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亦仅是一国人之底线而已。今乃欲为一中国之大人，一合格之中国人，不可自陷于温情与敬意，而应见历史之真与历史之重。切实担荷起责任来。温情之于担当，亦止等而下之耳。

钱先生言「历史即人生」，则一民族之历史亦一民族之人生。非材料，非见识，乃古今兆亿之吾民，心心相续，造就而成。此大心之中，遂孕育吾国之历史精神，为人所共信，人所共仰。今乃弃之不顾，可乎？

钱先生曰「民族、文化、历史皆为同一实质」。乃见孔子之教，遂成就吾民族之性情，亦遂得以变夷狄为华夏。夷夏亦不以血缘为界，以教为别；不以器物是名，循礼乃名。是故「入其国而知教」。是故「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以其有礼也」。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永恒中有日新万变；日新万变中认识永恒持续的精神。」此永恒持续，亦不能仅用「历史演变之客观规律」盖之。世事万殊，而其发见于心则一也。此不易者，盖天地之德，人性之所命。徒见以物质之演进，则或恐失之。

今之公民，或为一责任之所赋，亦以用而名，器而已矣。

西人之「最高理论在教堂」，而「西泽事归西泽」。吾国所素禀，则「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君师虽作，而不能合一，盖在上易骄奢，丧其恻隐之心，则必有儒者谏诤之。「反复之不听，则易位」。然则，孔孟之道，何尝一日行于天下？惟当持志。

形而下于人生中之地位几何，则经济在人生之地位可见。

士为一「半和尚」，不出家的和尚。然而亦为「双料的和尚」。为士不可不尽其道于天下之事，亦不敢不持其志于流俗之中。程子曰「惟患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