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之《你有病》
文/胡言
一
吴言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白色的床上。
天花板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张开的嘴。他盯着那只嘴看了很久，才慢慢回忆起昨天的事——他在路边救了一个被车撞倒的老人，跟着救护车来了医院，然后在走廊的长椅上等了一夜。可能是太累了，不知怎么就睡着了。
他坐起身，发现床边围了一圈人。
他们都穿着蓝白条纹的衣服，表情出奇地一致，像是在看一只刚破壳的珍稀动物。
“醒了醒了。”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凑过来，递给他一杯水，“感觉怎么样？”
“还行……请问这里是哪个科室？”
没有人回答他。人群中走出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手里捏着一个小本子，用一种缓慢而庄严的语气说：“吴言，男，三十二岁，无暴力史，初步评估为重度异常。”
“什么？”吴言笑了，“你们搞错了吧，我是送病人来的，我不是病人。”
瘦高个在本子上写了几笔：“这是典型症状。否认自己有病，是重度患者的共同特征。”
吴言的笑凝固在脸上。
他开始认真观察周围的环境：墙壁是软包的，窗户有铁栏杆，门是一道厚重的铁门，上面开了一个小窗。走廊里有人对着空气说话，有人原地转圈，有人把拖鞋顶在头上扮演国王。
这不是普通医院。这是精神病院。
“我真的没病，”吴言站起来，试图让自己显得平静而理性，“我有工作，有身份证，有社保卡。你们可以打电话核实。”
“好极了，”瘦高个推了推眼镜，“你有工作证吗？身份证呢？社保卡呢？”
吴言摸了摸口袋，空的。他换衣服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原来的裤子口袋里了。
“被偷了，”瘦高个又在本子上写了一笔，“病人坚信自己的财物被他人盗取，属于典型的被害妄想。”
吴言张了张嘴，突然觉得喉咙发紧。
他想说：我没有妄想，我说的都是事实。但他看了看周围那些人的眼神，那些眼神里没有恶意，只有一种令人绝望的关怀——那种关怀的意思是：我们懂你，我们也病过，你会好起来的。
“介绍一下，”瘦高个合上本子，露出一个职业化的微笑，“我叫赵明德，是这里的主任医师。当然，在你们眼里，我也是病人。”
“你在逗我？”
“我没有逗你。”赵明德推了推眼镜，“这座医院的规矩是：病得轻的当医生，病得重的当患者。我是轻度的，所以我是医生。你目前被评估为重度的，所以你是患者。公平吧？”
吴言觉得自己可能在做梦。
“你听我说，”他压低声音，试图讲道理，“你既然能当医生，说明你是这里最接近正常人的人。你应该能分辨出我是正常的。我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症状。”
赵明德歪着头看了他三秒钟，然后叹了口气：“你知道这是什么症状吗？这叫‘症状盲视’。就像喝醉酒的人从不承认自己喝醉了。你觉得你没有症状，恰恰是你最严重的症状。”
旁边一个胖乎乎的病友连连点头：“对对对，我犯病的时候也这样，我觉得全世界都有病，就我没病。”
“后来呢？”吴言问。
“后来我吃了药，接受了治疗，现在好多了。”胖病友骄傲地挺起胸膛，“我现在每天都按时吃药，按时参加集体活动，医生说我快能当护士了。”
吴言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他告诉自己，不要慌张，不要激动，保持理智。他一定有办法证明自己是正常的。哪怕最坏的情况，他也可以先假装配合，然后找机会逃出去。
他睁开眼，露出一个友善的笑容：“好的，我明白了。既然这样，我愿意配合治疗。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让我打个电话，告诉家里人一声？”
赵明德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抬起头，目光无比慈祥：“你看，你刚才还说自己没病，现在突然就愿意配合了。这种剧烈的态度转变，在临床上叫‘病理性依从’——你的潜意识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了，但你的意识还在抵抗。这是好转的迹象。”
吴言觉得自己的理智像一块冰，正在被一盆一盆的温水浇下去。
二
这座精神病院的一切都经过了精妙的设计。
首先，你不可能证明自己没病。因为任何试图证明的行为——比如大声争辩、列举证据、强调自己正常——都会被解读为躁狂、偏执或夸大妄想。而如果你放弃证明，安静地配合，那就更糟了：这被称作“情感淡漠”或“意志减退”，同样是典型症状。
