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作者郭建龙，浙江人民出版2024年10月，29.1万字。

郭建龙，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来，实地探访几乎整个中国以及非洲、欧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数十个国家，用游走的方式观察和记录世界。代表作有《穿越百年中东》《穿越非洲两百年》，“帝国密码三部曲”（《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和《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以及历史畅销书《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丝绸之路大历史》、《失落的世界》等。

这本书探讨从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三百多年里，闭关锁国的中国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作者用大量的史实资料来说明，中国不是天生闭锁的，在几百年前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开放，并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技术和知识尽数引入，但由于封建集权政权的性质，中国社会终究重归到传统的闭锁社会。

作者试图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在睁开眼睛之后，又选择了闭上眼睛，不仅没有迎头赶上，反而开始了闭关锁国，和世界隔绝了呢？

本书共分三部11章，具体目录如下：

楔子  洋人翻译告御状（1759）

第一部  百年试探（1516—1644）

从耀兵到锁国（1516—1567）

隆庆开关（1567—1583）

利玛窦和徐光启（1583—1622）

战争与枪炮（1622—1644）

第二部  在希望与失望中跌宕的百年（1644—1735）

换代时期的传教士与割据者（1644—1683）

黄金时代（1644—1716）

帝王与教皇（1683—1722）

强人皇帝的紧缩（1722—1735）

第三部  锁死在系统中的百年（1735—1840）

乾隆皇帝：盛世闭锁（1735—1796）

孱弱的军事，强硬的姿态（1796—1820）

战争是仅剩的可能性（1802—1840）

【主要观点】

1.

从大航海时代到海通的三百年时间里，中国曾经带着希望迎接西学的到来。

在第一个百年里，它充满了好奇和试探，并接纳了更加先进的知识；

在第二个百年里，随着明清的改朝换代，西学知识在颠簸中继续传播，直到被一个聪明的皇帝利用，但最终在另一个保守的皇帝手中落下了帷幕；

到第三个百年，中国已经没有了西学知识，只有自大，但即便这样，知道西方、了解西方的中国人并不少，只是制度将他们的消息全部过滤，留给皇帝的，只有他心目中那个万年永驻的中央体制。

当西方人从大航海走向工业革命，最终铺向世界的时候，中国却拐了个巨大的弯，最终彻底浪费了这三百年的机会。

2.

从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三百多年里，明清帝国一步一步回归超稳态，而世界却已经在三百年里突飞猛进。

作者的这一段描述非常的生动：如果一个16世纪初的明朝北京人来到19世纪清朝治下的北京，他会发现一切都没有变化；但如果一个同时代的欧洲人也进行同样时间的穿越，他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幻想中的未来社会。

3

作者在书中问了几个问题，并且做了解答：

①1840年的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社会，整个国家都处于极端的信息匮乏之中吗？

答：海外的华人、国内与海外有联系的沿海居民、国内沿海地区的官员和商人，他们都拥有丰富的西洋信息，这让那种认为中国在道光二十年（1840）时是铁板一块的无知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②虽然已经存在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群体，为什么在国家层面上，中国仍显得如此无知？

答：明清封建集权制度最核心任务是保证社会稳定，并以一人为中心来格式化整个社会。

真相在集权制度之下无法传递给皇帝。也就是说，皇帝预设了立场（华夷秩序），只有符合这个立场的信息才能回馈给他，而当这个立场已经与真实世界严重不符时，哪怕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真相，皇帝的决策也依然不会改变。

最终的问题在于封建集权式制度而不是个人。

③改革和变法可以对应起来吗？

答：虽然“改革”与“变法”在字面上接近，在内容上却是南辕北辙的。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松管制、减少干预，目的是赋予民间经济更多自由；而历史上的变法却大都以收紧权力、加强干预、增加财政为目的。古代历史上真正的改革时期，对应的是以汉朝的文景之治为代表的休养生息的时期。

