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24

我的插队经历之难忘的1971年

作者：大老王

作者是同事的爱人，同样的农村插队经历，产生了共同的话题，几年前将本文发我，读后一直收藏，现经作者同意，特推送本人公众号供各位读者欣赏。

前言

    我于1968年12月告别北京到山西朔县（现在的朔州市）的B村插队，在那里待了将近6年的时间，于1974年9月上学而离开。将近6年的插队生活中，有许多经历和感受，而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在1971这一年间所发生的林林总总。

1971年是我到农村插队的第3个年头，也是我在农村生活中经历最丰富并充满跌宕起伏的一年

。

在这一年中，我有幸成为公社工作队的一名队员，参加了在农村开展的运动，使我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了解农村、农民、大小队干部和公社干部。

与此同时，我还经历了招工被拒的沉重打击，感受到了从天上跌倒地下的痛苦。

这一年在我的身边和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使我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产生了巨大转变。这一年我刚刚21岁。

一．参加工作队

在经历了1969年的新奇和1970年的艰苦以后，迎来了1971年。

春节过后不久，同学们就从北京陆陆续续回到了村子，沉寂了3个多月的知青大院又恢复了生机，每天晚上各个小屋里又是坐满了前来串门的老乡，从每个房间不时传出阵阵说笑声，飘荡在漆黑的夜空。

伴随着春天的到来，土地逐渐解冻，冬天的积雪慢慢地融化，小草钻出了地面，然而与此同时狂风席卷着沙尘也如期而至。从3月中旬开始，几乎每天从早到晚整个村庄都被沙尘覆盖。望着漫天的黄沙，啃着窝头嚼着有些发霉的酸菜，刚回村时与同学和乡亲们的重聚所带来的一点点欢乐荡然无存。

又要开始重复前一年的劳动了。想起这两年的艰辛，我的心中不禁产生了一种畏惧，不知道该如何扛过这一年。

就在我感到十分茫然的时候，3月底的一天下午，忽然公社来人到知青宿舍，通知我和女同学小刘去公社开会。到农村两年多了，虽然公社的小院就在知青宿舍旁边，但是平时也就是到那里取信件或者看看报纸，还从来没有参加过会议，有什么重要事情吗？为什么只有我们俩人呢？……我怀着种种疑惑走进了公社的小院。

会上，经过一位公社干部的说明，才知道县里根据省革委会的部署，要在全县范围内大规模开展“一打三反，整党建党，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作为第一阶段，每个公社都选择几个试点村，组成工作队进驻。我们公社选了3个村子搞试点，全县算起来有几十个试点村。这样大的运动需要很多工作队员，但是县里和公社的干部不够用，于是，就从县里的其它部门和知青中抽出一批人充实工作队。这样，我和小刘就幸运地成为了B公社的工作队员，另外，还有其它2个知青点的1名男同学小李和2名女同学小张、小贺。

听了这样的说明，我感到异常惊喜。天下竟还有这么遂人心愿的好事儿吗？就在我如此困惑之际，及时雨般地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堂而皇之地逃离那累得要吐血的农活，如此体面，如此荣耀，真是做梦都不会遇到。当然，除去这点隐藏在心中的私念以外，我对于参加工作队搞运动还是充满激情和向往的。文革前在北京就曾经听大学毕业的哥哥和姐姐们讲过他们到农村参加“四清”的故事，觉得非常神秘有趣，甚至幻想过哪一天自己也能参加这样的工作，而如今就要成为一名工作队员，去参加农村的革命运动，怎能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另外，我还强烈地感觉到这两年的辛苦没有付之东流，公社能把我抽调出来就是充分肯定了我这两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表现，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评价，是给予我的一种褒奖。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下决心要好好干上一番，不能辜负公社和大队对于我的信任。

第二天，我们5名同学就去县城与已经到达那里的公社书记等大队人马汇合，参加前期培训。在县里见到了许多来自其它公社知青点的同学，还有不少到朔县插队的大学生。开大会时，工作队员坐满了县大礼堂，足足有三、四百人，群情激昂，歌声四起，充满了革命气氛，场面很是壮观。培训进行了几天，学习了很多文件和政策，算是武装了头脑。

培训完毕，我们就随工作队开始进驻试点村，准备搞运动了。

当时工作队的组成是这样的，队长是本公社的负责人，队员是县里和公社不同部门的人员以及知青。任何一个公社的工作队都在本公社的范围内搞运动，没有相互跨社交换。

我和小刘参加的工作队的队长是公社副书记、副主任老叶，队员除去我们俩人以外，还有B公社学校的冯校长、县供销社的李供销员以及2、3位县里的一般干部，一共7、8个人。

这些人中，我只认识冯校长，他算是我们知青的老相识了。但是，这位老相识对我却很不客气，一见面就一脸怒气地对我说，你们这些知青去年可把我们学校老师害苦了！冯校长为什么对我村的知青如此有意见呢？为何这样抱怨呢？这完全是因为去年我们知青与学校之间发生的一件事。

二．圆白菜事件

其实，我们知青与学校的老师们和学生们的关系是不错的。1969年的9月，我们知青的宿舍终于建好了，于是，我们就分别从临时居住的各个老乡家搬到了自己的新家，开始了集体的生活。

我们知青的排房就建在学校的前面，与学校仅一路之隔。学校是公社一级的小学加初中，学生来自全公社的各个村庄，人数不少。学校的院子很大，除去教室和宿舍以外，吸引我们知青的是，学校内有一个用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和一个歪歪扭扭的手工造的篮球架以及半个球场，学校还备有乒乓球拍和一两个篮球。于是，搬到这里以后，我们男同学就成了学校里的常客，在空闲时就会相约去学校院里借上乒乓球拍或篮球玩上半天，在枯燥的劳动中算是有了一点娱乐。村里的孩子们不会打球，也很少见到过打球，因此，无论我们是打乒乓球还是打篮球，都会吸引很多孩子在一旁观看、喝彩，而学校的体育老师也会在我们打球时有意识地把孩子们召集起来一起看我们打球，这使我们很得意。学校的老师们与我们的关系普遍不错，特别是这位教体育的刘教师，他毕业于本省的一所大专，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分配到公社的学校教书。他经常到我们知青的宿舍聊天，与我们很谈得来。在所有的学校职工中，只有这位冯校长与我们的关系不够融洽。不知是因为作为校领导要有尊严呢还是看不起我们这些初中毕业生，这位冯校长对于我们知青总是绷着脸，一付高傲的样子，对我们到学校打球也极不赞成，但我们北京来的青年人谁会在乎他的态度，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没有把他当回事儿，照样干我们想干的事。