吴言很快发现，他陷入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你反抗，说明你有病；你不反抗，说明你认清了病。总之你永远有病。
第二天，治疗正式开始了。
第一阶段叫“舆论治疗”。
说白了，就是车轮战式的谈心。病房里二十多个病友轮流来找吴言“聊天”，每个人都带着同样的使命：帮助吴言意识到自己有病。
第一个来的是老张，那个把拖鞋顶在头上的国王。
他搬了把椅子坐在吴言床边，语重心长地说：“兄弟，我跟你说，你得放下执念。”
“什么执念？”
“觉得自己正常的执念。”老张取下拖鞋，拿在手里当扇子扇，“我以前也跟你一样，觉得自己是国王。你看，多可笑。”
吴言看了一眼他手里的拖鞋，忍住了没说话。
老张继续说：“后来医生告诉我，真正的健康是什么？是适应。你在这个环境里，就要适应这个环境的规则。你看我们，每天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按时做广播体操，大家都很开心。就你整天愁眉苦脸，想着逃跑，你说这不是病是什么？”
吴言想说：你们当然开心，因为你们真的有病。但他忍住了。他现在唯一的策略就是少说话，表现得尽可能“正常”。
老张走后，来了一个年轻姑娘，马尾辫扎得高高的，眼神亮晶晶的。
“你好，我叫小鹿，”她主动伸出手，“我上个月刚入院，现在已经快痊愈了。我来跟你分享分享我的经验。”
吴言握了握她的手，没说话。
“我一开始也觉得自己没病，”小鹿说，“我是因为总听到有人在跟我说话，但其实没人跟我说话。你猜我怎么好的？”
“吃药？”
“不对，是承认。”小鹿认真地说，“我有一天突然想通了，既然所有人都觉得我有病，那可能真的是我有病。于是我找到赵医生，真诚地承认了我的问题。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你不试试吗？”
吴言看着她真诚的眼睛，突然有一种奇异的冲动——要不就认了吧，认了也许就能清静了。
但他咬住了牙。
“我再想想。”他说。
三天下来，吴言被二十一个人谈过心了。每个人都是温和的、耐心的、充满善意的。没有任何人逼他，没有任何人吼他，他们只是反复地、温柔地告诉他一件事：
你有病。
这种温柔比暴力可怕一万倍。暴力会让你愤怒，愤怒会让你清醒；温柔却会让你开始怀疑——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我真的有问题？
三
第四天，赵明德来了。
“舆论治疗的效果不太理想，”他看了看吴言的状态，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他不跟任何人产生情感连接，拒绝交流，眼神回避。准备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心理治疗。
与其说是心理治疗，不如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认知改造。
赵明德给吴言做了一套“自知力评估量表”。题目看上去很常规，比如“你是否有时觉得自己的想法与众不同？”“你是否认为周围的人对你有特别的看法？”“你是否曾感到被某种外部力量控制？”
吴言认真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他觉得自己回答得很诚实、很“正常”。比如“你是否觉得自己的想法与众不同？”他答了“是”——作为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想法当然与众不同。比如“你是否认为周围的人对你有特别的看法？”他答了“是”——周围的人都认为他有病，这确实是事实。
赵明德看着他的答卷，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叫来了副院长、护士长和三个主治医生，开了一个临时的病例讨论会。吴言被允许旁听——因为赵明德说“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
“你们看看这道题，”赵明德举起量表，“‘你是否曾感到被某种外部力量控制？’他答了‘是’。这说明他有明显的被动体验。”
“可是，”吴言忍不住插嘴，“我答‘是’是因为我真的感觉你们在控制我啊。”
赵明德看了他一眼，对同事们说：“注意，他在辩解。典型的偏执型人格特征。”
另一个医生补充道：“而且他的辩解非常有逻辑，说明他的病理性结构已经非常完善了。这种病人最难治，因为他会用理性来捍卫自己的非理性。”
吴言坐在那里，听着这些医生用一套他无法反驳的话语体系对他进行诊断，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谬感。
就像你站在一面镜子前，镜子里的人跟你做一模一样的动作，但他说你是他，他是你，而你不是你。