④中国古代有过怎样的开放经历？

在中国古代，大的开放时期也至少出现过四次，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佛教和西域知识的大量引入，唐宋时期所代表的开放精神和面向海洋，元代的世界思维，以及明末的西学运动。

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困扰了两千年的问题是：不管一个时代采取了多少改革和开放的措施，但到最后，集权主义所产生的稳定需求，最后都会导致权力重归闭塞，将之前的所有成果尽数推翻。

⑤明朝和清朝的西学运动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两者区别如此大呢？

答：在明朝，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后，迅速引发了整个阶层对西方技术的兴趣，从最早的瞿太素，后来的徐光启、叶向高等人，到后期的孙元化，再到南明时期的瞿式耜、焦琏和太监庞天寿，这些人都对天主教带来的新技术有着向往，并不耻下问地学习。可以说，明朝的西学运动是来自社会智识阶层的自救运动。

而清朝的西学运动只是依靠皇帝一人，缺乏群众基础。

⑥为什么明朝和清朝西学运动的区别如此大呢？

答：这和明清时期不同的政治局面有关。明清都属于中国封建集权的高峰期，但明朝的官员、文人和社会相对于清朝，依然有更大的独立性。在明朝，即便权臣执政时期，依然有大量的言官敢于忤逆皇帝。这时的官僚都有自己的判断力，而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选择权。这使得明朝时对西学感兴趣的人群是庞大的，正是他们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大翻译运动。而到了清朝，官僚们的自主性消失了，都以当皇帝的奴才为荣。因此，即便是康熙时期，对西学感兴趣的也只有皇帝一人而已。而他对西学的态度，是禁止人民学习，只准自己利用。这就锁死了西学，使之无法在全国产生影响，将西学变成了皇帝圈养的金丝雀。当帝国结束了扩张期，进入稳定期，就关闭了所有窗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僵化的闭锁。

两朝的哲学也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心学虽然看上去更接近中世纪，却是为了反叛宋元理学（道学）而产生的，为了对抗朝廷对人的思想格式化，不惜完全退回到人心而放弃客观世界，强调一个人应当遵循自己的内心，不应该放弃个人的判断能力。清朝的实学虽然先进，却只是官僚文人士大夫们在当官之余的娱乐工具。

⑦对闭关锁国是怎么理解的？

答：闭关锁国并不是硬性地将所有的贸易断掉，而是在保留了部分对外贸易的名义下，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出台各种互相抵触的政策，在官僚执行过程中，让对外贸易变得困难重重，直至无法顺利地进行，从事实上将国门关闭。

闭关锁国也不是被迫的，而是一个制度性的自主选择。由于集权式制度对开放性的天然恐惧，皇帝更倾向于禁止百姓接触海外新事物、学习新知识，从而利用制度和舆论的力量，将百姓闭锁在信息大坝之内，最终产生对世界的厌恶和轻视。

⑧为什么同样的贸易制度在英国人看来是无法忍受的，但在清朝官僚集团和皇帝看来不仅没有弊端，反而必须执行，甚至称得上帝国的基础？

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双方的统治哲学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政治和司法是结果制的，而清朝的政治和司法是过程制的。

两种统治哲学最大的差别体现在政治成本上，西方结果式哲学行政成本较低；而清朝的过程式哲学会产生强大的控制力，必须有一个复杂且庞大的官僚集团来控制社会，而社会为了养活这个官僚集团，必须付出沉重的税负作为代价。

楔子中洋人翻译洪任辉告御状的故事里，洪任辉抱怨的保商制度，本身就是维持帝国统治链条关键的环节之一。所以，告御状不仅不会起到作用，反而会更加强化系统本身，让它变得更加刚性和不可调整，双方的下一次对峙已经在路上。

【撷取摘抄】

1.