1970年的春天是我们开始集体生活的第一个春天，大家对集体生活怀有很大的热情，做出了不少努力，尽量改善我们的生活。首先，我们在老乡的帮助下，在院子里打了一口井，虽然水质不太好，有些苦涩，但还是省去了到村里的水井担水的麻烦，我们还养了两口猪和一条狗。除去这些以外，我们还把院子内的一块儿土地平整出来，准备种一些蔬菜，以便改善日常的伙食。然而，这块地的土质很差，翻出来的都是生土，需要很多肥料才能保证给蔬菜足够的营养。那时虽然已经有了化肥，但是大队没有钱，买不起多少，极其珍贵，不会轻易送给我们，因此只有使用农家肥。然而在B村，牲畜和家禽都极少，农家肥根本就指望不上用这些动物的粪便，从而就只有人的粪便了。B村以及周围的村子都是大片的盐碱荒滩，虽然人均的土地很多，但是极其贫瘠，庄稼的产量很低，而且由于人少，没有多少粪肥，所以在村里粪便就非常珍贵。我们知青院子里也修了一个厕所，但是，连接厕所的大粪坑挖在了墙外而且很深，从粪坑掏粪对于我们知青来讲很不容易，但即使这样，粪坑里只有稍有积蓄，就会有老乡跳进去掏个干干净净挑回家去归了自己，因此，粪坑里总是存不到粪便。除此以外，自从厕所建好后，就不时有村里的小青年跳到粪坑里顺着蹲坑的开口向上偷窥，而且还到处炫耀看到了什么。不要说女生了，就是我们这些男生也都感到很尴尬、气愤但又无可奈何。后来，我们发现学校的厕所修建的不错，使用比较方便，于是，我们就经常去学校解决问题，从而给学校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粪便。现在，我们也需要粪肥了，就想去学校掏一些使用。不曾想刚掏了一次就被学校制止了，理由很简单，这里是学校的厕所，里面的粪便就是学校的财产，绝不允许外边的人从这里掏走！尤其是冯校长，每天都瞪大眼睛看守着厕所，还鼓动学生们轰赶知青。冯校长断了我们的粪源，再加上我们没有种菜的技术和经验，结果，只有小白菜还算长势不错，而像西红柿、黄瓜等都是刚出苗就死掉了，没有成功，反观学校里的菜地，圆白菜等长得十分茁壮，这使我们心中忿忿不平，决定找个机会给学校特别是冯校长一点颜色看。怎么办呢？有个同学提出来干脆到秋天时帮助学校搞个 “秋收”！这个主意立即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熬过了春夏，迎来了收获的金秋，学校院里的圆白菜也该收割了。我们耐心地等了好几天，终于等到了一个没有月亮而且狂风大作的夜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男生全部出动了。那时，我们都在各个小队负责看田，所谓看田，就是每天到成熟的庄稼地巡视，防止老乡们偷盗粮食，夜间我们也要经常出来到地头和村子各处转转，所以我们夜间出来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学校里除去刘老师外，其他的老师都有家眷，有自己在校外的家，下午放学后就纷纷回家了，而刘老师的老家在太原附近，独自一人在这里工作，因此学校就由他在晚上看守。我们进行了分工，由1个人到刘老师那里聊天，防止他突然从屋里出来到院子里，使大家都尴尬，4个人进学校的菜地割菜，剩下的几个人包括我在知青院里接菜并负责存放。行动开始了。割菜的4个人悄悄地摸进了学校的院子，在风声的掩护下，挥动着镰刀，没用多少时间就砍下了大部分圆白菜，抱回来隔着墙头递给了我们，行动很快，没有几个来回就结束了。我们检查了一下战果，竟然有20多个硕大的圆白菜。当地的圆白菜可不像北京菜场卖的那样小，每一个都有5、6斤，大的甚至有10斤左右，像一个小磨盘。这么多放在什么地方才保险而不被发现呢？开始，我们把这些菜放到库房里，盖上一些杂物，但是，无论谁一眼看去都会发现多出了不少东西，太显眼了，我们又想了一些办法，但是总感到不安全，忽然，我想到了何不放进刚刚挖好的菜窖中？菜窖是我们为了存储过冬的土豆而挖的，一共2个，每个都是相当大的呈矩形的大坑，有一米左右的深度，上面盖上玉米秆，然后再压上泥土。菜窖就在宿舍排房的前面，这时土豆还没有收下来，菜窖是空的，敞开着窖口。我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赶紧把这20多颗大个的圆白菜搬进了菜窖内，垛放在最深处从窖口绝对看不到的位置，然后，把掉下的菜叶等一切可能暴露的东西都打扫干净，最后，仍然大敞着窖口，以免引起外人的怀疑。做好了这一切以后，我们才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各自的房间睡觉。

第二天一早刚起床，就听到房后的学校院内人声嘈杂，不用说，肯定是因为菜被偷的事。我们像无事一样，也装作凑热闹，到学校院子查看。只见老师和学生站满了院子，都没有上课，而是在杂乱地指点着和议论着，再看菜地一片狼藉，一颗颗圆白菜都只剩下挺立着的粗大的根部，地上到处是被丢弃的菜帮，像是遭受到了一场劫难。几位老师正带着学生清点，从他们的口中不时冒出愤怒的谩骂。我们没敢吱声，但心中还有些解气，看以后学校特别是冯校长还有没有胆量和我们知青作对。后来才知道，学校的菜从来没有被偷过，虽说老乡们经常偷拿生产队的庄稼，但是还没有人敢到学校作案，这是因为一来老乡们非常尊重学校的老师这些有文化的人，二来也是更重要的是学校属于公家的地界，偷学校的东西就是偷公家的财物，同样是一棵菜，从生产队的地里和从学校的地里偷拿，罪过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一点上老乡们分得非常清楚，故而他们只是在本小队内的范围干些小偷小摸的事，绝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这次失窃简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除去前面一排房子中的知青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不用判断老师们也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学校向公社报了案，但是捉贼捉脏，没有拿到赃物就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无法定罪。于是，学校派刘老师到我们的房间串门，探听情况。刘老师与冯校长的关系不好，因为出身问题总是被冯校长压制，平时与冯校长常有小摩擦，现在这样的时刻自然不会为学校全心全力办事，同时他并不想跟知青撕破脸，因此，他只是大致地到各个房间都坐了坐，聊天的同时悄悄观察了一番，经过菜窖时，还在窖口停顿了一下，弯腰朝里面看了两眼，然后就回去汇报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接着，从没有与知青打过交道的公社治保主任也来到我们的院子转了转，没话找话地聊了几句，待了几分钟就回去了，算是对学校报案的回复，至于大队干部，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出面。看到了公社和大队的敷衍态度，我们心里踏实了很多，也强硬起来，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也不理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的白眼。其实，前一天晚上虽然风很大，但是我们这么多人来回在学校院子与知青院子之间不停跑动，咚咚的跑步声夹杂着清晰的普通话，周围的老乡们会听得很清楚，也都知道这些知青们干了不光彩的事情，但是，老乡们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绝没有一人开口做证，知青宿舍周围的几户人家在我们来回跑动搬菜的时候，纷纷吹灭了油灯“睡觉”，谁也“没看见”。公社和大队方面对知青的事情不愿意过于插手，对校方安抚了几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去了。这一下学校吃了一个大亏。因为B村一带十分贫穷，一年四季几乎没有蔬菜，全依仗秋天收获的不多的圆白菜和胡萝卜，腌上好几大缸酸菜吃上一年。而现在学校的圆白菜几乎全被我们盗走了，一下子陷入了困境，老师们个个气愤万分，只是不知道如何发泄。不过，学校也有补救损失的办法，那就是给每个学生分派任务，向全校的学生进行征收。实际上每到收获的季节，学生们都会多多少少给学校的老师们送来一些东西，算是对老师的尊敬和答谢，但那都是学生和家长自愿的行为，而且送多送少完全依据各家的实际情况，没有什么标准，即使不送也没什么过多的不良后果，可是这一次不同了，老师们面临着断菜的危险，每个学生无论家境如何，必须给老师们送一定数量的菜!学生们谁也不敢违抗学校的命令，纷纷从家里搬来了圆白菜，同时也就把知青们偷菜的丑闻带回了各个村子，结果，全公社的老乡都知道了B村知青们偷了学校的菜，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不过，好在我们村的知青们这两年多以来的声誉还不错，劳动很卖力，也从没有干过偷鸡摸狗的勾当，从公社到大队都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这件事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从人们的心中淡化、消失，没有进一步发酵扩大。这是我们B村的男知青们在几年的农村生活中所做的唯一的一次集体盗窃行为，虽说事出有因，但是现在想起来，当初年轻，处理事情过于简单、冲动和意气用事，老师们带着学生们辛苦劳作了整个春夏，眼看着要丰收了，却被我们不劳而获，做得确实太不像话，甚至可以说性质恶劣。其结果，对于学校老师们的伤害太大了，而且，由于学校向每一个学生征收蔬菜，把损失转嫁到老乡们的身上，这就相当于我们间接盗窃了老乡的财物，因而我们在事后都产生了一些自责，感到心中有愧。现在受到冯校长的当面指责，我没有抵赖，而是痛快地承认了错误，并向他赔不是，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把我们当初为什么产生给学校“秋收”这一念头的原因向他做了解释，算是与他进行了沟通，这也是我代表我们知青第一次正式向他道歉。冯校长见我态度诚恳地代表知青认了错，也就表示事情就此为止，以后大家还做朋友，还表示欢迎知青们到学校打球等等。这样，“一打三反”运动还没有开展，倒先把我们和学校之间的疙瘩解开了，使得我与冯校长彼此不再有隔阂，能够全心投入到运动之中了。