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
心理治疗持续了一周。
这期间赵明德不断给吴言做所谓的“现实检验”——让他描述自己的感受，然后由病友们集体评判他的描述是否“符合客观事实”。
比如吴言说“我觉得房间里的灯太亮了”，病友们就会说“我们都不觉得亮，你觉得亮是因为你的感觉阈值异常”。
比如吴言说“我想念我的家人”，病友们就会说“你没有家人，你的家人记忆是你的妄想”。
比如吴言说“我是被误关进来的”，病友们就会说“所有重度患者都这么说”。
每一次，都是二十比一。
二十个人温柔地、充满耐心地告诉他：你的感觉是错的，你的记忆是假的，你的判断是病的。
吴言开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眩晕。那种眩晕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存在层面的——他不再确定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他开始做噩梦。梦里他站在一个巨大的礼堂中央，周围坐满了人，所有人都在重复同一句话：“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他捂住耳朵，声音还是从指缝里钻进来。他张大了嘴想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枕头是湿的。
四
第十一天，药物治疗开始了。
护士端来一个小纸杯，里面有两粒白色的药片。
“该吃药了。”护士笑得很甜。
吴言看了一眼药片：“这是什么药？”
“对你的病有好处的药。”
“什么病？”
“你的病。”
“我没有病，我不用吃药。”
护士的笑容没有变，但眼神变冷了。她回头看了看走廊里的护工，两个膀大腰圆的男人走了过来。
“吃药，或者我们帮你吃。”护工的声音没有任何感情。
吴言看着那两粒白色的药片，又看了看护工的拳头，选择了前者。
药吞下去之后，他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
不是视力上的模糊，而是思维上的。那些曾经清晰的界限——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异常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像被水浸泡的墨水字迹一样，慢慢洇开，慢慢消失。
他开始觉得困。不是一般的困，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想把整个身体都融化进床垫里的困。他的思维变得像一团湿棉花，沉重而黏腻，推不动，也拎不起来。
他试图想一些事情——比如逃出去的计划，比如家人的脸，比如他原来的生活——但想了不到三秒钟，思绪就像一条被剪断的线头，软塌塌地掉在了地上。
就这样，吴言在药力的作用下，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模糊的、没有梦的睡眠。
醒来的那一瞬间，他记不起自己在哪里、是谁。
然后记忆像碎玻璃一样慢慢扎回来：精神病院、赵明德、白药片、穿蓝白条纹的病友。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体内死了。不是疼痛的那种死，而是悄无声息的那种——就像一间屋子里的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最后只剩下一盏，孤零零地亮着，照出一片更大的黑暗。
五
第十五天，吴言决定逃跑。
这个决定不是因为他恢复了信心，而是因为他预感到了某种可怕的事情——如果再待下去，他可能真的不需要逃跑了。因为他会忘记自己为什么要逃跑。
白天他装作顺从，按时吃药（实际上把药片藏在了舌底，趁护士不注意吐进了马桶），按时参加集体活动，甚至主动跟病友们聊天。他表现出了一个“正在康复的患者”应有的一切特征：情绪稳定，配合度高，偶尔还会对自己的“病情”表示反思。
赵明德很满意。他在病历上写道：“患者自知力开始恢复，治疗初见成效。”
晚上九点，熄灯铃响过之后，吴言等了两个小时。
他确信护工已经睡熟了，才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赤着脚——因为穿鞋会有声音——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这扇窗没有铁栏杆，因为他之前观察过，窗外是一道三米宽的排水沟，越过排水沟就是院墙和高高的电网。
他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初秋的夜晚已经有了凉意，但他什么也顾不上，一只脚跨上窗台，双手扒住窗框，整个人翻了出去。