元末明初，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活跃的中国人社区。

明朝虽然闭关锁国，但到了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沿海地区民间与海外的联系已经非常频繁了。

1511年，葡萄牙出兵攻克马六甲并建立了堡垒，使其成为葡萄牙控制东南亚的中心。

1513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到达中国海岸。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二年（1521—1523），明政府的舰队数次与葡萄牙人展开海战。

作为老大帝国的明朝虽然已经丧失了海洋优势，无力去帮助其属国，却又想展现皇权的无远弗届，最后只能通过扣押使者、写信威胁的做法来显示自己的实力，用这种最无力的方式去威胁从未知世界里冒出来的海洋新霸主。

双方在冲突之后，又进行了长达数十年小心翼翼的再接触的尝试。

人们常常把嘉靖三十六年（1557）当作葡萄牙对澳门实行殖民式统治的开始，但作者认为，此时的澳门更像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特区。

嘉靖四十四年（1565），政策已经有了转向的苗头，皇帝在福建设立海澄县，这是当时唯一开放海关的县。

隆庆元年（1567），隆庆皇帝决定有限度地放开海禁。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设立一个贸易区。

成于万历二年（1574）的《殊域周咨录》是明朝人写的最全面的世界地理书籍。

荷兰人第一次占据澎湖又被驱逐，荷兰人离开后，福建漳州地区的对外贸易几乎断绝。

在利玛窦开辟道路之后，西学成为潮流，大量介绍神学、地理学、几何学、机械学的书籍得以进入中国。

在这个西学东传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西学三杰”，他们是后来担任内阁次辅的徐光启、曾任监察御史的杨廷筠，以及曾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的李之藻。

2.

明朝，始终有一批清醒的人意识到了西方技术的先进之处。

在努尔哈赤的进攻下，明朝的财政彻底崩溃，却又要应付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此时，突然有人想起了可以利用西洋人的军事技术来弥补军事和财政上的不足。

天启六年（1626）宁远之战，红夷大炮的威力得到了证实，炮台的神话也得以确立，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才再次被西洋人打破。

崇祯五年（1632）桥兵变最大的受害者是徐光启所领导的西学事业，事变不仅造成西学主将孙元化的死亡，还毁灭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西洋炮队。由于明廷缺乏西学领袖，也无法支持庞大的造炮资金，再次引进大炮已经不可能了。

1633年，徐光启去世，这给明朝军事科技西洋化的运动画上了句号。

明朝对西方其他科学的引入虽然比军事科技稍晚，但其又和军事技术平行发展，甚至在军事技术的引进中断后依然存在。

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把西方历法引入了中国。

晚明时代的海外贸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到海外做买卖，华人移居海外也进入高峰期。

崇祯十五年（1642），荷兰人控制了整个台湾。

1635年，英国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澳门派遣商船。中国一方几年之后就发生了明清迭代，英国也陷入了十几年的大混乱。因此，英国人虽然在明朝时已经到达中国并展开贸易，但它们真正打开中国市场，要到清朝之后了。

3.

清朝继承了大陆帝国的正统，它对付开放性海洋政权的方法就像德意志和法兰西对待荷兰一样，就是封锁陆地，这样的政策构成了明清时期开放政策的第一个反转。

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推出禁海令；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推出了迁界令。

从顺治皇帝末期开始，开启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次教难时代。

顺治、康熙时期缝隙中的这一次锁国，已经给未来留下了一定的阴影，预示着康熙后期和雍乾时代的第二次闭关锁国。

郑氏治下的台湾之所以值得人们怀念，就在于它的世界性，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世界眼光的地方性政权。

当时的日本已经进入闭关锁国时期，只有郑氏能够与日本继续合作，

之后台湾因为清廷的治理而变得内陆化，丧失了对外贸易，最终变成了庞大中央帝国的外围地区，郑氏时期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权彻底消失不见。

台湾被征服的同一年，清廷放弃了闭关和迁界政策，重新打开了对外贸易的大门。

清廷设立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四个海关，在广州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设立了关府。清朝进入著名的四口通商时代，这也是中国进入近代之前最后一个开放时代，是隆庆开关之后的另一个黄金时代，同时也是最善于利用西方技术的时代。

4.

