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之治(一)

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暴躁,身边一百多人,都是无赖之徒,侵扰残虐百姓,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有人上告太宗说李幼良存有二心,太宗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密谋劫持李幼良到北方胡虏之地,又想要杀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地区。不久又有人将其密谋上告朝廷,夏季,四月,癸巳(十二日),太宗赐李幼良自杀。

五月,苑君璋率领手下兵马投降。起初,苑君璋勾引突厥兵攻陷马邑,杀掉高满政,退兵据守恒安。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君璋十分害怕,便也主动投诚,请求让他防守北部边疆以赎罪,高祖允诺。君璋请求订契约,高祖派雁门人元普送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来招降,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苑君璋于是拘捕元普送到突厥,又一次与突厥联合,并数次入侵唐朝。到了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太宗封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六月,辛巳(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壬辰(十二日),又任命太子少师萧瑀为尚书左仆射。

戊申(二十八日),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瑀说:“殷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人心所向却不一样。”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一味崇尚欺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夺取天下也许可以凭借武力,治天下则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瑀钦服不已。山东大旱,诏令各地赈济抚恤,今年的租赋不必交纳。

秋季,七月,壬子(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无忌与太宗早年为布衣之交,加上皇后兄长的外戚身份,又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大功,太宗视为心腹,对他的礼遇无人堪比,几次想重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固执地请求:“我身为皇后,家族的尊贵荣耀已达到顶点,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再去执掌国政。汉代的吕、霍、上官三家外戚都是痛彻骨髓的前车之鉴,望陛下体恤明察!”太宗不听,最后还是予以重用。

起初,突厥族风俗淳厚,政令简质疏略。颉利可汗得到汉人赵德言,加以重用,德言恃势专权,大量地改变旧有风俗习惯,政令也变得繁琐苛刻,百姓们大为不满。颉利又信任各胡族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这些胡族人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干戈连年不息。又赶上大雪天,雪深达数尺,牲畜多冻死,加以连年饥荒,百姓都饥寒交迫。颉利费用不足,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落多反叛,兵力渐弱。唐朝大臣们议事时多请求乘机出兵,太宗问萧瑀和长孙无忌:“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然面临危亡。现在出兵讨伐,则刚刚与突厥订立盟约,师出无名;不出兵,恐怕又要失去机会,怎么办呢?”萧瑀请求出兵。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我边塞,却要背信弃义、劳民伤财,这不是正义之师的所为。”太宗于是没有出兵。

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运长久的办法,萧瑀说:“夏、商、周分封诸侯而统治时间长久,秦国不分封诸侯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有道理,于是有分封诸侯王的动议。

黄门侍郎王珪有密奏要上报,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士廉搁置起来没有转达。太宗得知后,八月,戊戌(十九日)这一天,调走高士廉,任命为安州大都督。

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宰相以外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臣亲眼所见。”太宗说:“卿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臣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卿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卿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臣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讷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卿的地位称得上尊贵,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辛未(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中途被杀。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自恣,无法无天,后被征召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君廓私下拆信,不认识草书字体,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吏卒逃跑,将要奔往突厥,途中被野人杀死。

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謩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初四),尚书左仆射萧瑀因事犯罪被免职。

戊申(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被处死。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其父长孙晟死后,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等到太宗即位,皇后不念旧怨、不记前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安业由此得以免死,流配到巂州。

有人告发右丞魏徵偏袒他的亲属,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徵不留下办事的表态,远远地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有应责备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去责问魏徵,而且说道:“从今以后,应留下办事的表态。”有一天,魏徵上朝,对太宗说:“臣听说君主与臣下一体,应彼此竭诚相待。如果上下都追求留下办事的表态,那么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臣不敢接受这个诏令。”太宗吃惊地说:“朕已经后悔了。”魏徵拜了两拜道:“臣很荣幸能为陛下做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

太宗的神情、风采英武刚毅,众位大臣进见他时,皆手足失措。太宗知道后,每次见人上朝奏事,都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谏之言。曾对公卿说:“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体,一定要借助于镜子;君主想自己知道过错,必然要善待忠正耿直的大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大臣阿谀逢迎,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岂能独自保全!像虞世基等人对隋炀帝阿谀奉承以求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世基等也难免一死。望你们以此为戒,每件事都有得失,希望不惜畅所欲言!”