三．工作队长老叶

我们这个工作队进驻的村子是B村以东5里地的W村，这是朔县最靠东面县界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人口只有200多，分为2个小队。W村的贫穷程度比B村更严重，全村找不出几间像样的房屋，粮食多年不足，老乡长年靠吃国家的返销粮度日。所谓返销粮是在那些产量不能达到农民们基本口粮的村庄，由国家从粮库卖给农民们以补足大家的基本口粮的那部分粮食。在B公社，W村缺粮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因此购买的返销粮也是最多的。W村里主要是张姓和王姓，支书姓张，大队长姓王，这俩人都是土改时入党的农民骨干，是村里的老干部了。

工作队进驻之前村里就已经接到公社的通知，所以早早地为工作队的住宿做好了安排。我和叶队长住在老贫协主席家，老贫协主席和老伴儿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儿女们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只有老俩口。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腾出了一间屋子，作为我和叶队长的居室兼办公室。其他的队员也都妥善地安排好了。

那时，工作队员吃饭按照县里的规定，是吃“派饭”。“派饭”就是到老乡家吃饭，哪天去哪家由大队分配，一天一换。当时的口号是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被分配接待的都是贫下中农。由于工作队员多，一家不可能同时接待，所以，就1人或2人去一家。只要确定去哪家，那么当天的三顿饭就都在这家解决。当时的标准是，一天9两粮票、3毛钱，不分早、午、晚，只要吃一顿，就交给老乡3两粮票、1毛钱。饭费由县里全额补助，粮票自己出。工作队员除去我们知青以外都是国家正式职工或干部，所以他们有粮票，而我们由所在的大队帮助把我们的口粮到粮站兑换成粮票，并且由大队给我们记最高工分，作为我们的工作报酬。

我们的队长老叶高大魁梧，浓眉大眼，虽说是正统的山西人，却很像一位山东大汉。老叶的资历很老，朔县还没解放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他调到我们公社也有一年多了，但是因为经常下村，很少在公社办公，所以原来与他极少接触。这次一接触，就感到老叶与其他的公社干部有极大的不同。

仅从着装看，老叶根本不像是公社副书记、副主任。那时的公社干部基本上是一身中山装或干部装，左上兜插着钢笔。但老叶不是这样，他总是穿一身跟农民一样的中式裤褂，一双解放鞋，腰里别着旱烟袋。如果不是他背的公文包和骑的自行车，一定会把他认成是一位衣着整洁的农民。

工作队完全进驻以后，就应该开展工作了。而搞什么呢？从哪里入手呢？就都要听队长老叶的了。老叶这样对大家讲，现在是春耕春种的关键时期，工作队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村里搞好春耕春种，绝不能耽误了农时，相反一定要搞好今年的生产，在“农业学大寨”方面做出成绩，这一点也是这次运动的一个方面，至于其它的工作等以后不忙时再搞不迟。而且，老叶身体力行，每天早饭后，他都扛上一把农具，卷起裤腿，到田间地头，跟老乡们在一起。到W村没多久，他就把村里的田地跑了个遍，哪块地墒情如何，种了些什么，出苗的情况等等都搞得清清楚楚。在他的带动下，我们也不敢怠慢，每天也尽量到地头走走看看，了解一些情况。不过，老叶为了照顾我，经常让我在家里整理资料和文件，而我也很乐于坐在屋里干这种类似秘书的工作，避免了在外面的风吹日晒。

那段时间，村里的春耕春种搞得红红火火，老乡们的热情和干劲都很高，大家反映多年来就这一年的春耕搞得最好，都盼望着今年会有一个好收成。

每天晚饭后，无论有事无事，大小队干部都会乐呵呵地来到我和老叶的房间，炕上、板凳上随意而坐，一边聊天一边议事。老叶就坐在大家之中，抽着旱烟，与大家一起说说笑笑。话题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聊。大家都直呼老叶而不叫叶主任或叶书记。许多村里的工作也就在这样的半是开会半是聊天中决定和解决了。由于老叶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于生产上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因此村里的干部们也是心服口服，对老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大都愉快地接受。即使有了不同意见也不要紧，可以跟老叶讨论甚至争辩，直到有了结论。看得出，那时每个村干部的心情都很愉快，都很愿意和老叶以及工作队接触，愿意跟工作队讲心里话。

其实，不仅是大小队干部，村里的老乡们也同样把工作队看成亲人，对工作队亲近又信任，许多事情都要听工作队的一句话，不少问题都要工作队帮助解决，甚至两口子吵架，也要工作队断个是非。对于被“派饭”也很热情，大部分人家像招待客人一样，尽自己的力量做出好吃的饭。比如，早饭和晚饭，老乡们都是喝很稀的玉米面糊糊，但是给工作队员喝的往往是稠稠的小米粥，当地就叫“稠粥”。午饭就更是不一般了，很多人家都是蒸莜面，有的还做豆面条。在W村这样贫穷的农村，不要说小麦，就连谷子、莜麦、小豆都是非常珍贵的粮食，不仅是因为这些种类的农作物产量很低，还因为那时学大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限制这些作物而大量种玉米。因此，这些好一些的粮食老乡们一年也只能分到很少的一点，平时根本舍不得吃，而现在为了招待工作队都拿了出来。老乡们还相互打听，哪个队员爱吃什么，尽量做到让工作队员吃得满意。有一次，我在一家吃了用莜面包土豆丝蒸的大饺子，觉得挺好吃就随口说了一句“爱吃”，想不到，接连几家都给我蒸这样的莜面饺子，让我既感动又觉得过意不去。不过，这样的饭食只是给工作队员做的，老乡自己和家人吃的就差多了，经常就是一小笼屉玉米面窝头和蒸土豆。当和老乡一家同坐在炕上，端上来差别明显的饭菜，看到那些孩子的渴望而胆怯的眼神时，真是不好意思一个人吃下去。因此，我们都要留下一大半的好饭而尽量吃一些老乡的饭。由于这里过于贫穷，因而有一些老乡尽管也想给工作队员做好饭，但是实在没有细粮，无奈之下，就采用“粗粮细作”的方法，尽力使工作队员能够吃得好一些。有一天中午，我在一家吃饭，觉得像是高粱面但又与以往所吃的相差不少，没有一点苦涩味儿，口感很好，还有一定的粘性。一问老乡才知道其实就是高粱面，是把外壳彻底去掉以后，用细箩多次筛选得到的高粱面的精华，就像是白面中的富强粉，因此已经完全没有高粱面原有的那些味道了，很好吃。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剩余的没有了精华的高粱面更加难以入口了。如果在富裕的村子，这样的高粱面肯定就作为饲料喂猪和喂鸡了，但是在这个严重缺粮的小村庄，老乡们都是自己吃掉而舍不得有一点浪费。