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皇帝迎来了一个由荷兰人组成的西方使团。汤若望參加了接见。汤若望的威望在顺治八年（1651）顺治皇帝亲政之后达到顶峰。

在这段时间里，汤若望显然是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士。顺治皇帝去世后，传教士们在清朝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进入尾声，接踵而来的是另一次教难时代。

到了康熙十年（1671）初，清初最严重的一次教难结束了。

康熙时代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对海外人士宽容的时代。在康熙皇帝的引领下，中国进入了一个很特殊的“欧洲热”时代。

康熙皇帝最宠信的传教士叫南怀仁。他带着好奇心，对传教士带来的整个知识体系感兴趣。

最能体现康熙皇帝对西学重视的，是他晚年的一项大工程。由九位传教士花费十年时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的地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精确比例尺绘图的先例。

5

明朝时日本曾经以走私和倭寇著名，但在西方人到来后，日本却逐渐进入闭关锁国阶段。他们只开放了一个港口长崎港，允许三个国家的人（中国人、朝鲜人和荷兰人）前往长崎港贸易，而日本人是绝对禁止去往海外贸易的。要想维持两国之间的贸易，就只有靠中国主动。

雍正、乾隆时期，随着其他三家海关管理权被收归行政和军事，独立的粤海关成了唯一的港口。因此，从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的第一阶段，其实是自由竞争的结果。

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去世。这一年却标志着帝国从扩张到维稳的转变期。

康熙四十七年（1708）遣使欧洲，引出了清朝历史上最著名的前往欧洲的中国人——樊守义。樊守义写了一本《身见录》，使得现代人对他的认知比其他人更多，

康熙后期对外贸易的一大特点是：英国人逐渐成了与中国贸易的主角。

康熙五十五年（1716）之后，英国船逐渐舍弃了厦门和舟山，改以广州为主要港口了。

广州发明了一种新的征税制度，即著名的行商代理缴税制。海外商船只需要在到达时自己缴纳船钞，其余税收都由中国商人代缴。这种税制贯穿了直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整个海关时期。

此时在海外有大量中国人，他们对海外世界、对欧洲和地球都有着深刻的了解，但由于他们和国内是完全割裂的，因此中国国内停滞于中世纪阶段，将欧洲和洋鬼子视为荒诞，整个官僚阶层（除了沿海的官僚）对海外一无所知，也就无法对即将到来的冲击做出有力反应了。

6.

一个中国式帝国从建国初期向中期转换之时，都容易产生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伟大盛世的尾声时，总是会出现一个强人皇帝。

在此之后，下一个皇帝上台后，首先想到的是清理前一任留下来的大量的灰色地带，因此往往祭出紧缩、反腐、整顿吏治等措施。

雍正允许贸易的存在，但是贸易势力必须听话，也不能将影响力渗透进政治领域。他赋予官僚系统很大的权力去管理贸易，于是，在官员的管理下，贸易反而越来越衰落了。

为了限制西洋人，雍正统治下的清朝也将西洋的科学与中国人完全隔绝了。雍正不知道的是，人类学问的发展并不在于一种思想的对错，而更在于人们能够自由地思想。久而久之，西洋人的作用仅限于在钦天监任职，他们的其他用途都被禁止，他们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

7.

顺治时期对西洋技术的尊重、康熙时期对传教士的利用，都暗含着“夷”的知识对“华”的超越。

只有到了乾隆时代，华夷之分才再次回归历史的常态。在乾隆皇帝搭建的世界观里，西洋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都再次回到了边缘地位。

