虞之日，与贤宰臣亲览经史，有志於圣人《春秋》之经制，故断然定修三史，以继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馆之诸贤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负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问之以《春秋》之大法，纲目之主意，则概乎其无以为言也。於乎！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萧茂挺能议之。孰谓林林巨儒之中，而无一萧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识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说，为宋、辽、金正统辨，以伺千载纲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
附言
杨维桢曾著《正统辨》，认为元承南宋之统，否定辽金正统地位。
清朝修《四库全书》收录了《正统辨》，但有大臣顾忌清朝少数民族的出身，对杨维桢的看法不敢认同，决定删除。
乾隆皇帝知道后，认为杨维桢“欲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持论颇正”，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非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
乾隆皇帝力挺杨维桢的正统辩：以元、宋为正统。在乾隆皇帝看来，清王朝的正统乃是来自于明朝，明朝来自元，元来自宋，与宋并立的辽、金都不是正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