其实即使吃窝头，对于我们知青来讲也比知青点的伙食好不少，我们村知青的伙食太差了，所以吃饭方面我们知青队员还是挺满意。不过，就是每天吃莜面、豆面，城里的干部们也是叫苦连天。他们都是城镇户口，每个月供应一定比例的细粮和食用油等，还有一些蔬菜和肉类，过的是城里人的日子，现在到村里吃这样的粗茶淡饭，着实有些受不了。但是，他们在老叶手下工作，这些苦可就没地方诉说，只有往肚子里咽了。这是因为，老叶从来就不谈论吃饭的事。

老叶曾经跟我们大家明确地讲过，村里太穷，不要给老乡增加负担，能吃饱就行了。老叶说到做到，自己绝不挑三拣四。按照老叶的意思，派饭不要分配到大小队干部家，都要去一般老乡家。我曾经跟老叶一起去过几家吃饭，老乡给老叶做的饭与给我们其他队员吃的没有两样，甚至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有一个老乡中午竟然给老叶和我端上来的只是一笼屉蒸土豆！即使这样，老叶也没有任何不满，照样吃完，照样付款和粮票，而且没有和任何人讲，更没有向大队干部反映。有了老叶的榜样，其他人还能说什么呢？

工作队在W村的工作虽然得到了村里人的欢迎和拥戴，但是，在“搞运动”这一大事方面却与公社的部署相差甚远。老叶在村里没有给全村百姓开过一次有关运动的大会，也从没有讲过什么阶级斗争的事情，所做的一切都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作。那时，有一个口号响遍全国，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在老叶的领导下，W村光是“促生产”而忘记“抓革命”了。当然，这些情况绝不会逃过公社的掌控。有一次在公社开工作队总结会时，公社书记就含蓄地表示出了对W村工作的不满。但是，由于老叶的资历老，又极有群众基础，也不能对老叶做出什么不礼貌的评价，更不便和老叶争论。而老叶根本不在乎公社书记说些什么，仍然按照自己的工作计划行事。

实际上，老叶也有许多苦闷。他经常在会终人散，屋里只剩下我们俩人时，与我进行一些深入的谈话，讲出一些深藏在内心中的困惑。谈话涉及的都是与当时的政治有关的敏感的内容。也许是基层干部的原因吧，对于国家层面上的大事议论的很少，更多的是对当时“农业学大寨”的一些看法和不满。比如，“学大寨到底学什么，就是深翻土地吗？”“大寨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呢？”等等，虽然我在小队里劳动时经常听到老乡们发这样的牢骚，但是从公社副书记、副主任的口中讲出这样的话，还是感到有些震惊。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可是犯大忌的，特别是在大寨的母省山西，对于大寨的态度就成了判别敌我的唯一依据，一个农业的标杆上升到了政治立场正确与否的标准，现在看起来实在不可理解，然而当时质疑大寨就是反革命！有多少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遭了秧。不过，老叶的这些心里话除去我，再没有与其他任一名队员透露过。

经过一段时间与老叶的接触，我对老叶十分敬佩，非常高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感到干什么事心情都很舒畅，很希望一直同他一起工作下去。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仅过了3个多月，老叶就被县里一纸调令，调到另一个公社担任公社书记去了。老叶离开村子那天，大小队干部和许多老乡都来给他送行，大家说了很多惜别的话，一言一语中流露出对老叶的感激，对老叶的留恋和难舍之情。

老叶走了。一辆自行车驮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卷，还是那一身简朴的农民装，那一双有些泥土的解放鞋。

望着老叶渐渐远去的身影，我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感慨。一个好的干部在一个地方可能不会留下什么故事，可能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老乡们对他的评价也无非就是“没有架子、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贪不占、一心为群众办事”等等这样略显俗套的赞誉。然而，真正能够用行动诠释这些词汇的含义，自觉自然地百分百地按照这些词汇行事，却不是每个干部都能够做到的，而我觉得老叶确实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四．两个老王

老叶走后，公社立即派来了新队长。这就是我们的第2任队长老王，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老王。

老王刚刚从县里调到B公社当副主任，也许是顶替老叶的位置而来的。老王是南方人，原来是县里某个与农业毫无关系的一个局的副局长，这次被下放到公社当副主任有一个原因，就是老王伤害了局里的一些人，大家有一些怨气，把他排挤出来了。因为我们公社是县里最穷的，离县城最远，交通不便，生活又很差，县里的局长当得好好的，生活也方便舒适，所以一般如果不是提升职务是不会调到B公社的，平调本身就有下放的含义。

在当时的“文革”环境下，确实有一些人或者为了私利，或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就昧着良心，打小报告，揭发、诬陷、打击别人，造成他人的伤害。可偏偏老王是一个非常忠诚老实的人，绝非唯利是图之辈，更不会踩着别人往上爬。那么，老王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惹出是非呢？原因就出在了老王的过于老实，过于听话上。老王的忠诚表现在各个方面，尤其对于上级绝对忠诚，上级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地执行。上级要求不能对组织有任何隐瞒，于是，老王就经常主动把自己的思想动态向上级汇报，顺便把从旁人那里听到的一些风凉话和不满的话也如实地捎带了出来。这一下那些人还能有好果子吃？至少也要做检查，严重的还挨了批斗，进了学习班。结果，他汇报的越彻底，那些人就越倒霉，但是，老王自己却浑然不觉，没有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而且，他从没有因为汇报这些事而为自己谋取利益。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了老王的这个特点，跟他讲话就会加倍小心，绝不讲一点出格的话和事儿。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大事，就是“9.13林彪叛逃”事件。这个事件最多到10月初，无论知青还是公社干部们，甚至老乡们几乎都知道了，只不过还没有由国家正式公布，因此都是在下面传递消息。但是，没有任何人跟老王讲，就是几个人一起议论，也一定躲避开老王。这样，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件大事，B公社的副主任，国家干部老王却丝毫不知，直到11月底公社开会传达上级文件。

文件是对公社干部下发的，我们几个知青由于是工作队成员，也破格参加了会议。那天，当文件宣读人念道“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几个字时，老王腾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声喝道：“你在说什么？！”看到老王如此激烈的反应，所有在场的人都无声地笑了。而老王在搞清楚事情，再加上看到大家的表情以后，一下子颓废地瘫坐在了椅子上，再也没有说话。