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旧兵,应全部任命为武官,加入皇宫警卫部队。太宗对他说:“朕视天下为一家,只选用贤才,难道旧属士兵之外就别无可信用的人了吗?你这个想法,并不是让朕的恩德广被于天下。”

太宗对公卿说:“从前大禹凿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谤之言,是因为与民利益攸关的缘故。秦始皇营造宫室而百姓怨声载道、图谋反叛,是因为秦始皇损民以利己的缘故。奇珍异宝,本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假如放纵自己不止,那么国家就会立刻面临危亡。朕想要营造一个宫殿,材料已经齐备,有鉴于秦的灭亡,便停止这项工程。亲王公卿以下,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想法。”从此二十年间,风俗质朴淳厚,穿着不用锦绣,官府与百姓均很富足。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朝中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以相互监督检查,中书省起草诏令制敕如有差误,则门下省当予纠驳指正。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如果往来辩论,务求准确恰当,放弃个人见解从善如流,又有什么不好呢?近来有人护己之短,于是产生仇怨隔阂,有的为避开私人恩怨,明知其错误也不加驳正。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造成万民的灾患,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在位时,内外官吏一团和气,在那时,均自认为有智慧,祸患殃及不到自身。等到天下大乱,家庭与国家俱亡,虽然这中间偶有某个人得以幸免,也要被舆论所针砭,永远难以磨灭。你们每个人都应徇公忘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的商人得到一粒宝珠,用刀割开身上的肉,将宝珠藏在里面,有这么回事吗?”大臣答道:“有这回事。”太宗说:“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爱珍珠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官吏受贿贪赃依法受刑,和帝王追求奢华而遭致国家灭亡,这与胡族商人的可笑有什么区别呢?”魏徵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的人非常健忘,搬家而忘记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严重的,夏桀、商纣均贪恋身外之物而忘记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太宗说:“对。朕与你们应当同心合力,相互辅助,以免被后人耻笑。”

青州有人谋反,州县官员逮捕其同伙,致使牢狱中人满为患。诏令殿中侍御史、安喜人崔仁师前去覆查。崔仁师到达青州,命令卸去囚犯的枷具,给他们饮食、让他们沐浴,加以宽慰,只将其首犯十余人定罪,其他人都释放。崔仁师回朝禀报,太宗又派人前往叛决。大理寺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您平反很多人,依人之常情谁不贪生,只恐怕这些首犯见同伙免罪释放,不肯甘心,我深为您忧虑。”崔仁师说:“凡定罪断案应当以公正宽恕为根本,怎么可以自己为逃避责任,明知其冤枉而不为他们申诉呢!万一判断不准,放错了人,我宁愿以自己一人换取十个囚犯的生命。”孙伏伽羞惭地退下。等到太宗派的人到达当地,重新审讯犯人,他们都说:“崔公公正宽仁,断案没有冤枉,请求立刻处死我们。”没有一人有二话的。

太宗喜好骑马射箭,孙伏伽苦谏道:“天子居住则要有九重门,出行则要警戒开道,这不是为表示自己的尊严,而是为国家百姓考虑。陛下喜好亲自骑马射箭以便让亲近的侍臣们高兴,这是年轻做亲王时的所做所为,而不是今日贵为天子应做的事。既不能靠此来保养圣体,又不能用它来为后代做典范,臣认为陛下不应如此。”太宗十分高兴。没几天,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隋朝选拔官员,每年十一月候选者聚集京城,到次年春天结束,人们苦于期限过短。到此时,吏部侍郎观城人刘林甫上奏请求四季都可选官,根据空阙随时补充,人们颇以为便。

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动乱之后,都不愿意做官,政府官员人数不够。尚书省下文让各州派人赴选,州府及皇帝特使常用赤色文牒直接委任官吏。到此时全都废止。勒令他们都到尚书省候选,聚集有七千余人,刘林甫量才录用,各得其所,当时人十分称赞。太宗以为关中地区米价贵,开始分一部分人在洛州参加铨选。

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而不在于人多。”命令房玄龄裁并削减,只留下文武官员总计六百四十三人。

隋朝秘书监晋陵人刘子翼,学问人品俱佳,性格刚正直爽,朋友有过失,常常当面指责。李百药常说:“刘四虽然总是骂人,人们却不恨他。”这一年,有诏令征召他入朝,以母亲年迈为由,辞谢不去。

鄃县县令裴仁轨,私自役使为官府服劳役的门夫为自己干活。太宗大怒,要处斩他。唐律中对官吏私役丁夫有专门的规定:“诸丁夫、杂匠在役,而监当官司私使,及主司于职掌之所私使兵防者,各计庸准盗论。”即官员有私役使正在服公役期间的各种人夫者,将所役使丁夫的劳动量转成绢帛,按盗窃治罪。盗窃罪的量刑为:赃绢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如为监临主管之官私役使所部之人,则按“受所监临财物论”。其量刑为: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五十匹流二千里。这里为了量刑定罪,必须把私役使的劳动量转换成绢帛,为此唐律中专门规定了“平功庸法”。该法规定:一人一天的劳动,折绢三尺。根据以上的法律规定,裴仁轨私役门夫,至多处徒、流之刑,不当处死。太宗因一时之怒,法外论罪,罚过于罪。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祐劝谏道:“法律,是陛下与天下百姓共有的,并非陛下独有之物。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却处以极刑,臣担心百姓将无所适从。”太宗高兴,免除裴仁轨死罪,任命李乾祐为侍御史。

