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是当代作家周立波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它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农民对于集体化运动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小说开头便描写一群青年干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前往不同县区，响应农村合作化运动。新中国成立伊始，人们干劲十足，迫切想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其中以青年人更为慷概激昂。
邓秀梅便是其中的一员，她具有着新时代女性的典型特征，独立自信，决不允许任何人特别是男性看轻她，痛恨封建思想，十分怜惜遭遇封建压迫的旧式女子。她说：“哼，你们男同志，我还不晓得！你们只想自己的爱人像旧式妇女一样，百依百顺，不声不气，来服侍你们。”对于爱情的态度也是必然置于工作之后，现在要工作，要全力以赴地、顽强坚韧地工作一些年，把自己的精力充沛的青春献给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
但同时她也过于急切，她会抱怨支书李月辉过于右倾，会急于发展合作社，这也给将来的集体化造成许多困难。但这也是当时大时代下的通病，是情有可原的。小说除了塑造邓秀梅这一女性形象外，还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女性。有泼辣直率、大胆示爱的盛淑君，被丈夫抛弃后独自带孩子的盛秀佳，有害羞内敛、讲究干净的张桂贞。她们都在合作化浪潮中接受了思想改造。盛淑君是个极为爱笑的女孩，不在乎他人的眼光，遇到流氓时联合姐妹一起出力戏弄对方。
而盛秀佳在遇到刘雨生之前是一个可怜的旧式女子，丈夫抛弃了她和孩子，她却始终不愿相信欺骗着自己。她也十分在意他人的看法。被人遗弃过的、有点旧的意识的妇女常常容易发生不祥的预感。后来刘雨生劝说他入了合作社，她在集体劳动中感叹旧时的女子哪能出门做这些活，如今真是不同了。文中最后她与刘雨生成亲，总算是一个大圆满结局。
小说除了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外，还直接反映了当时合作化中人们的想法，时代背景下的新思潮。当时贫农大都高高心心地入了社，他们心想自己过得也不好，土地也不是什么好土地，还不如入了社，占其他人的便宜。
也有那一心为国响应国家号召的，如李魁老，一个私塾先生。中农便不愿意入社，他们有力气，有良田，不愿被他人占便宜，如王菊生。在他们眼中，国家前不久还分地给他们，没多久就要连自己原来的一起收上去了。他们还想着如果实在要是，就把国家分的地还给国家。后来农业合作社成立了，他还不认输的要和合作社进行比赛。每天铆足了劲和合作社暗自较真。他们虽仍然抱着落后的小农意识，却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久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出现的问题。即共产主义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平均分配下人们的不平衡心理，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也有许多积极有为的青年热烈的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来，盛淑君和陈雪春便每天积极的宣传农业合作社，在劳动时也不甘示弱，坚决要比男子强。陈大春的弟弟陈孟春也是如此。李大钊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未来。这些青年男女便是如此。
此外，在党组织内部也有着一些矛盾。陈大春是一个急性子，他常常说遇到那些不配合的人，恨不得打一顿他们才好。而他对于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的构想。“水库修起了，村里的干田都会变成活水田，产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会吃不完。余粮拿去支援工人老大哥，多好。到那时候，老大哥也都会喜笑颜开，坐着吉普车，到乡下来，对我们说：‘喂，农民兄弟们，你们这里要安电灯吗？'‘要安。煤油灯太不方便，又费煤油。'‘好吧，我们来安电话要不要？'‘也要。’这样一来，电灯电话，都下乡了。”
对于他不肯入社的父亲则感到十分丢脸。他的父亲陈先晋是一个种田好手。他经历了那个革命的年代，甚至小舅子也丧生于那个年代。过去，他还是跟往常一样，不大做声，只认得作田，长年的艰辛和穷苦，使他变得有些麻木了。他像全天下的父母一样，希望将最好的都留给孩子。他自然也就希望将这几分土地留给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后来他也在儿子们和女婿的劝说下入了社。