就是这样一个老王来到W村，当了工作队长。

老王到工作队后，很想好好干上一番。但是，他从没搞过农村工作，更不知道农业生产上的事，再加上他是南方人，说话又有些口吃、唠叨，难以跟队干部以及老乡沟通，因此，很是力不从心。无论开队干部会还是开群众大会，他讲的总是文件和政策上的政治词，与老乡很少有共同的语言。慢慢地，村里的人们与工作队有了距离，老叶在时的其乐融融景象不复存在了。老王的能力不足的表现还直接影响到工作队的威望，队干部们和老乡们都不再像原来那样把工作队视为主心骨和亲人，也就很少与工作队员交往，即使开大小队干部会，干部们的话也很少，再没有以前与老叶那样的争论和说笑，更多的是冷淡和沉寂，一切都好像是在公事公办。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起色。

虽然工作开展得不好，但是老王本人还是有很多优点的，特别是，老王在吃饭的问题上和老叶没有两样，从不挑三捡四，最多跟我们稍稍议论一下。他有胃病，到村里后，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再加上吃粗粮，又没有其它副食，没有青菜，没过多久就开始感到胃口不舒服。开始，他还坚持着，自己吃点药，但是坚持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撑不住了。于是，公社只好把他撤出来，回公社上班。

老王一走，工作队就好像树倒猢狲散，冯校长和李供销员都以本单位有事为由，请假走了。而那几位县里来的干部早已在老王离开前，就以各种理由回单位了。村里只剩下我和小刘俩人。我们没有理由离开，而且离开就意味着回村，又要去过苦日子，于是就坚持留守，等待公社的安排。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公社没有再派队长，而是在一次公社、大队两级干部会上，公社书记宣布由我担任队长，主持W村的运动，继续工作队的工作。我一听就慌了神，会后，赶紧向公社书记推辞，特别说明我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国家干部，甚至连一个职工都不是，仅仅是一个知青，也就是个稍有知识的农民，怎么能领导一个村的运动？尤其还有“整党建党”这一重要的内容。但是，任凭我说破了嘴，公社书记也只是微笑地讲了一些勉励的话，并且说不要管“整党建党”这一项，可以先进行其它工作等等，总之，就是要把W村的一摊儿交给我。我不知道公社领导是如何考虑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对我如此信任，但事已至此，我也只有听从而已。但是，整个工作队就是我们两个知青，再没有其他队员加入，冯校长和李供销员没有回来，公社也没有催促他们，至于其他的人就更是无影无踪了。

自从被任命为工作队长以后，我的称呼也从“小王”被村干部们尊敬地变成了 “老王”，工作队的第二个王工作队长就是我。开干部会时，经常是张支书和王大队长坐在我的左右，有什么事确定不下来，就征求我的意见。那个架势，还真让我感觉到一点点威风。但是，那时我还不到21岁，还是个小青年，不用说与老叶比较，就是与王副主任比较，既没有工作经验，也谈不上政策水平，虽说王副主任不懂农业生产，可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根本无法对村里的生产插上话，更不要说指导了。

但是，总不能在这里每天混饭吃。于是，我和小刘商量后，决定搞点年轻人的工作，具体就是抓一下团支部、民兵和青年的学习和活动。村团支书和民兵连长非常支持，由他们把年轻人都召集起来，只要晚上不开队干部会，我们就和全村的年轻人一起，聚集在大队部，读报、学毛选、宣讲文件等。我发现村里的年轻人对这样的活动很有兴趣，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参加，而且，气氛相当热烈。没想到的是，连村里的那些姑娘们也是从不缺席，表现出了很大的积极性，这一点使我感到意外。我曾经认为这里农村的女孩子很没有出息，既不学习又不劳动，很小的年纪就知道穿的干干净净的等着找婆家，看来是我对她们误解了。其实，她们同样渴望了解外界，渴望学习到新的知识，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她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不能实现自我解放，从而她们无法摆脱传统势力的影响和束缚而走得更远。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帮助团支部发展了几名团员，甚至还帮助民兵连长抽空组织了1、2次民兵操练。遗憾的是，那时村里不要说电视机，就连半导体收音机也没有一台，即使有，收听的也就是那几个样板戏。而学习材料和可供大家阅读的书籍也极少，几乎没有文学性、知识性的读物，否则的话，我们的活动会搞得更好。虽然这样的活动与运动的要求和目的相差甚远，但是，干了这些工作，特别是看到村里青年们的热情和欢乐，心里还是非常高兴，有一些成就感。

在任工作队长的这段时间里，能够由我拍板确定的事情很少，但是，有一件事却是完全因我的意见而确定。当时，已经到了庄稼成熟的季节，又要派人看田了。在选派哪些人看田的问题上，干部们有了一些争执。最主要的分歧出现在一个年轻人身上。这个年轻人是团支部刚发展的新团员，小伙子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还读过本公社的初中，在当时村里的年轻人中间是有知识的人。在我们组织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中的表现都很不错。干部会上，有人提出今年让这个孩子参加看田。但是，张支书不同意。虽然小伙子是张支书的远房侄子，可张支书却认为他有些小毛病，不适于看田，怕他管不住自己。两种意见僵持不下，争执到最后，大家让我拍板决定。我对这个小伙子的印象不错，同时，倾向于让年轻人逐渐担当起村里的工作，于是，我表态赞成让这个年轻人参加看田。张支书见我表了态，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事情也就这样确定了。会后，我还专门找这个年轻人谈了一下，希望他好好干。但是，他干了没有多久，就被人看到从地里摘了不少玉米棒往自己家里拿，而且不止一次。队干部们知道后都很生气，于是一致同意把他从看田除名，回小队劳动。我对这个小伙子非常失望，也对自己的错误决策感到内疚，同时，对张支书非常佩服，觉得这位村里的主心骨能够不徇私情，坚持原则，并且看人很准确，真不愧是一位老党员。

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雁北地区的冬天来得早，过了中秋节，地里的庄稼就基本收割完，剩下的就是场院里的活了，农民们忙了一年，现在也逐渐轻松下来。就在这时，公社召开了一次工作队的会议，对工作队自春天下乡以来的工作情况全面地做了总结，对全公社的3个运动试点村的运动开展情况以及成果做出了评价。总结由公社书记亲自宣读。3个村子依次被评为“好、一般、差”三个等级，不用说，W村是“差”，而“差”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队的领导不力，尤其讲到老叶以及王副主任因各种原因离开工作队以后，W村的工作很不得力等等。这不就是在说我吗？对此我感到万分委屈。因为我曾经明白地表示我不应该担任队长，但是公社书记不同意，是他在公社、大队干部会上亲口宣布让我担当的呀，况且，在这段时间里，公社从没有对W村的工作进行过检查和指导。我们发展团员上报到公社团委时，公社还对我们的工作提出过口头表扬，可是现在为什么一下子又变成都是我的责任了呢？忽然间，我有了一点头绪。事情太明显不过了，其它两个村子的工作队长都是公社的干部，能够随便把他们评为“差”吗？这个“差”给了我是再合适不过了。一来，公社有了一个很完整很出色的总结可以上报，二来，没有伤了公社干部们之间的和气，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只有一个知青不好。这也许就是当初为什么非让我当队长的根本原因吧！想到这里，我反而释然了。我又不是公社干部，就一个知青，给我的评价对于我来讲没有任何影响，有什么可怕、可争的呢？况且，我想公社的总结大概也不会愚蠢到出现“让一个知青当工作队长”这样的词句，至于向县里递交的具体报告内容就是保密的了。所以，我没有做任何争辩和表白，知道任何争论都没有意义，也就默默地接受了这一评价。