他落在排水沟里，膝盖磕在水泥地上，疼得他龇了咧嘴。但他不敢发出声音。他爬起来，贴着墙根走到院墙下方。
院墙有三米多高，墙上拉着铁丝网，铁丝网上通着微弱的高压电流——他在白天看到过小鸟落在上面，一个激灵就栽了下来。他当然翻不过去。
但他早就观察到了另一个地方：院墙的东南角，有一段墙体因为雨水侵蚀出现了裂缝，几根砖头已经松动，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凹槽。如果踩上这个凹槽，再借助旁边一棵歪脖子树的树枝，也许能够到墙头。
他试了。
他踮起脚尖，手指堪堪够到那个凹槽的边缘。他的指甲嵌进砖缝里，指节泛白，整个人贴着墙壁往上爬。他能闻到墙皮上的霉味和铁丝网上的铁锈味。他的呼吸又急又重，在安静的夜里像一面鼓在敲。
就在他的手快要碰到那根树枝的时候，一道强光照了过来。
“找到他了！”一个声音喊道。
吴言回头，看到三只手电筒的光柱同时刺进他的眼睛。护工们从拐角处冲了过来，脚步声在水泥地面上炸响。
他发了疯一样地往上爬，指甲断了，手指被碎砖划出血来，但他的脚刚离开地面不到一米，一只手就抓住了他的脚踝，猛地一拽。
他的肚子撞在墙壁上，肺里的空气被挤了出来。他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像个沙袋一样被拽了下来，摔在地上。
手电筒的光围住了他。
护工们没有说话，用一种介于怜悯和冷漠之间的表情看着他。那表情的意思是：我们又得加班了，都怪你。
吴言被架回了病房。
他的膝盖在流血，手指在流血，嘴唇磕破了一个口子，但他不觉得疼。他只觉得自己像一条被甩上岸的鱼，拼命地张嘴，拼命地呼吸，但每一次呼吸都在吸进更多的虚无。
第二天早上，赵明德来查房的时候，站在他的床尾，看了他很久。
“你为什么要跑？”赵明德问。
吴言沉默了很久。他张了张嘴，想说“因为我不是病人”，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在喉咙里滚了两下，最终变成了一句:“我不知道。”
赵明德在本子上写道:“逃亡失败后，患者出现定向障碍和记忆混乱，是治疗突破的关键窗口期。”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吴言永远无法忘记的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吴言床头的柜子上。
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笑着面对镜头。
“这谁？”吴言问。
“你妻子和你的孩子。”赵明德说。
吴言盯着照片看了五秒钟，然后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我没有妻子和孩子。”
赵明德把照片往前推了推:“你再仔细看看。”
吴言又看了一眼。那个女人笑得很温暖，孩子露着两颗门牙。他觉得这张脸有点眼熟，但又说不上来在哪里见过。就像梦里的场景，醒来的时候模模糊糊的，好像发生过，好像又没发生过。
“也许……有过？”吴言听见自己说。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也许是因为赵明德的眼神太笃定了，也许是因为他都在这住半个月了，也许是因为他的手指还缠着纱布，膝盖还隐隐作痛，他觉得太累了。累到不想再跟任何人争辩任何事。
赵明德点了点头，在本子上写:患者对既往情感联结的回避出现松动，否认防御开始瓦解。
吴言不知道的是，那张照片上的女人，是护士小刘。孩子是食堂大师傅老张的孙子。
一切都是假的。但比真的还要真。
六
治疗还在继续。
药量加了。不是每天两粒，是每天四粒。吴言不再试图藏药了，因为藏药需要精力，而他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了。他的全部精力只够做一件事——躺着。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脑子里会出现各种奇怪的画面。有时候是小时候家门口的那棵槐树，满树的槐花白得像雪；有时候是他大学毕业那天，穿着学士服和同学一起扔帽子；有时候是一个女人的脸，他觉得那是他爱过的人，但他想不起她的名字，也想不起她的脸到底长什么样。
这些画面像水里的倒影，任何一点波动就会碎掉，然后消失。
他开始分不清哪些是记忆，哪些是妄想，哪些是药物制造出来的幻觉。
有一天他问赵明德:“赵医生，我来这里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赵明德温和地笑了笑:“你是自由职业者。”
“什么自由职业？”
“就是不固定的职业。这是典型的边缘型人格特征——没有稳定的自我认同。”赵明德在本子上写了几笔，然后补充道，“不过不用着急，我们正在帮助你建立一个稳定的、健康的自我认同。”
