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苦难从那次转学开始
小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我儿子从一个民办学校转学到户口对口的菜小，我们只是想找一所课业轻松、离家近的学校，多留些时间运动，改善孩子的注意力缺陷（ADHD)的状况，可学校老师却从一开始就疑神疑鬼，认定我们转学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问题。
学校运动会那天，孩子的教室在四楼，他搬了课桌到阳台上，爬在课桌上看楼下的运动会。这一行为引起了误会，使得老师认定我们是因为孩子想跳楼才转学到她们学校的。当时老师打电话给我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否认他有“跳楼”的动机，我说他不可能是跳楼。她说：“那为什么别的孩子没有这种行为，他会爬那么高？当时很危险的。”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为什么他爬上去？”但是我只知道他当时的状态没有异常，从来没有流露过跟痛苦相关的想法，我根本无法相信他有跳楼的行为。但是老师说了很多，总之就是不相信我。后来一连几天，老师好几天打我电话，说来说去就是说他是跳楼。而且她还说：“你儿子已经承认了，你还想赖！”这真的是晴天霹雳。我儿子承认了？那天他放学回家，我问了他，老师怎么问的，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老师就问他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他回答有的。这就被解读成“承认想跳楼”？
我们家里就开了家庭会议，家里人说，不能跟老师闹僵，最好不要跟老师发生激烈的争执。因为小学生本来文化水平不高，表达能力不好，没有自保能力。还不是老师说他是方就是方，说他是圆就是圆，不是也只能是。若是跟老师发生激烈争执直至闹僵，孩子的日子只会更难熬。于是，我就拿了购物卡去送给老师，恳请老师多关照孩子。
现在想来，这一步反而做实了老师的偏见，让她更加坚定我们就是这个问题才转学过来的，但是我们当时也解释不清他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危险动作。因为我们家里的每个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的，以前民办小学的阳台也是封窗的。至少我在这之前是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的。
然后，老师对我们从一开始的阳奉阴违，暗地吓唬贬损孩子，到后来彻底撕破脸，各种凭主观想象讲故事带节奏污名化我们，对同学说我们是民工（我们没有贬低民工的意思，但当时的老师却是以此来贬损我们的），后来又说孩子是“神经病”。其实，孩子爸爸是体制内中层干部，我最早也是国有企业工作的，后来跳槽去了合资企业，我们虽不是什么精英家庭，但是家境与品行也从无亏欠。
小学快毕业时，孩子考上了地区内对口中学的好班，他一直以来被老师打压，同学们对他也是各种嘲笑打击，被打压已久的他就以“考上好班”来反击那些同学。结果也换来了那些同学更激烈地攻击，孩子在学校发生了“惊厥”。
那天，老师突然打电话让我赶紧去学校。我去了，老师说我儿子不能独自走路了，他看不见了，眼前一片黑，一直拉着老师的手，只能老师领着他走。老师一边轻笑一边抱怨说：“我就这样一直领着他，我变幼儿园阿姨喽。”我看见孩子的眼睛是半开半闭的，但是他看不见也不说话，我牵过他的手，领着他慢慢走楼梯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冲过来叫：“某某某妈妈，他发神精病的时候都是我陪着他的。”我儿子的这个状况被同学叫成“神经病”，这是谁引导他们这么说的？