当年的大翻译运动是那么轰轰烈烈，却又完结得如此彻底，康熙皇帝熟练于心的世界地理知识在乾隆时期的大臣看来已经是无稽之谈。

就在中国回归历史均值的时候，西方的科学却一直在加速发展。但是这一切，都被乾隆时代的均值回归所掩饰。

在明末，西方的社会进步还能在中国产生一点点回响，但到了清中期，任何声音都没有了。清朝已经自我陶醉在伟大的体系之中无法自拔。

在清朝，乾隆皇帝是第一个真诚地相信中华帝国圈和朝贡体系的皇帝。他不仅将所有的外交都算成是朝贡的一部分，他与海外打交道的一切方法也都是从朝贡体系出发的。

当皇帝将外交变成了一种朝贡时，他统治的出发点就越来越内向了。

他不再对新鲜事物感兴趣，更愿意面对已知的世界不断地表演，而看不到外面更加先进的制度和知识。

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有的贸易都集中到广州一口，一口通商的制度从此形成。

在海外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中国商人群体。甚至有人将1740年到1840年这一百年称为“华人的世纪”。

要说中国人完全缺席了世界秩序的重构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商人的确参与了国际贸易，只是中国特殊的双轨制让民间外贸体系极少被记录下来，最终消失在历史之中。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两个并行却不相交的世界：商人和海盗能够看到海外的巨变，但他们无法将看到的一切传达给精英群体。而精英群体已经彻底忘记了西方的知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出现了乾隆末期中国与世界最重要的一次交往。这一年，英国正式派出使节前来中国。马戛尔尼使团最大的收获，是英国人第一次通过多重视角对这个老大帝国进行了系统性的观察。中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欧洲，仅具备非常有限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所有的西学知识都好像没有存在过，所有对科学的崇敬都被铁板一块的集权所取代。

8.

19世纪初的海盗事件为后世提供了太多对未来的警示。事实上，早在嘉庆十四年（1809），清朝的海军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

就如同最无能的人往往自尊心最强、最在意别人的尊重一样，清朝在这时偏偏到了最讲究礼仪的时期，在对外关系上也表现出了最强硬的姿态。

在19世纪初，中国和英国之间已经有数次摩擦，距离战争爆发只是毫厘之间。

嘉庆十三年（1808），随着鸦片贸易的繁荣和白银的流出，海关监督也抵不住压力，发令禁止鸦片贸易：一经发现，鸦片立刻销毁，保商连坐。

自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对印度棉花的需求已经导致其从一个贸易顺差国变成了逆差国。如果清政府真的能够禁止鸦片，对控制逆差是有帮助的，但真正产生逆差的原因，是中英两国间巨大的生产力差距。

在集权状态下，要想控制鸦片贸易，就必须采取更加坚决的禁令，对整个海外商业动手，但这又会造成经济的进一步收缩。

9.

19世纪20年代初，鸦片和正常贸易是并行的，为了惩治鸦片贩子，需要鼓励正常贸易。但蒋攸铦和阮元的从严政策严重地干扰了正常贸易，最后使得那些想靠正常贸易赚钱的人也死了心，更多的人为赚钱干脆转向非法的鸦片贸易。由此也产生了臭名昭著的“伶仃模式”，即离岸交接模式。

英国人称“伶仃模式”为“高效、安全和利益的典范，充分利用了先进的西方技术、中国政府组织中的漏洞，以及人类所共有的贪婪”，并认为“1821年到1822年禁烟事件给走私者提供了天赐良机”，于是产生了这种完美的解决方案。

道光十三年（1833），英国通过了新的许可状法案，剥夺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权，却给了它继续管理印度的行政权。这是世界从垄断贸易走向自由贸易的关键性一步。东印度公司失去了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于是，散商的鸦片船冲垮了清政府仅有的那一点防范堤坝。

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结束时，清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世界变化的适应能力。事实上，他们的一切管理都是围绕着垄断时代进行的，一系列的制度也都是以东印度公司的存在为前提的。

清政府的贸易体系是搭建在垄断状态下的，一旦进入自由贸易阶段，鸦片的繁荣、贸易的逆差、白银的流出，都是原有体系难以应付的。只有重新搭建一个自由贸易体系，让人们在正常的合法贸易中赚到钱，才能排斥非法贸易，从而解决鸦片问题，但这是清政府所做不到的。鸦片的出现给了清政府一个千载难逢的借口，他们以此否认自己制度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