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春节，我们期盼除夕夜的赵本山，后来长大了发现，有赵本山是一年，没赵本山也是一年。开心是一年，不开心也是一年，就在这一年一年的时钟滴答声里，我发现自己已经20岁了。
大学的日子果然如老师讲的那样安逸，打游戏、做家教、偶尔听课，我开始很少去回想以前，回忆只会带来痛苦。过去的记忆像被蒙上了一层纱罩，和我妈给家里的洗衣机罩的那种东西一样，时间久了，用来防灰的薄纱上吸满了灰，一碰就是一阵扬尘。
我家住在东郊一所兵工厂的职工家属院里，大门很矮，院子里有一片门球场，小的时候总有老爷爷在那里打球，我看过几次，看不懂。院里的楼都是7层，和90年代兴建的所有职工宿舍一样，水磨地，墙是惨白的。家里没有客厅，我和父母分住两间房，同等大小。
上小学之前，我爸跟着部队在外，不常回家，我妈一个人管我。4岁的时候她决定让我学钢琴，那是个钢琴课火爆的年代，考级过了能在升学时加分。她一个月工资五十块钱，于是拿出三十块钱用来让我学琴，她怕我坚持不下去，一直念叨着爸妈为了我，付出了多少。我练琴时她就在边上坐着，盯着我，弹错了拿尺子打我手，她一边打我一边哭，但我从不反抗，因为我知道多学一次要花多少钱。
幼儿园里有比我长得高的男孩总是欺负我，上厕所排队时，我刚排到前面，就被后面的人推了一把，我的小腿面被磕得淤青。晚上我妈给我洗脚，撩起我裤腿，看到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如实给她说了，她说：“怎么光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啊。你别给我哭诉，你自己不学会反抗，怪谁？”
我只能默默地流眼泪，因为那些男孩长得极高大，我知道自己是打不过的，我从来没想过要反抗。后来，幼儿园排练节目，男生们要在教室里拍成一竖列，女生们则坐着小靠背椅，被围着教室内部摆成一圈。排队形时，男生们在队伍的长龙里拥来拥去，每个人的肚子都紧贴着前边人的后背，我位于队伍的末尾，过一会儿就被挤到，一屁股坐在身后椅子上坐着的女生身上，身后的女生使劲把我向上推，没办法，我只好推我前面的人。
然后接力般地一个一个地推过去，终于推到了中间那个总欺负我的男生，他暴躁地说“谁在推？”，然后不由分说地朝着我走过来，瞪住我。后来老师从外面进来，把我俩分开，小朋友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解释给老师听，我是如何推别人的。我妈接我放学时，这件事在老师嘴里变成了，我和同学发生冲突，差一点要打起来，我妈自然在老师面前发誓回家好好教训我一顿。
回到家我妈边卸下手里的东西边责怪我：“让你妈省点心儿行不行，你爸在部队上，我一个人带你，你还这么不让人省心，你是想累死我？累死我了你有啥好处？你说。”我不作声，我只知道我解释不清，所以干脆不解释，打开电视调到了少儿频道。
那年头我爸只有春节才回来几天，我和妈妈在除夕夜的时候到爷爷奶奶家里过节，通常春晚都开始了，才能等到他。他瘦瘦的，法令纹像两条刀疤刻在脸上，长着陕西男人特有的方块脸，一身棉衣，风尘仆仆地。对我来说，他是个陌生人，但我得管他叫爸，十二点敲钟的时候我被奶奶命令着给大人下跪磕头，然后我爸会把我叫到他身边，用强硬的口气问我在家听不听我妈的话，有没有惹事，是不是经常跟同学打架。我用点头和摇头回答着他，像面对幼儿园里那些高大的男生一样，他让我感到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