我把孩子带离学校，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在出租车上，孩子抽搐了两下，我害怕又心疼，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状况。后来的日子，他昏睡了很长时间，且必须要我抱着他才能睡，不抱就不行，不抱就醒过来，我就不眠不休，一直紧紧地抱着他。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暑假里），他稍好些了，我带他去儿童医院看医生，描述了他当时的情况，医生给他做了很多检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最后，医生最终诊断说那次的情况就是：惊厥。一段时间的精神压抑的铺垫，已经使得他如“惊弓之鸟”，一次羞辱和攻击就会成为导火索，造成他受惊吓而引起的急性应激反应。
毕业前，我曾在电话里愤怒地对小学班主任说，要去学校投诉她。孩子被吓成这样，没有家长会不生气的。这句话，让我和她彻底决裂。最终我没有真的去投诉，一来要全心照顾孩子，二来也体谅老师的不易，更重要的是，那时我还说不清楚孩子爬阳台的真正原因。
我的退让，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污名化。那位老师表示，我若不低头求她，就让我们读不成好班，她当时说：“好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啦？你表现不好，说取消就取消！”老师的误解挺深的，什么“我们就是因为孩子有病想跳楼才转学到她那里，我把这个烫山芋扔在她这里。”这些都是那位老师的想象和误解，子虚乌有，根本没有的事。
我们唯一的错就是不该转学到这个氛围狭隘的学校，因为民工子弟是他们小学的主流，所以，他们一部分人就成天把“不公平”挂在嘴边，认为整个社会政策面等各个方面都对他们不公平，就连那位班主任也成天叫嚣着“不公平”。可是“不公平”不是我们带来的呀，我的孩子因为是上海学生，又因为做出了让老师误会的危险动作，就遭到了他们疯狂的羞辱嘲讽贬低，他想要反抗这种冤枉和打压，却挑动起了他们那股本就抱怨“不公平”的怨气，被当成发泄这种怨恨的对象。小学生文化水平低，又不懂得什么话术技巧，被人用污言秽语羞辱，也只会幼稚直白地说自己家怎么好、自己怎么好。可怜的孩子越是想反抗，越被老师和同学认为他是一种标榜和炫耀，就越要打击他。老师指责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孩子是因为被污辱打击在先才反击的呀，而且我们家长当时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学校被这样搞，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话。
小学毕业时，那位班主任给她的学生临别赠言就是要抱团跟“他们”斗。平时就要多对答案，有了范文就在小范围参考，有了信息也在小范围传播，小团体以外的人不要管。这个“他们”是谁？是指享受到“公平”的上海学生？
上了初中，偏见跟过来了
后来，我们上了初中，小学老师已经跟初中老师说了她那套理论，使得初中老师对我们成见很深。六年级上半学期期中考试，地理老师（年级组长）监考，我孩子事后跟我说，地理老师就一直站在他旁边看着他很久很久。直到他答完所有的题目，老师才边离开边说：“蛮好蛮好。”
我瞬间明白缘由，因为小学毕业考那天，有监考老师反映我儿子在考试时唱歌。因为那天是他惊厥发生后一星期左右，他当时去那个可怕的学校，他是十分害怕的，那里的老师和同学都是要羞辱和攻击他的，所以，他在考试的时候，为了平复害怕的情绪，在嘴里很小声的唱歌才能放松情绪完成那次考试，只有他自己和凑近他的监考老师听得到的那种音量。这事被传到了初中年级组长那里，所以她特地在那次考试时盯着我孩子的吧？但是他始终都是安安静静地做题，并没有任何异样。因为，孩子的那次“惊厥”是突发应激反应，换了时间地点，自然就不存在了。
