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第三章父权文明

                   母系文明衰退与生育限制猜想

在人类漫长的部落文明时期，父系氏族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体系，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又一深刻的变革。人们已经开始普遍使用生产类食物、磨制石器，发现了制陶技术、青铜冶炼技术，驯养了绵羊、猪和牛，人类开始掌握了以石磨磨面，用纺轮织布，借畜力牵引驮运，用泥、石、木头筑修房屋，部落逐渐扩张和简单的城堡也开始形成，交换和贸易都出现萌芽。大多数学者把父系地位提高这种变革归结于是男性在生产力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才取得了适应性地位，认为是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男性在族群社会中心自然形成，这其实还是比较片面的。从母系文明社会发展到父系文明社会，与其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实更多的可能是男女之生理差异的必然结果。

远古人类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母系和父系的氏族文明应该是同期并进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各部落是女性还是男性当家，未必完全相同。但是我们却可以判断，母系氏族的人口繁衍显然是远远不能比及父系氏族发展的快速度，这就势必造成母系文明在部落间相互的兼并争斗中失去了胜出的人口基础。同时男系首领内部可以形成的聚合力、控制力，也往往是女性首领很难实现的，女性在孕育和哺乳期间需要付出的代价都非常现实地影响着女性在内部掌控中的竞争力，在当时的条件下种种困难着实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父权演进成为人类社会如此长一个时期的主导文明是生存环境倒逼，物竞天择的结果，也是大自然对于男女性别分工的必然经历。

盛极而衰的规律,在原始人群母系文明时期同样没能例外，从考古发现分析，大约在距今 5000 年前后，远古母系氏族文明就逐渐为父系氏族文明所超越，人类历史开始慢慢进入男权处于主流的时代。近似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在中国发现的有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以及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等;在西欧发现的有法国北部沿海和英国一带以巨石建筑物为典型特征的青铜文化、中部欧洲则有乌尼蒂茨文化等都比较明显表现出父系氏族文明的征象痕迹。父系氏族文明按男方血统区分族群世系，在父系氏族社会里，男子开始成为族群和人类社群的主宰，财产由确定生父的亲子继承，妇女在族群内部开始降为从属地位。可以肯定地说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是促使母系氏族文明整体向父系氏族文明转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样可以肯定不是最直接的原因，因为这些都只是外部条件因素。然而，父系文明的开启为人类长远发展打开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早期人类的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应该是同时并进又相互衔接并互相竞争着的两类组织形态。通常状态下，原始男性们以捕猎大型哺乳动物为主，如野猪和鹿，或者从蜂窝中收集蜂蜜等需要攀高的危险性劳作;而原始女性们则从各种植物上采集水果和昆虫幼体、挖掘植物根块食物，同时照料孩子等劳作。为了保证带回足够多的食物供大家享用，男性们经常会连续多日在外追逐动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显现出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男性们的体能消耗和肉食摄入比女性比较相对的会多一些，长期下来体格变化就自然出现差异;另一方面，女性的收获则是可以比较稳定的，基本能够每天保障，丰富的植物果实能够使女性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但是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收获去养活其他许多人。所有我们可以判断存在有这么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原始人群迁游生活初期，各族群依据血缘抱团，基本上处于听天由命，抵抗灾害的生存能力极弱，相互间也自认同生和育的母亲关系，族群首领即使有男也有女，但是大家在恶劣生存环境里，随着母亲，谁有本事组织大家吃饱，大家自然也就跟谁混，这样的丛林法则在社会动物中是常规状态。上一章我们也讨论过，因为女性的食物获取能力比较稳定，又加上母亲先天的孕育和哺育亲情，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得到充分发挥，这阶段的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比较，肯定就比较有优势，母系文明自然就得到了发展和壮大，这样的情况应该一直发展到原始人类进入部落定居的“前半场”;第二个阶段，就是随着的农业、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以轮制陶器和畜力利用等工具的创造和提高，物产不仅有了多余，而且能够储存，这样人口的生产力自然也显得更为重要，而大家聚居和血统认同很自然地促使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文明全面演变。这个过程是怎么变化的呢?

