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之旅》（The Journey of Humanity）一书中，以色列裔经济学家、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从宏观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口增长曲线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将19世纪人类社会的增长与繁荣归因于：迅猛的技术革新赋予教育更高的价值，家庭为此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资源精力，而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生育太多孩子——对整个社会而言，下降的生育率保证了生产力提高的成果不会被过快消耗殆尽，反而带来创新和进步。这一良性循环持续至今，盖勒在书中乐观地认为，人口下降不仅能使得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并且可以减少碳排放。
在充满了动荡和不确定性的当下，他启示我们从一种长期主义的视角中汲取信心与力量。考虑到气候变化正在迫近，盖勒认为，生育率下降能够减少人类物种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为技术创新争取更多时间，以便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生产力停滞和人口增长
对人类社会的繁荣形成掣肘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基本情况。自1962年以来，全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千百年来，生产力停滞和人口增长对人类社会的繁荣形成掣肘，使人类总是在一段时间的增长与繁荣后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当我们回顾人类存在的历史，我们会发现99.9%的时间里，人类的生活水平在温饱层面上下波动——人均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预期寿命在30万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在25-40岁这一狭窄区间内波动。大约200年前，人类社会突然出现了一个剧烈变化，19世纪初以来，人类的生活水平迅猛提高，全球平均人均收入提升了14倍。
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的大脑让人类具有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最初的创新非常原始，比如用一种石质工具取代另一种石质工具、发现和使用火，但慢慢地，人类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些资源让家庭能够养育更多的后代，并带来人口增长。在人类存在的整个历程中，这一互动都意味着技术进步支持着人口增长，更多人口带来更多潜在创新者，推动更大的技术进步。这就是我所说的变革之轮：人口结构、人口规模和技术进步的相辅相成。
在30万年的时间里，我们从石器时代进入工业革命。在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前夕，地球人口总数约为250万人；在工业革命前夕，这一数字达到10亿，增长了400倍。停滞时代存在一对有趣的对立：技术进步会带来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会吞噬技术进步的成果。
然后，技术环境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在不知不觉地突破了一个关键的临界点，要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人们必须在孩子的教育上加大投资。但经济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加大教育投资后就不得不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很多时候这些消费涉及温饱问题。因此，人们必须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
于是我们看到生育率的下降，人口增长速度减缓，让技术进步可以作用于创造一个更繁荣的社会而非仅仅带来更多人口，这个社会转型最终将人类从停滞时代带入增长时代。
“甜蜜地带”
人口多样性促进社会创新凝聚力
书中提到，理想的社会应该存在一个“甜蜜地带”——在该国的人口多样性达到某一水平时，就能既促进创新，又保持社会凝聚力。人类多样性会对经济繁荣产生两种彼此矛盾的影响：一方面，人类多样性能促进创意交流和创新，但另一方面，人类多样性也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多元社会通常更缺乏社会信任、在公共利益问题面前有更多争议，而这会带来冲突，冲突会降低生产力。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达到某种中间状态的多样性，才能有助于实现繁荣。过度多元的社会饱受内部冲突之苦，但同质性过强的社会又无法从创新中充分获益。
中古时期人口多样性的“甜蜜地带”存在于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当时的创新速度不像今天这么快，由社会同质性带来的社会凝聚力因此是一个比拥有更多潜在创新者更有力的因素。但随着我们进入现代，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加快，多样性促进创新的因素就更加重要了，更多元的社会也因此占了上风。
在全球化时代，移民政策或许足够预测一个国家的多样性情况了。移民在短期内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它带来的好处往往要几十年或几代人之后才会显现。从这个方面来看，是否采取开放的移民政策取决于一个国家对未来预期的偏好。如果一个国家愿意为了长远利益等待，移民政策当然会带来很大的变化。移民有短期的负面效应，它的长期正面效应往往是延迟的。
历史不是无法改写的命运
多样性文化和批判性思考让我们更有远见
地理环境注定了一个社会会永远囚于贫困、永远短视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运用有限的资源改善教育，培养孩子们为未来规划的能力，比如说鼓励孩子去学习乐器——乐器的特性在于需勤学苦练才能奏出有意义的声音，到那时你会发现投入非常值得。
历史不是无法改写的命运，更多的了解历史，我们就能更好地设计教育政策：如果一个社会不够多元，我们就要教育人们对他人更加宽容，减少社会分歧；如果一个社会同质性过高，我们就要教育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打破陈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长期规划的能力，我们就要培养这种能力。
文化非常顽固，但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抗它。虽然文化惰性很强大，我们无法完全消除文化的初始条件，但我们可以努力调和。我们不能确保100%的成功，但我们在理解了过去的遗产是什么之后能够向正确的方向努力。
机会均等无法阻止不平等
机会均等促进社会繁荣发展
如果一些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接受教育——比如他们住在教育系统不完善的偏远地区，或父母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并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处处碰壁，那么我们需要创造条件，让每一个人能够尽可能发展自己的全部潜力，我们至少应该保证技术进步的成果能够让全社会享受到。机会均等无法阻止不平等，不平等依然会出现，但它不会像之前那样激烈。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需要更加慷慨，这其中既有道德的考量也有经济效益的考量——如果技术进步要求人们提高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那些未能获得这些机会的人应该享有某种社会安全网，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所以这里有两方面：机会均等创造社会公平，社会安全网提升社会凝聚力、防止社会动乱。
250年前，1/4的新生儿会在满周岁以前死亡，一半的孩子活不到生育年龄。如今，无论在中国还是非洲，新生儿死亡都是罕见的，也就是说医疗水平的提升提高了全球各个社会的托底能力。还有贫困问题，中国在消除贫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球范围来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都在减少。虽然一些人从技术进步中的获益比其他人多得多，但整体而言依然取得了进步。
降低生育率能够帮助我们避免环境灾难？
老年人口正在增加，必然是一件坏事？
《人类之旅》一书中写道，生育率下降能够减少人类物种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为技术创新争取更多时间，以便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从长远来看这种观点或许是对的，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要如何应对剧烈变化的人口结构对社会稳定性的冲击呢？对许多其他国家而言，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正在出现倒转，老龄人口越来越多，新生儿和青年人口越来越少，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
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人类目前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是气候变化危机。为此，任何能帮助我们抵御环境风险的措施都应该被我们优先考虑。从这个方面来看，降低生育率、降低地球上的人口数量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场灾难有可能让地球不再宜居，甚至导致人类灭绝。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老年人口正在增加，这必然是一件坏事吗？生育率如果一直下降，甚至降到人口替代率以下，就必然是一场灾难吗？未必如此。当我们比上一代人有更少的孩子，或许也意味着我们能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做更多教育投入。
写在最后
当我们思考抚养比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想着年轻人群体和老年人群体的数量差异，而是对比两者的质量（教育水平和谋生能力）差异。和我们的父母辈相比，我们的生产力是不是更高了？父母辈的生产力和再上一辈相比是不是也提高了？
人们担心数量的失衡，但数字本身不能说明全部，不是吗？
声明：本文部分节选自《人类之旅》撰文｜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图片来源于网络，仅供知识分享，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