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背书呢？”他这样对老师说，老师很吃惊。
老师脸色气的发白，命令毛泽东遵守历来的规矩。这个十岁的孩子拖着他的板凳走到老师的讲台前，面对着老师坐下来，违抗老师的命令面不改色。老师气的要命，便拉起他站起来。毛泽东挣脱老师的手，然后大步走出了学堂。就像《水浒传》里造反的好汉一样，他要上山避难。
毛泽东向城里转去，后果如何此时对他已无所谓。但实际上他只是在韶山周围打转转，根本没能走出10里以外。大人们开始找他。泽东不肯回去，因为他觉得老师肯定会打他，他父亲也不会错过打他的机会。
到他13岁离开学堂时，他已对经典中包含的思路和道德规范十分反感。但他最初开始反对这种强调秩序和礼仪的古代道德哲学，是因为他教导人盲目服从，孩子们只能鹦鹉学舌地死背。他们一面按节奏晃动着身体，一面大声喊出晦涩而陈旧的格言，好像是东方念经的和尚。
毛家比韶山村大多数人家要富裕一些。在20世纪初毛泽东的童年时期，毛顺生（泽东的父亲）的家境从贫穷上升到小康。在1904年毛泽东10岁时他，他家有18亩地，三年后增加到24亩。他家每年要消费大约4500斤大米，还剩余7000斤可以出售。毛顺生雇了一个长工，并开始通过精明地做粮食和生猪买卖以及抠门的高利贷生意赚钱。他搞到一部分资金，开始购买其他农民抵押的土地。毛顺生的家业看起来打理的很不错，有一个牛圈、一个粮仓、一个猪圈和一个小磨坊。
泽东17岁那年，韶山发生了粮荒，冬天的大米吃完了，而新稻米还没有成熟。饥饿的目光投向了米商和地主的粮仓，饥饿的人们喊出吃大户喊出“吃大户”的口号。毛先生这个“大户”自然也难逃“劫难”，毕竟，在韶山饥荒日益严重时，他居然还在向长沙贩卖粮食。他的一批粮食被饥饿的村民们截住，并被分吃了。
提到他气急败坏的父亲，泽东说：“我不同情他。”对毛泽东来说，他已经做出了一个基本结论：他那令人讨厌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公正社会秩序在当地的关键性人物。毛先生正在富起来，泽东已注意到这一点。这个老头子是中国获得真正解放的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这个年轻人做出了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泽东的一句关于他父亲的可怕的话，概括了全部含义：“我学会了恨他。”作为一个孩子，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与那个时代的生命联系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