考古研究者挖掘发现，在中国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已经使用石、骨、蚌、木等多种质料的农业生产工具。而河北邯郸涧沟遗址出土了穿孔蚌锄和扁平长方形的石铲。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也曾发现双齿木耒的痕迹。长江流域则流行石制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耜、石锄、石犁等。这些进步的耕耘工具，提高了开垦土地的能力。而各地收割工具的种类就更多了，有石刀、陶刀、石镰和蚌镰等。收割工具的广泛使用，表明农作物的收获量有较大的增加。

农业的发展也自然促进了家畜牧养业的提高。牧养和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尤以猪的数量最多。邯郸涧沟的一个灰坑中就有 21 个猪头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26 个龙山文化灰坑中发现的家畜骨骼比 168 个仰韶文化灰坑中的家畜骨骼还多。游牧部落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快发展。

即使在一个原始部落中，趋利的本能大家还是都具备的，什么样的行当好，人们自然而然就开始转向这一产业。就拿农耕为主的部落说，因为耕地不断扩大，狩猎和渔猎的范围日趋缩小，收获也就更少。自然男人们也就逐渐参加到农耕劳动中来了。而农具的改进，尤其是犁耕的出现，增加了劳动强度，男性身强力壮，又没有生育的负担和孕哺的牵挂，他们改进种植技术，创造新的工具，逐渐在生产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制陶业和青铜的冶炼技术进步最为显著。在过去慢轮修整陶器的基础上，人类又发明了快轮的新技术。不仅制造的陶器形状规则，厚薄均匀，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窑室扩大，可以容纳更多的陶器，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支火道和窑箄孔眼增加，使热力能够充分利用。人们已经掌握了封窑技术，因而烧制出大量的灰色陶器。制陶业生产程序多，工艺复杂，尤其是采用新技术以后，逐渐发展成颇具规模的独立手工业生产部门。从事制陶业的劳动者也脱离农业生产日益专业化。制陶业技术性强，体力消耗又大，已非女性力所能及，一般都由男性承担。制陶业是父系氏族文明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也确立了男性在手工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

考古发现在公元前 7000 年西亚人就有冶炼青铜的试验，到了大约公元前 3000 年青铜工艺传播到欧洲的爱琴海区，开始作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后来多瑙河流域以北地区成为青铜铸造业高度发达的地方，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这里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已经相当高度，各种宝剑、战斧、满布精细花纹雕刻的各种装饰品和器具，由多瑙河流域的作坊广泛散布到邻近各地区。青铜镰刀和马勒等遗物说明，农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马匹也已驯化用作骑乘。还有来自东地中海区的珠子和首饰制品，也说明这里已与外地发生了活跃的交易关系。

青铜时代的欧洲人，绝大多数处在原始社会向文明过渡的时期，许多部落已实行父系氏族社会。从出土青铜物品图案看，在早期农业部落那种盛行的丰产女神和母神崇拜已降到次要地位。此时崇拜男性祖先，尊敬神化的英雄和有功绩的军事领袖，已居首要地位。此外，与敬仰太阳有关的崇拜兴盛起来了。青铜器等工具的普遍使用，人类生产力有了提高，促进了从族群集体的劳动开始向个体家庭劳动的过渡。

在中国也发现有大量青铜器，多是深埋地下的随葬品，保存非常完好，在河南安阳一个妇女的坟墓里就出土了 468 件青铜器，其中礼器 210 件。主要应用于祭祀用品。1975 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长流爵，为商代早期遗物，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器。 长流爵是古代饮酒器，胎壁较簿，器表粗糙，纹饰简单，确为中国早期青铜器的特点。

中国大汶口文化墓葬，男女随葬品的差别十分清楚。男性以农业生产工具和木作工具居多，女性则主要是纺轮。男女劳作分工的变化，使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处于从属地位。除生儿育女之外，妇女仅从事纺织、炊煮等繁琐家务劳动。

而新材料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为经济条件改善提供了保障，更为人口集聚创造了条件，工具技术的发明又对劳动力提出了需求，这一切逐渐酝酿着人类社会即将发生的变革。