吴言点了点头。他觉得“自由职业者”这个说法好像对，又好像不对，但他已经不太确定“对”和“不对”之间的区别了。
后来他才明白，这就是这座精神病院最可怕的地方：它不是用暴力摧毁你，而是用温柔让你主动交出自己。
你交出记忆，得到一张照片。
你交出理智，得到一粒药片。
你交出自我，得到一个群体。
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孤独了。每天晚上和其他二十个穿同样衣服的人一起吃同样的饭，一起做同样的广播体操，一起在走廊里散步，一起在同一个时间熄灯睡觉。这种整齐划一的节奏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催眠力量，它让你觉得自己是这个巨大机器里一颗有用的齿轮，你不是多余的，你不是异常的，你是被需要的。
而“被需要”这种感觉，比任何药物都更容易上瘾。
七
第二十八天。
吴言不再抗拒吃药了。他甚至开始主动问护士:“今天的两粒还是四粒？”护士笑着说:“今天三粒，你恢复得很好，剂量可以减一点了。”他听了竟然有点失落——减剂量是不是意味着他还不够配合？
他也不再试图跟任何人证明自己没病了。因为他已经不记得“没病”是什么意思了。他看过外面的世界，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就像梦，梦是不需要当真的。
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对着墙上那面小镜子整理衣领。镜子里的那个人穿着蓝白条纹的衣服，眼神温和而平静，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这是一个好病人的样子。
赵明德每次查房都会在他床边多停留一会儿，问一些关于“康复感受”的问题。吴言的回答总是很得体:“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融入集体了。”“我以前确实太固执了，现在想想很惭愧。”“感谢赵医生和所有医护人员的耐心帮助，没有你们，我走不出那个封闭的自我。”
赵明德听完，眼睛里闪着光。那是一个雕塑家终于完成了一件作品时的目光。
当赵明德宣布吴言通过“出院评估”时，病房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不，不是出院评估。这座精神病院没有“出院”这个概念。这个评估叫“治愈认证”——通过了认证，意味着你从一个“患者”变成了一个“康复者”。而康复者的下一步，就是“医生”。
没错，吴言被治愈了。
他终于明白赵明德说的那句话了:“病得轻的当医生，病得重的当患者。”他现在是“病得轻”的那一类了，所以他也可以当医生了。
但他看了看那些真正的患者——那些对着空气说话的，那些原地转圈的，那些把拖鞋顶在头上的——他突然觉得他们没什么问题。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自己。就像他以前试着用“我没病”来表达自己一样，只不过他的表达方式不被接受，而他们的表达方式被接受了。
现在，他的表达方式也被接受了。因为他放弃了用“我没病”来表达，转而用“我有病，但我快好了”来表达。后一种表达方式，大家都喜欢听。
八
“治愈认证”之后是一个盛大的表彰大会。
表彰大会在病区的活动大厅举行。墙上挂着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第38届优秀康复者表彰大会”。桌上摆了花生、瓜子和橘子汽水，所有病友都穿着崭新的条纹服坐得整整齐齐。
赵明德站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各位病友、各位医护人员，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表彰一位优秀的康复者。他在短短二十八天里，完成了从重度患者到准医护人员的华丽蜕变。他的康复速度，创造了本院建院以来的新纪录。他就是——吴言同志！”
掌声响起来。病友们的手掌拍得很响，有些人站起来鼓掌。小鹿的眼眶甚至红了，她可能想起了自己上个月被表彰的时刻，那种被集体接纳的幸福感。
吴言站起来，走上讲台。他穿着蓝白条纹的衣服，胸口的口袋上别了一朵红色纸花。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挂着标准的微笑。
他接过赵明德递来的话筒，看了看台下。
二十多双眼睛望着他。那些眼睛里有期待，有温暖，有鼓励。这是一个大家庭，而他是这个家庭里最受宠爱的孩子。
他突然想起来，在他刚来的第一天，他也曾站在这个位置——不过那时候是在楼道里，被二三十个人围着，每个人都对他说“你有病”。