而支书李月辉是一个慢性子的人，他遇事喜欢说不急不急，慢慢来，过去还犯过右倾错误。但是他办事稳妥，为人温和，很受村民们的欢迎，能够合理的把控全局，主持事务。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像他这样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当他说出这句话后，邓秀梅还笑他是右倾。可现在看来，其实他具有先见之明 。
刘雨生也是一个性格温温和和的人，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务完全没有时间管，导致了他和他老婆的离婚。
还有一个党员叫谢晋元，他的党性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容易做事不坚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满于自己屈居于刘雨生之下的职务。他做事情永远三分钟热度，还总是向组织借钱。小说很有意思的一点便是，他很疼爱老婆，可他对于老婆的疼爱只是处于一种大男子主义，他觉得女人就应该是柔弱的、依附的。这种观念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意义的，直到如今还是有不少人怀有这种观念。在当时，我们的女子小分队，邓秀梅、盛淑君、陈雪华、盛佳秀等人便用实力证明了女性的力量。
此外，小说中出现了各种成分、势力，也反映出农村背景下暗藏的危机。龚子元过去是国民党，后来察觉到形势不对立马到农村来装成了乞丐，还在土地革命时期分到了物资。后来便一直秘密联系国民党旧部，企图攻陷农村。可他没有料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村里面不少人都发现了他家的不对劲，党组织一直在默默关注他。
直到小说大结局前，党终于一举将他与他的同伙抓住，解除了危机。而他家里竟藏着定时弹、国民党旗子和步枪。这不禁让我们感觉到危险。可见，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各种势力还在暗中蠢蠢欲动，企图毁灭掉这个新生的政权。
地道通俗、幽默风趣的方言也是小说中的一大特色。各式各样的俗语令人忍俊不禁，“娘哭三声抱上轿，爸哭三声关轿门，哥哭三声亲姐妹，嫂哭三声搅家精”“人生在世，两脚奔奔走，只为身和口。”“走在路上听了头一声，就会辛苦；睡在床上听了头一声，就会生星数；枕上听了头声阳雀子叫，要赶紧坐起来。”“驼子作揖，起手不难。”“一个冬瓜不上粉，两个冬瓜不挂霜。”“野猫借鸡公，有借无还的。”这些谚语俗语生动形象的反映了当地风俗。
文中还有许多外号，十分符合人物的个性。如王菊生外号叫“菊咬筋”，因为他做事喜欢斤斤计较。符贱庚外号“符癞子”，因为他之前脑袋上生了癞子，加上他为人无奈，作出许多荒唐事。他还有个外号叫“竹脑壳”，因为他凡事听别人调摆，和竹子一样，脑壳里是空的，他后来就多次被龚子元所利用。
盛佑亭，外号“亭面胡”，因为他十分糊涂，又很容易亲近。他一碰到知心识意的朋友，就能诨得好半天。他的知心朋友又容易找到。不论男和女，老和少，熟人或生人，只要哪一个愿意用心地，或是装作用心地倾听他的有点啰嗦的谈吐，他就会推心置腹，披肝沥胆。他的话匣子一开了头，往往耽误了正事。
还有颇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的使用，如说话话尾加上一个啵字，显得十分俏皮。“将人家的军”“霸蛮”“值价一些”“她比是人都恶些”“有样没样，且看世上。”
同时可以看出，作家十分了解农村、土地。让我们了解到原来种地也有许多学问，稍有不慎，麦苗就可能会烂掉，过往努力付之东流。
“因为虽然不懂得科学，凭经验，他晓得，水温比较高，灌满秧田，能护住才抽出的嫩嫩的秧苗不受冷霜的侵害。到了白天，太阳出来时，他挖开秧田的越口，把田水放尽，叫秧苗晒晒太阳。他又撮些糠头灰撒在田里，埋住秧根，盖住泥巴，来提高泥温。“雨点把糜溶的泥巴打得泛起来，泛起的泥一落沉，把那才下泥的嫩谷芽子淤盖了，你叫它怎么伸腿，如何不烂”“广阔的田野现出杂驳斑斓的颜色。没有收割的田里是一片金黄，耙平了的在太阳的照射下闪动着灿烂的水光，插了秧的又一片翡青。”“割了一片黄，又是一片青。农民都是会用颜色的画家。”
《山乡巨变》具有浓郁的南国的地方特色，刻画了当时背景下的土地合作化运动，描绘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使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背景下的社会活动及文化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