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不完全赞同屈原的处事态度，也不完全赞同渔父的处事态度，我所认同的处事态度是通达。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屈原与渔父的性格特征。
在《渔父》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位是忧国忧民、深思高举的屈原，一位是明哲保身、淡薄世情的渔父。然而我却觉得，他们在本质上是一类人，之所以处事态度与结局不同，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导致世界观、方法论不同而已。《红楼梦》有云：“……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这是曹雪芹的正邪两赋论。根据此论，我们再综合考虑一下屈原与渔父的情况，便会发现：屈原与渔父，一位有着吟哦浪漫主义长诗《离骚》的天赋，一位有着明哲保身的智慧，可谓是聪俊灵秀出于万万人之上；然而他们其中的一位却极尽洁身自好，一位却过于不问世事以致薄情，可谓是乖僻邪谬出于万万人之下。因此，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只不过一位是高人，一位是逸士，性格特征都是乖僻邪谬，两人皆在同一点上走了极端，这就譬如是两人在围着一个圆圈向两边疾走，看似十万八千里，实际上同出一脉。
在分析了他们的性格特征之后，我们且抛开他们不谈，接下来谈一谈我对通达的理解。正所谓“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觉得若世事可为，便应该以屈原为榜样；若世事不可为，便应该以渔父为榜样。当然，这里只说榜样，在实际情况中还需细分，这里避开不谈。一言蔽之，通达就是你对世事的把握有度。唐朝的韦应物有诗云：“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这“慰风尘”三个字可以掷地作金石声，非顿悟者不能出。既是“风尘”，必然历经沧桑，曾经为理想、为世事斗争过，纵不是屈原那般深思高举，亦是忧国忧民了；“慰”，则显示出他的那一份通达。再结合韦应物的生平，他遭遇安史之乱，虽然是浪子回头，算是饱读诗书，可是战乱依然让他颠沛流离，折磨着他；他又素喜与佛老之士结交，反而从佛老思想中汲取了精华，使他有了渔父的明哲保身的智慧，达到了人生圆融的境界。然而在他身上通达的特性或许并不明显，若说通达，真正让它大放光彩的是苏轼。苏轼的生平在此不消多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便足以道尽其意了。《苏东坡传》曰：“苏东坡自云：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虽然苏轼带给我们的形象往往是超然而又平和的，类似于渔父，但他首先是一位儒生，接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为报倾城随太守”便是他一心为民的结果，可见他世事可为时还是有为的，确实是通达。有人或许会疑惑：苏轼的思想不是近似于道家么？其实这个问题在上文已经说明白了，他其实是儒道释结合的，是全才，何况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有一条批语大意是这样的：假使苏轼能再活十年，这些条条框框的虚妄的东西他迟早会看破的。因此他确实是对世事把握有度。故而我认为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通达，这便是人生的完美境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