但是后来的一次地理课，发生了有同学起哄唱歌事件，地理老师就说是我儿子带头唱歌，我儿子回来说根本不是他唱歌，他有跟着起哄但肯定没有唱歌。但是地理老师就咬定是他唱的。于是班主任就打电话让我教育他，并且特别说了要打他。我说我会教育他的，但不会打他的。当时，班主任很生气，大声说：“你不打，我来替你教育！”然后接下来孩子去上学，她让他在办公室整整站了一整天，什么课也不许上，只有中午时间才放他去吃饭，吃完饭立马去办公室接着站。后来的一段日子，也是除了上课就去办公室罚站。午饭也是匆忙扒两口就去罚站。我真的不是不肯打他，是没有办法打他，因为他发生过惊厥后，他有过情绪波动，我如果象以前那样教训他，他就会以“我不活了”的话来回我。可怜的孩子，如果父母再不理解他，不保护他，他真的会到了“不想活”的地步。
所以，在老师的盛怒下，埋怨我不肯打他的情况下，我写了一张纸条给老师，我说我不能打他，如果打他的话，他会想不开的。这也是老师后来一直咬定“是我们自己说他想自杀”的原因，其实我说的是特定压力下会产生的一种情绪和反应。但是由于那时候，小学班主任补刀告状说我孩子要“跳楼”，还说是我说的。初中班主任问我是不是，我说不是，她说“你想赖”。就这样，在有人断章取义讲故事带节奏的情况下，我写的这张纸条被解读成我们自己说他想自杀的依据。我明明说的是一种特定压力下的情绪和反应，而且如果没有老师逼我一定要打他，不打就跟我翻脸的情况下，我根本不会写那张字条。如果没有小学老师断章取义式的带节奏，蛊惑初中老师不要教我们，赶走我们，这张字条也不会被严重加大程度，还往抑郁症、精神病上恶意引导。
这就跟在小学时候一样，如果我们说的程度是0.5，就会自动被加大程度到10. 小学时，老师一直催我带他去心理咨询，我只好带他去见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孩子见了心理老师也是说他有不开心的云云，人家老师也指导我们该多理解孩子啥的。但是只是初步接触，还不能下结论。老师又来催问，我就只好说，带去看过了，他是有点不开心的，我们会多注意和他沟通的。然后，就传歪了，不知怎么的，再后来我听到学校其他老师给同学传出来的信息变成：我们已经去医院看过了，确诊了，他是有病的。
主观臆断、偷换概念、无限放大，还有人为了不让我们读这个好班故意讲故事带节奏， 所有误会都由此而来。所以，这也是我后面闭口不说话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认为，如果对方嫌弃你，不想理解你，想赶你走，你说越多，越是被歪曲。
再后来，我们又经过了各种考验和刁难，但是无论什么狂风暴雨，我始终坚持只教育他不打他，我知道如果我们再受老师怂恿去打他，他又会被吓坏了。在打压最厉害的那段时间，我曾提议过再转学，但是孩子不同意，他说：“已经吃了转学的苦，转学会使老师不相信我的，这次我不会再转学了。”
然后，大约在初一的时候，我带他去看“ADHD”的门诊，我跟医生聊到孩子偶尔会做出危险的动作，医生的话终于解开了我多年的迷惑：“ADHD的孩子安全意识淡漠的，在这方面，比普通孩子要晚熟。他们本能里缺乏危险认知，长大之后，安全意识这根“筋”长出来了，就没有这种事情了。”医生还说，小学老师被ADHD的孩子的危险动作吓到，这种事情很多的。
原来如此，这就对了，对得上了。这个答案也得到了我们全家人的认可，家里人想想过往的种种，确实是这样的。孩子爬阳台，并不是他想跳楼自杀，也不是什么抑郁，只是他当时不懂危险，没有安全意识。
谜底揭开，但是我却没办法去告诉初中的班主任，因为那时候的她是回避我的，不愿意给我说话的机会的，我几次想跟老师有个深度谈话解释的机会，可是老师的态度明显是排斥和拒绝的。因为她当时还是想赶我们走。我也不好硬往上凑。因为我知道，强行解释只会徒增误解。所以，我只想用孩子的实际表现来打碎“神经病”的污名。
在初中时期，顶着老师的嫌弃排斥打压和各种刁难（此处省略两千字），孩子表现是不错的，非但没什么大错，还考过两次年级前3名，一次是六年级时考到了年级总分第3名，另一次是九年级上半学期期中考到过年级总分第2名。我也努力为班级做事，自告奋勇地为全班同学去订英语报，想挽回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们的坏印象。