虽然最终影响文明兴衰的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质量、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方面的因素。但是人口数量仍然是基础条件，一切文明的力量随人口数量上升而扩散开来。虽然人口多并不一定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见《论实证精神》孔德，黄建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最古老的犹太教就特别强调，婚姻和繁衍后代是人的神圣义务，犹太教义鼓励教徒结婚和多生多育。甚至于犹太律法禁止女子在其月经来后 12 天内与男子同房，这间接促进了夫妻在女子排卵期进行性生活，从而达到多生多育的目的。那时的土地和山头都是要靠人手去抢占的，并逐渐形成先到先得，要多占山头，就必须多生子女、多占地盘，近处适合耕种的山头占稳了，再往外扩张，争抢。而母系文明的部落，由于一个母亲的生育周期和生育能力所限，即使一妻多夫也无助于女性生育更多的子女，也不可能生产大数量的血亲子女队伍。而父系文明主导的部落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夫多妻的可能创造的人口要多得多了。特别是男女间选择配偶还存在着根本性的习惯差异，那就是男性往往追求的是配偶的数量，而女性则更加关注配偶的品质、能力、外貌等等，这两种择偶差异导致的人口繁衍结果完全是相反的。如果说物质生产力使得男性得以体现优势，那么人口生产力更加让父权的族群发展上占据了天机。

当然原始人群在扩张和集聚定居过程中，最直接面对就是婚配方式的变化演进。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直认为，人类最早的婚配方式是垄断制。他甚至以非常刻薄的口吻反驳一夫一妻制：带着妓院的眼睛看待原始形态，是得不到正确认识的。那么这种垄断制和群婚制又有什么差别呢?在原始群体生活状态，婚配伴侣应该不会是充分资源，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竞争状态，而垄断制的竞争是摆在明面上的肌肉以及相应的作用力，群婚制的竞争是暗地里的性能力。当然母系文明阶段，这也是女性处于优势地位的重要条件，因为需要多个男性提供足够的食物才能够生存下来，婚配的主导权天平自然倾向女性的，然而女性受条件限制非常大，因为再多的伙伴交配对于身孕和繁衍是没有直接受益的。而随着食物的丰富，一个男性可以足够保障一个甚至几个人维持时，婚配的主导权天平必定倾向了男性了，而且男性没有孕期和哺乳的牵挂，在繁衍子嗣上就有了优势。假使任由女性自主，更大、更强壮的男性必然更有可能在交配权的竞争中胜出，而落败的男性则无奈他何。性能力越强大产生的后代越多，这些后代在进行婚配，久而久之，那些性能力较弱的同类就被自然选择淘汰掉了。当然，女性的基本地位始终是稳固的。因此，对于原始人类婚配关系的进化研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认知明显不同，生物学家认为，婚配方式通常是由群婚制向垄断制，即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制，再向一夫一妻制进化的。但是也可能出现倒退的情况，比如由一夫一妻制退回到垄断制。生物学研究发现，在整个地球上大约有 4000 种哺乳动物，而这些哺乳动物中只有 3%选择了一夫一妻制，如果将研究范围再缩小一点，灵长动物中一夫一妻制占到了 18%，这个比例可以说已经相当高了。群婚现象越严重的物种，每个雄性都有与每个雌性交配的权利，但是每个雄性拥有的后代是绝对不均等的，这取决于雄性的性能力，换句话说与智力发展及族群内部公平关系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是什么动力推动最终人类形成一夫一妻制的婚配规则?显然不是女性，几乎所有女性天然喜欢个头大、思维敏捷、有强健体质的男性，这是自然基因的选择。那么拥有垄断主导权的男性首领和勇士显然也不可能，他们同样拥有自己丰富的选择权，而那些不能够满足平等婚配权的人们想要让首领阶层达成妥协，就意味着这些男性必须拥有了与强大的首领们抗衡的力量，自然就必须借助工具，因此有社会学家认为：人类最初始的武器，不是诞生于部落间争斗，而是原始人类婚配权争夺的工具。

当然男子还必须确认自己的子女，才能够保住自己血脉的延续，这就改变了大多数部落世系以女性血缘为主的传统，最终按男性世系的部落越来越强盛，并且将财产和管理的地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子孙。人们在漫长的观察归纳中逐渐发现，认知到男女性关系与生育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随着这种性关系专属权和子女亲缘确定，形成了家庭观念，催生了人类社会私权的原始萌芽。

母系氏族文明的衰退，虽然和经济条件、生产力发展有必然联系，但是女性繁衍生育的先天约束应该是限制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原因。另外，男女寿命的差异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男女性别在大脑进化中存在不同步。当然我们一直认为承认差异并不是评价优劣。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生产的理论，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虽然马克思没有对这两大生产的关系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但是现代科学会逐渐认识到这两大生产的思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重要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