现在，同样的二十多个人坐在台下，每个人都在等他说话，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写着:欢迎回家。
吴言张了张嘴，眼眶有点发热。
他不知道为什么想哭。他明明应该高兴的。他被治愈了，被认可了，被接受了。他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格格不入的、被所有人怀疑的异类。他是这个集体里最亮的星。
“各位病友，各位医生，”他的声音有些颤抖，“首先，我要感谢赵明德医生，是他用无私的爱心和精湛的医术，把我从一个迷途的灵魂引回了光明的道路。”
台下响起掌声。
“其次，我要感谢每一位病友。是你们的包容和帮助，让我认识到，一个人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承认有病。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人——不，我以前那样，不能叫‘人’，只能叫‘带病生存的个体’。现在，我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掌声更响了。
“最后，”吴言深吸一口气，把胸口的红色纸花又按了按，生怕它掉下来，“我郑重承诺，我愿意扎根精神病院，为这座医院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去帮助更多像我曾经一样迷茫的同伴，帮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谢谢大家！”
掌声像潮水一样涌来，淹没了整个大厅。
赵明德走上台，握住吴言的手，对着所有人说:“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优秀的吴医生！”
“吴医生！”
“吴医生！”
“吴医生！”
欢呼声此起彼伏。
吴言笑着，笑着，笑着，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他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可能太激动了吧。被这么多人认可，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他擦了擦眼泪，笑得更灿烂了。
九
那天晚上，表彰大会结束后，吴言一个人坐在天台上吹风。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上还有那天翻墙时留下的疤，但已经淡了，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就像有些事情，你以为你会记一辈子，但只过了二十多天，就已经快想不起来了。
他想了想他以前的生活。
他想起了一个女人。好像叫……什么来着？脸是模糊的。他想起了一个地方。好像是……什么城市？名字是模糊的。他想起了一段记忆。好像是被关进这里之前的往事？细节是模糊的。
算了，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吧。
对他来说，那些东西就像墙外的世界——有高墙电网隔着，有铁丝网通着电流，有护工巡逻着。就算他翻过去了，墙外面是什么，他也已经不知道了。
也许墙外面也是一样的。也许墙外面才是真正的精神病院，而这里只是一小部分提前被治愈的人搭建的庇护所。
这种想法让他觉得自己很有深度，很适合当一个医生。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回了病房。
走廊的灯已经调成了昏黄的夜间模式，像是一条温暖的隧道，通向某个他不必再害怕的地方。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赵明德把一个新病人送到了吴言面前。
“吴医生，这是今天新来的病人，”赵明德拍了拍他的肩膀，笑得意味深长，“叫徐明，四十五岁，初步评估为重度异常。症状是……他觉得自己没病。”
吴言看了看那个新来的男人。男人穿着自己的衣服，眼神清明而警觉，看到吴言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激动地说:“你好，你是这里的医生吗？我求你，我真的没病，我是被误关进来的！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吗？我有工作，有身份证，有社保卡！”
吴言看着他的眼睛，沉默了五秒钟。
然后他在病历本上写道：患者否认自己有病，伴有被害妄想，建议先进行舆论治疗。
他合上本子，抬起头，露出一个标准的、温和的、职业化的微笑。
“徐明同志，”他说，“别急，我们慢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