但是到了九年级第一学期期终的家长接待日，班主任对我很凶，她推搡我，还骂我说：“我不要听你瞎讲八讲。”其实，讲故事带节奏瞎讲的另有其人，她讲我孩子是神经病想跳楼，我后来找到答案想解释清楚又不给机会，然后我们用孩子四年的实际表现证明我们不是什么“神经病”，老师觉得和当初上报的情况不能自圆其说了，于是就怪在我头上了，其实我何尝想这样，被人说成是“神经病”？这里面太多冤枉，但老师又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并且根本不要听我说了。那天，我受了太大的打击，我是个老党员，以前在体制内工作的时候还多次被评过先进的，后来无论到哪个任职的单位，都是兢兢业业，诚实守信的人，没想到为了孩子的事情被如此质疑贱踏，当时我一言不发，踉踉跄跄地离开。
后来，我们同小区的同学妈妈把我们的事情（我跟她说过一点）告诉了班主任老师，毕业前两个多月，老师找我儿子去问话，我儿子说他没有想要跳楼，只是当年说错了话。这些事，我直到很久后才知道。那次被当众羞辱后，我彻底心灰意冷，只想快点毕业、逃离这里，四月份最后一次家长会，我让孩子爸爸去参加，自己再也不愿踏入学校一步。
后来，语文老师打电话提点过我，说孩子的成绩有波动，可是我当时也没有会意到她真正的意思。况且我当时对班主任老师是有误解的，我以为她是和小学班主任是一伙的，根本没领会到她的好意。这一点我误会了初中班主任。直到几年前又一次跟她的联系中，她给孩子他爸发的几条信息中，我才慢慢改变了对她的看法。现在看来，初中毕业前，她是想给我机会去解释清楚的。但是相互误会太深，再加上那时候临近中考，我顾虑重重，生怕多说多错，特别是说了得罪某位老师的话，引起恨意，再给孩子招来莫须有的罪名。
可是沉默换来的是更多羞辱和黑锅，什么骗人瞎说，各种质疑纷纷扰扰。因为我没去学校解释，没过多久，老师们就都不愿意教我的孩子了，上数学课时，孩子一想抄笔记，老师就立马把黑板擦掉，嘴里还说：“呦，某人来抄笔记了”。语文老师也不给孩子改作文，向她要范文也回答没有。政治老师更是给孩子平时成绩打了特别恶心的59分。
可是我如果把实情全倒出来，会不会得罪某些老师，更不教我们了呢？这就是我当时的顾虑。所以政治考试以后，我给孩子交了医院的病假条（当时他咳嗽发烧），在外面的教育机构找了一对一的补课老师。
然后这一举动惹怒了老师，她不仅在班级里大肆批判我们，更是在中考那天在电话里凶我，孩子考完第一场中午出来，她带着一帮女同学在考场门口说他为什么请假不上学的事，这一举动影响了孩子的考试情绪。
中考成绩公布以后，我的孩子没有考好，班主任老师在群里的嘲讽羞辱还不够，还特地联合小学班主任打电话给我，极尽批判与挖苦，说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考这么差，还得瑟得起来吗？小学班主任终于达到了“不让我们上这个好班”的目的。虽然没有直接达到目的，也间接达到了。我一声未吭，内心更加认定她们是一伙的。那以后，我的情绪是焦虑的，担心她们会把污名带到孩子的新学校。
后来，我的孩子复读了一年，考上了一所市重点高中，虽然是排名靠后的市重点，但是比第一次中考成绩提高了56.5分。那时候的中考成绩还是630分制的。能提高这么多，孩子也是付出了努力的。
这么多年过去，我心里始终藏着遗憾，总想把所有误会说清楚、讲明白。不为争辩，不为报复，只为弥补遗憾，打开沉积多年的心结。
那些日子，我曾经历过无数次失眠焦虑，梦里都是在跟小学的那位班主任争吵，只想争个是非曲直。
为了驱散心中的阴霾与负面情绪，这些年，我和孩子爸爸常去佛门清净地体悟慈悲，积攒善念：放生、救助小动物、为灾区捐款、做志愿者…… 我们想让孩子知道，这世界是有温度的，付出善意，收获心安和欢喜。新冠疫情期间，孩子爸爸去做志愿者，连续一天一夜卸货、搬运蔬菜大米，挨家挨户派送，累得卧床三天起不了床，却满心欢喜。
往事不堪回首，旦愿误解终能得到澄清。
愿世人离苦得乐；愿世人善言善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