五．精明强干的何秘书

既然W村的工作被评为“差”，那么就需要加强领导，重新开展运动。于是，公社决定重新组建工作队，攻下W村的堡垒。这一次，队长由公社何秘书担任，同时，县里派来了林场的王场长任副队长，并带来了3位县里的一般干部。除去我和小刘俩人以外，冯校长和李供销员归队，另外，还撤出了另一个村的工作队，其中的知青男同学小李和女同学小张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小李是我的同学，小张是小刘的同学。一个人数超过10人的强大工作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W村。

何秘书是本公社人，他的家就在W村以北3、4里地的一个小村。何秘书原来是县里的一个重要局的干事，一年多前，调到公社任秘书，职级上提升了一级。何秘书十分精干，政治觉悟高，原则性强，斗争性强，说话干脆利索，头脑反应机敏，又有一手好文笔，公社的文件、报告等几乎都出自他的手，因此，到公社后，立即成了公社书记的有力助手。公社书记下到各村巡视，一定有他骑车紧随。何秘书平时跟人打招呼还比较客气，总带有一些微笑，但是如果何秘书不笑的时候盯住你看，你一定会感受到他那审讯犯人一般的犀利目光。

王队副是个嘻嘻哈哈很随和的人，好像对什么事都不太在乎。其实，王队副有了不起的经历，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他是一位连长，真刀真枪地和美国鬼子较量过，还负过伤。也许是因为经历过生死的考验，他对搞农村的运动这点小事并不放在心上，一切听从何秘书的指示，尊重何秘书的意见，甘当配角，从不计较任何事情。

何秘书率领下的工作队进村以后，立即与老叶任队长时有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工作队员不再分散住在老乡家，而是按照何秘书的意见，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集中住在一起。这样，除去两位女队员，男队员们都住在了一个大院子里，成为工作队的驻地和办公地。这个大院子是哪位老乡的还是大队的，现在我实在回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院子很大，房间多而且宽敞，好像还是新盖不久的。我、小李和何秘书住在同一间屋的一条炕上。大队还专门派了一个老乡照顾工作队的生活，就好像是机关里的勤杂人员，每天给工作队担水、烧炕、打扫卫生，让工作队员从这些生活琐事中脱离出来专心工作。说起担水，原来我和老叶一起住在贫协主席家里时，老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看到水缸里的水不多了就立即抄起扁担和水桶去担水。有几次我和他争都没有争过，他总是笑着对我说：“你哪里能和我比。”。而现在，再不用自己担水，坐享其成了。

另外，在吃饭的问题上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何秘书好像深深了解W村，对于我们曾经的伙食状况一清二楚，不知道是谁跟他嚼过舌头。进村后不久，在一次全村群众大会上，何秘书对老乡们做了一番与运动有关的讲话以后，突然把话题一转，异常严肃地说道：“工作队是受公社党委的派遣到这里帮助大家的，是为了给大家办事的，很辛苦。但是，前一阶段，有些人却没有把工作队当成亲人，不情愿给工作队员做饭，给工作队员吃的很不好。谁家没有个客人，难道来了客人，你也给人家吃这么差的东西吗？！这是对工作队什么感情？！这是对党什么感情？！”。老乡们听了都低头不语，会场也立刻鸦雀无声了。何秘书讲完后，大队保管站出来讲，最近秋收大家都很累，很受苦，大队为了照顾大家的生活，决定给每户先发5斤麦子，改善生活，会后到大队粮库领取。这5斤麦子该进谁的嘴，不用说，老乡们都心知肚明。从那天以后，村子里家家户户开始过年，开始轮流给工作队员过年。莜面、豆面都退居二线，代之是白白的大馒头、白面的面条、黄米面的炸糕，甚至还有人想办法搞点肉包饺子、炖肉，简直是在搞美食竞赛，唯恐比别的人家做得差。原来哪家有点存货大家相互并不清楚，但是现在每户的5斤麦子都明摆在那儿，谁也赖不掉，再不拿出来给工作队做饭吃，不等挨批还等什么。

在“与贫下中农同吃”这一点上，何秘书也有他独特的见解。何秘书说，为什么只是去贫下中农家吃饭？地富家更要去。他们更应该对工作队做更多的贡献，我看哪个敢下毒？！何秘书分析的确实非常透彻。全村穷得没有一家有资格被划为地主，就只有两户富农，平时受批判和监督，在村里抬不起头，一直是另类。现在突然说工作队员要来家里吃饭，简直如天赐恩情一般，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这样一个与其他社员平等的机会千载难逢，正是要好好表现的时候，哪里还有什么下毒的念头。不过，在经历了土改以及接连不断的众多运动后，富农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不如一般的贫下中农了，但即使这样，每次接待工作队员也是竭尽全力倾其所有，毕恭毕敬。

这些还不算完。到村里不久，有一次何秘书跟支书和大队长诉苦道，工作队每天要工作到很晚，等睡觉时，晚饭都消化完了，经常忍着饿睡觉。何秘书说的也是实情。老乡们大多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吃晚饭，然后就早早睡觉了。但是，工作队通常都是要晚上开会，再加上聊天，不到半夜不会休息，等到睡觉时确实有饥饿的感觉。支书和大队长从何秘书的诉说中听出了话外之音，马上心领神会地送来了几十斤白面粉、几十斤荞面粉、几斤胡麻油，还杀了队里的一只羊。那时，天已经上冻，羊肉就扔在院子的一口缸里冻着，随吃随割。于是，每天晚上，工作队除去开会以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做夜宵、吃夜宵。有时，有的人甚至晚饭不在老乡家吃，就等这顿夜宵了，这样还节省了晚饭的3两粮票和1毛钱。

吃住无忧后，工作队员一个个精神饱满，开始着手搞运动。

六．批斗会

那时已经是10月底，村里的农活基本都已经结束，进入了农闲时间。但是，由于“农业学大寨”，不能休息，要变农闲为农忙，因此，白天男劳力们除去积肥的以外，都到地里去深翻土地。不过，农民们都知道该怎样做，选的土地净是些基本不长庄稼的盐碱滩，糊弄一下，绝不会在好地上乱挖。虽然不休息，但是终究比农忙时轻松多了，因此，工作队也就有了大量的时间给大家开会，开各种会，进行教育、动员，讲解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揪出本村的“走资派”。不知道是公社的意见还是何秘书个人的主张，这次工作队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了王大队长身上，要揪出这个“走资派”，而对张支书要进行保护。

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工作队对张支书和王大队长的冷热不同的态度，使老乡们也都渐渐察觉出来，而王大队长则更是心明如镜。于是，王大队长就采取了拉感情的策略。那时，工作队驻地已然像是一座衙门，队里的干部们没有事，绝不会到工作队的驻地串门了，再没有像与老叶那样边聊天边议事。但是，王大队长晚上经常自己到工作队驻地坐坐，和何秘书以及队员们聊天，帮助做夜宵，对工作队的每位成员都很热情、关心。王大队长做的一手好饭，刀削面、荞面猫耳朵做的都很地道很好吃，不过，他从不和工作队一起吃夜宵，每次帮助做完饭后，就叼着烟袋笑眯眯地蹲在一旁看着大家吃。然而，这一切对于何秘书没有任何作用，丝毫不能改变何秘书的计划。

