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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正面描写的只是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落，但是它反映的却是整个社会的本质。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蹒跚，走过了两千多个年头，到《红楼梦》诞生的年月，它已经走到末期。腐朽的封建社会结构处在全面崩解的前夕，虽经满清开国几代君主励精图治，“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统治阶层中“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他们的子弟早已磨尽了祖辈的筋力和锐气，“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那一时代的人似乎已经感到朽屋将颓的不可挽回的历史结局，于是恣意享乐，如同世界末日到来前的疯狂纵欲，另一些人则为这纵情的享乐付出更多的血泪。这种腐朽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彻底朽败，连同寄附在这制度上的人，所以在我们回头审视这段历史时，甚至难以确定应由哪一个或哪一些人来承当责任，封建社会几乎是在那一时代生存者共同的叹息声中走向崩溃的。曹雪芹感受到了这种无可奈何的彻底朽败，并形诸笔墨，用贾府这面透镜把它表现出来，于是产生了不朽名著《红楼梦》。
曹雪芹能够真实深刻地通过宁荣二府的兴衰表现那一时代的本质，跟他的家庭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曹雪芹的祖先本是居住在关外辽阳(一说铁岭)的汉人，在满清军事贵族同明王朝争夺关外统治权的战争中被俘，后编入满洲正白旗，并随清军入关。曹家祖先虽然只是内务府的包衣(家奴)，但由于直属皇帝统辖，“从龙入关”，渐渐地有了“出身”。特别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被选中做了康熙的乳母，祖父曹寅少年时又被选入宫中陪伴康熙读书，曹家同满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从曹雪芹曾祖曹玺起，曹家三代连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织造近七十年。江宁织造官阶并不高，只是内务府派驻南京管理皇室织造事务的代表(另外还有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但是由于曹家和康熙皇帝的特殊关系，经常向皇帝直接报告江南民生吏治的情况，甚至地方行政长官的奏折有时还得附在曹寅的奏折内呈进。康熙皇帝南巡，四次以织造署作为行宫(皇帝外出时临时住宿的地方)，住在曹家。曹家为接驾，“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但是这种赫赫扬扬，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兴盛场面很快就烟消火灭。康熙死后，雍正做了皇帝，政局发生剧烈变化。曹家由于历任亏空及曹(曹雪芹父)行为不检，失去皇家恩宠，被革职抄家。曹雪芹全家离开江宁返回北京。后来可能又遭一次祸变，家道彻底败落，城里住不下去了。那时曹雪芹业已成年，困居北京西郊山村，靠卖画和朋友接济度日，居处满目蓬蒿，常常举家食粥。曹雪芹在人生困顿之中，回忆当年秦淮繁华的旧家景况和一败涂地的惨痛遭遇，对人生和社会的本来面目有了比他人更为深刻的认识，产生了创作《红楼梦》的原始动机。应该说，《红楼梦》的文字中饱含了作者的切肤之痛，所以“字字看来都是血”。但是《红楼梦》又绝非曹雪芹个人伤怀咏时之作，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成功作品，《红楼梦》所表现的主题远远超出了曹雪芹“怀金悼玉”的旧旨。可惜的是曹雪芹没能把这部撼世之作写完，现存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由曹雪芹的同时代人高鹗续作的。续书虽然大致保持了原作的悲剧结局，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大大低于原著。
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对封建社会失去希望的第一位作家，但他却超不脱历史的局限。他是以一块怀才不遇、无力补天的顽石的身份，无可奈何地叹息这座封建大厦朽败倾颓的。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找不到更先进的思想武器，最终还是把这一切归结于宿命，归结于“色”“空”。鲁迅说过：“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曹雪芹即处在这样的苦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