经过一段时间仍然没有找到王大队长的把柄，很让何秘书不满意。于是，工作队决定采用迂回战术，寻找突破口，然后再深挖。

突破口就选定为一个王姓的老乡。这个老乡将近40岁，也是贫农，家里很穷，没能娶上媳妇，是个光棍汉，和老娘住在一起。光棍汉在当地是要受到一些歧视的，而这个老乡也确实有一些缺点，常常以光棍为由，表现出一种天王老子都不怕的劲头，与他人吵架拌嘴的事时有发生，干活也吊了郎当，还有些小偷小摸的行为。总之，他就是属于村里的泼皮之类，与村里人的关系都不太好，而选择他作为突破口，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

有了批判对象，就可以召开批判会了。于是，在工作队的召集下，开始隔三岔五地在大队部对这个老乡进行批判，要他坦白问题。原来何秘书分析张姓的农民们会比较积极地参加批斗，但是出乎意外，从张支书起，并没有多少跟随工作队大搞批斗的人，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表态，也只是轻描淡写地骂上几句而已，而王姓的老乡更不会多说一句话了。王大队长几乎就没说过话，始终沉默着、观察着。这样一来，被批斗的这个老乡有了主意，无论工作队和别人怎样批，就是不说一句话，干脆做了个哑巴。大队部的房间不大，每次批斗会都挤满了人。因此，虽说已经是寒冷的冬天，但是在明亮的马灯下，屋里却是热气腾腾，几乎每个人都是一头汗水，汗馊夹杂着老羊皮袄以及旱烟的臭味弥漫在整个屋子中，使人感到头昏脑胀，尤其是那个老乡，每次开会，汗珠都会不断地从头上滴落下来。连续开了多次批斗会，却始终没有收获和进展，没有从那个老乡嘴里得到一点点希望得到的东西。真不知道白天干活，吃的又远没有工作队员好的那些老乡们，晚上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就连我们这些白天休息，晚上开会，一日三顿美餐外加夜宵的工作队员也都熬不住了，情绪上产生了一些急躁，特别是小李同学。

小李同学与我同校同级但不是同班，因此他在B公社的X村知青点，原来在学校时大家都认识，但是并不熟悉，直到插队以后才有了较多来往。小李同学人很是聪明伶俐，跟何秘书非常谈得来，对运动的认识比我们其他的几个知青都深刻，积极性也最高。在这样不断的批斗会中，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争精神。但是，现在他也忍受不住了，露出了比其他人更明显的焦躁，终于有一天，他的这种情绪在批斗会上爆发了。

那天，批斗会上一如既往，那个老乡仍然低头闷坐，一言不发。就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批判时，突然，“啪”的一声，小李同学用手中卷起的报纸卷，狠狠地打在了那个老乡的后脖子上！这一下倒不会多疼，因为就是个报纸卷，但是声音很响。所有人都被这个响声震惊了，屋子里立刻静悄悄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小李同学。只见小李同学涨红了脸，气哼哼地训斥着：“你说不说？！气死我了！说！快说！”说着，又“啪啪”地打了2、3下。会场开始有些骚动了。有些人跟着嚷嚷起来，还有几个小青年像是壮了胆子，冲上前也要动手。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尽管如此，那个壮汉仍然低着头，保持着沉默，不过，我清楚地看到，在他那满是汗水的脸上流淌下了几滴泪水。突然，我的心中震颤了一下，对这个汉子产生了一丝丝怜悯。我不禁想到了曾经被关在“牛棚”里的父亲，是不是也像这个老乡这样被批斗过呢？

这时，只见张支书来到何秘书身旁与他耳语了几句，何秘书点头后，张支书站起身大声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儿吧，大伙儿散了散了。”听到张支书这样讲，有不少老乡赶快离开了会场，壮汉也随几位亲友慢慢地向家里走去，当天的批斗会就这样收场了。

回到工作队驻地以后，小李同学仍然亢奋不已，不断地向大家特别是何秘书表达着他内心的愤怒之情，何秘书微笑着，不时点点头，表示对他的赞许。忽然，何秘书转过头，黑虎着脸盯着我，对我说道：“小王，你为什么在会上不讲话？”何秘书的问话和他那刺人的目光一下子使我心中无比恐慌，好像我就是一个被批斗的对象，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还好，何秘书见到我如此的窘态可能感到自己的话有些严厉，于是，微笑又立刻回到了脸上，带有一些鼓励地说：“年轻娃娃多学习一些，多锻炼一下，要向小李学习。”

我何尝不想向小李同学学习呢？自从小李同学加入到W村的工作队以后，我就发现小李同学比起以前来，政治觉悟提高得特别快，阶级斗争的意识非常强，对农村形势也很有见解，每次工作队开会都能侃侃而谈，而每次的批斗会也必要大讲一番。我自愧远不如小李同学进步得快，也很想在批斗会上像他那样慷慨激昂，充满斗争精神。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曾试图了几次，可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我甚至感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去批斗别人，特别是在经历了招工未走成的沉重打击以后，这种想法越发强烈。这是不是因为我的家庭问题而我又没有彻底改造自己呢？但是，小李同学不也……吗？

如往常一样，何秘书总结了当天的情况，布置了第2天的工作，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说笑着吃夜宵。饭后，又轻松地闲聊了一阵儿就分别回到各自的房间睡觉了。

然而，就在大家睡下的几个小时后，出事了！

七．惊魂的黎明

“我的儿跳井啦！！！……”

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刺破了黎明前的夜空。我一下子从熟睡中惊醒。就在窗外，一个老妇人正在嚎啕大哭，并且撕心裂肺地不断呼叫着“我的儿呀……”。

黑暗中，何秘书急促地低声说道：“快起来，快起来，出事啦！”我和小李同学摸着黑慌乱地穿上衣服，跳下炕，点亮了油灯。也许是刚从温暖的被窝中出来，也许是受到了惊吓，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不禁连打了几个寒战，身上不住地瑟瑟发抖。这时，其它房间的冯校长和李供销员等人也都衣冠不整地跑进了我们的房间。每个人都紧张万分，面面相觑，手足无措。怎么回事？谁跳井啦？莫非是那个老乡？生死如何？……一连串的疑问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还是何秘书沉稳老练，见过世面。他没有明显的慌张，低头稍微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巡视了一下每名队员，忽然用手指着我和小李同学说：“你们俩人先去看看情况。”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禁不住怦怦乱跳，

“就我们俩人去？”

“对，就你们俩人去，搞清情况回来告诉大家，快去快回！”

何秘书的回答坚定而不容置疑。

我的大脑像是瞬时短了路，一阵阵发蒙，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无助地看了看其他的队员，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但是他们谁都没有说话，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地要和我们一起去。然而，他们的表情却明显比刚才舒缓了许多，甚至有一些欣慰写在了他们的脸上。我读懂了那些表情，知道不能指望他们，只有靠自己了。

去吧！狠下心来，走！

于是，我们俩人拿着手电筒，推门而出。刚踏出房门，呼啸的寒风就把我吹了个透心凉。抬头望去，星星还没有完全退去，天边刚微微发白。我紧裹着棉大衣，硬着头皮，跟在老太太的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她的家走去。

恐惧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虽然已经20多岁了，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死亡，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血腥，即使1966年8月“破四旧”的浪潮最汹涌的时候，我也因为生病住院而没有见过那些惨烈的场面。可是现在我却要去死亡的现场调查了解情况！等待我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我的头脑中不断翻滚着传说中的各种可怕的自杀形象，胡思乱想地跟着老太太来到了她的家。

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里里外外都站满了人，几乎没有一点声音。人们见我们来了，自动闪开了一条缝。我们低着头，众目睽睽之下穿过了这条人的缝隙，走进了屋子。屋子里也站满了人，鸦雀无声却令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压抑。王大队长正蹲在炕沿上，低着头，一个劲儿地抽着旱烟，知道我们来了也不抬头打个招呼，继续嘬着他的烟袋，全然没有了平时的热情和笑脸。他的身旁横躺着一个人，就是自杀的那个人！我壮着胆子，鼓足勇气和小李同学一起远远地朝那人看了一眼，不过这一看倒使我紧揪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没有看到任何异样！我们俩都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于是，我们走到炕边仔细地看去，果然就是挨了小李同学几下打的那个批斗对象。只见他仰面躺在炕上，紧闭双眼，轻轻地呼吸着，好像正在熟睡，在小油灯的照耀下，脸色有些蜡黄，头、脸以及所有露出的皮肤上并没有一点伤痕，只是黑色的棉衣上满是黄泥，而且越往下越多，尤其是裤腿和脚上有一层厚厚的泥土，但是全身却几乎没有水迹。这时，在W村当赤脚医生的小陈同学也跑来了，他给那人进行了简单的检查以后，低声告诉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正常了。有了小陈同学的检查结果，我们彻底放了心，于是，胡乱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借口查看现场，赶紧退出了这令人窒息的屋子。

现场就在院门外。所谓的“井”原来不过是自己家里挖的一口土井，深不过2米左右，而且早已干枯弃用，只是井底还有一些湿泥。但是井口很小，冬天穿的棉衣又厚又沉，如果头朝下跳进去，还是有一定危险，往上救也会很麻烦。而从那人身上的泥土看，应该是腿朝下跳进去的，所以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另外，那个人是真的跳进去了吗？现场很乱，天还很黑，看不清救人的痕迹，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讲述详细过程，更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证明事情的真实性。在我们查看的过程中，虽然周围一直有很多人，但是安静得可怕，老乡们都保持着深深的沉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出了初步结论，这不像是投井自杀，倒像是演出了一场戏，是有人给那个老乡出了主意，制造出了这样的一个事端。至于谁是导演，不用任何人讲我们也能猜的八九不离十。这场戏明显就是演给工作队看的，宣泄的是对于工作队批斗的不满和反抗，是一种无声的强烈抗议，同时也是出于无奈而被迫选择的一种方式。

搞清了情况，我们急忙返回到驻地，向何秘书和其他的工作队员做了汇报。听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后，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但是经过这一折腾已经没有了一点睡意，大家就坐在炕上，闲聊着度过了这个惊魂的黎明。

事情过后的一天，冯校长趁周围没人的时候悄悄对我们俩人说：“你们两个知青的胆子可真大呀！让你们去就去啦？”我们很奇怪他为什么这样讲，怎么能抗拒何秘书的命令呢？问他原因，才知道原来冯校长经历过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恐怖。

那是1964年。中专刚毕业不久的冯校长随社教工作队去外县搞“四清”。那时他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热情高涨，积极向上，干劲充足，无论什么事都跑到前面。一天，有人到工作队的驻地报告说有个批斗对象自杀了。于是，就像我们一样，他也被队长指派去看一下。冯校长毫无思想准备地直奔现场，推门而入，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炕上、地上、墙上满是鲜血，一个人正在炕上挣扎，还没有断气，头奇怪地歪扭着，鲜血还在不断地从脖子上的大口子涌出！冯校长双腿瘫软得几乎坐在了地上，他怪叫着挪出房间，跌跌撞撞地回到驻地。连续几天，他无论睁开眼还是闭住眼，那个血腥的场面总是在眼前晃动，直搞得他很长时期都无法安稳地入睡。从此，他的心里永远留下了那个恐怖的情景，并且一旦听到有人自杀就禁不住发抖，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听了冯校长讲述的遭遇，我不禁浑身一个劲儿冒冷气，心里充满了后怕。如果那天那个人真的淹死了，该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呢？像我先天胆量就极其有限，精神还不受到巨大的刺激？我们俩人还能轻易地全身而退吗？特别是小李同学，又该如何向那位老乡的家人解释那几下抽打呢？谢天谢地，没有发生那些可怕的事，也让我们俩人躲过了一劫。其实，即使是那天的假自杀，如果不是我们两个知青而是其他的队员，尤其是何秘书去现场的话，看当时的那个阵势，恐怕不费一番周折是很难回到驻地的。我们俩人替工作队特别是替何秘书顶了个雷，一颗幸亏没有爆炸的大雷。

八．意外的结局

这件事以后，不能再继续开批斗会了。这是因为，第一，不能把那个人再拖来批斗，总得让人家缓一缓，休息几天。第二，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那个人偷盗了什么，干过什么坏事。第三，工作队的最终目标也不是这位老乡，而是“走资派”。除去这些以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再出现自杀的事情，哪怕是这样的假自杀。虽然说当时还是“文革”时期，但是如果被群众说成“工作队打人＋自杀”，传播开来，汇报上去，则工作队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清楚，更没有人承担得起责任。况且，虽然这次是假自杀，但是谁知道下次是不是真的呢？

不过工作队也不能就这样被吓住而畏缩不前，特别是何秘书心有不甘。运动还没有取得任何成绩，运动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必须要继续下去！于是，经过工作队开会研究，决定干脆查账，直接进入主题。这一下李供销员来了干劲，查账他最在行，也该是他表现一下的时候啦。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大队会计和保管似乎早已知道该查账了，立即很配合地交出了一摞账本，没有设置任何障碍，也没有寻找任何借口拖延。李供销员拉开了架势，我们几个知青协助，每天在屋子里从早查到晚，非要查出个什么大问题，立个大功。

然而万万没想到，事情突然发生了意外的巨大变化。几天查下来，还没有找出本村的什么问题，却在一个账本中发现有一条竟赫然记载着何秘书几年前为了家里盖房子从W村拉走了一车木料，至今未付款！还有何秘书的签名！这一下，李供销员傻了眼，足足憋了两天以后，才迟疑地拿出来给何秘书看。何秘书一脸尴尬地看了账本，顿时打了蔫，几天都沉着脸不说话，就像是一头受了伤的雄狮。看来何秘书是真把这件事忘记了，不然怎么会给自己挖个大坑自己往里跳呢？依照何秘书的能力和智商以及斗争经验，无论如何也不会做这样愚蠢的事呀！但是，房子就盖在自家的院子里，每天住着，每天看着，又怎么可能忘记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是觉得在这个时候大队会计和保管拿出这样的账本，也太有戏剧性了。我不由得对这两位平时总是点头微笑，总是小心谨慎，总是对工作队惟命是从的农民刮目相看。在这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远离城市生活，贫穷得吃国家返销粮的偏僻村庄，农民们在连接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和策略，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学会了怎样表达不满和抗争，这一切真让人唏嘘不已。

如此一来可就真不知道运动该如何往下进行了，何秘书也没有了一点主意。这时已经过了1972年的元旦，村里的知青们都回京过年了。于是，我们几个知青队员也以回京探亲为由，向公社申请回家。公社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的申请，这样，我们几个人就带着行李卷离开了W村，告别了工作队，从工作队队员恢复到我们的知青身份。至于工作队以后又做了哪些

工作，什么时候撤离的，怎样做的工作总结等等都不再与我们有关了。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从1972年春天起，这一场运动没有再开展下去，只是进行了一年就草草结束了。至于W村，听老乡讲，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一切都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