太宗曾说及关中与关东人,认为有所不同。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跪下奏道:“天子以四海为一家,不应当有东、西的差别,恐怕会让人觉得陛下狭隘。”太宗欣赏他的话,给他丰厚的赏赐。从此每当朝廷有大事,都让他参与谋议。

起初,突厥族已经强大,敕勒各部落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均居住在漠北地区,风欲习惯大致与突厥相同。薛延陀在各部落中实力最强。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正强大的时候,敕勒各部都向他称臣。曷萨那横征暴敛,敕勒各部均有怨言。曷萨那诛杀他们的首领一百多人,导致敕勒各部相继叛离,一致推举契部的哥楞做易勿真莫贺可汗,居住在贪于山北。又推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住在燕末山北。等到西突厥射匮可汗的部队重新兴盛起来,薛延陀、契二部便去掉可汗称号再次称臣。

回纥等六部聚居在郁督军山的,东隶属于突厥始毕可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微,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落七万多户,依附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政治混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继反叛。颉利可汗派他的侄子欲谷设统领十万骑兵讨伐,回纥酋长菩萨率五千骑兵迎战于马鬣山,大败欲谷设。欲谷设仓遑奔逃,菩萨追到天山,俘虏其大部,回纥从此兴盛。薛延陀又乘机击败突厥四个设的军队,颉利可汗无法控制。

颉利可汗日益衰败,百姓纷纷离散。正赶上天下大雪,雪深达数尺,羊、马多冻死,百姓饥寒交迫,颉利可汗担心大唐帝国乘突厥衰败进兵,于是带领兵马到朔州边境,扬言要会猎,实际上是防备唐朝。鸿胪寺卿郑元璹出使突厥还朝,对太宗说:“戎狄族的兴衰隆替,专以羊马的情状作为征候。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先兆,不会超过三年。”太宗颇以为然。众大臣都劝说太宗乘此机会袭击突厥,太宗说:“刚刚与人家订盟却要背约,这是不守信用;利用人的灾祸,这是不仁义;乘人之危来取胜,这不是勇武的行为。即使突厥的各部落都叛离,牲畜所剩无几,朕还是不出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过,然后讨伐他们。”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李道立来到长安,献上一万钉宝钿金带、五千匹马,以迎娶唐公主。颉利可汗不希望大唐与统叶护和亲,几次派兵侵扰,又派人对统叶护说:“你要是迎娶大唐公主,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统叶护深为忧虑,最后没有成婚。

春季,正月,辛亥(初三),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离职。当时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荣宠太盛,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假如各有所闻而不说,则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又召集百官对他们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视无忌如亲子一般,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长孙无忌自己担心富贵至极会带来灾祸,一再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尽力为他请求,太宗于是准许离职,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

唐朝设置六司侍郎,为六司尚书的副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癸丑(初五),吐谷浑入侵岷州,都督李道彦将其击退。丁巳(初九),改封汉王李恪为蜀王,卫王李泰为越王,楚王李祐为燕王。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答道:“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偏听偏信,就是暗。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详细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所以共工、鲧、兜不能掩匿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则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达。”太宗说:“非常对!”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隋文帝不准许赈济百姓,而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地区寻找食物,等到文帝末年,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炀帝依仗着富足的粮食,奢侈无度,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可以,其他多余的又有何用呢!”

二月,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人们都说君主至为尊贵,无所畏惧。朕则并非如此,上怕皇天的监督,下惧群臣的注视,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魏徵说:“这的确是达到治世的要旨,希望陛下能慎始慎终,那就好了。”

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再如高颎为隋朝丞相,公正无私,颇识治国之本,隋朝的兴亡,与高颎休戚相关。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

壬子(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太宗下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让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讨论,以尽量减除冤案。随即带囚犯走过,见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毕竟官衔不低,怎能让他与其他囚犯同列。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不必带来殿前过目,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

关内地区大旱饥荒,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己巳(二十二日),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变卖的子女们,送还给他们的父母。庚午(二十三日),诏令说因为上一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旱、蝗灾害,因此大赦天下。诏令大略说道:“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保全百姓也心甘情愿,毫不吝惜。”不久旱区天降喜雨,百姓大为高兴。

夏季四月,己卯(初三),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尸骨遍野,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尸骨。”

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奚、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颉利派突利讨伐,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单枪匹马逃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禁十几天,并鞭笞他,突利从此怨恨颉利,暗中想背叛颉利。颉利几次向他征兵,他都不给,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刘旻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事情败露,投奔唐朝,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旻等知道时机已到,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又让刘旻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梁师都带突厥兵到达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长安地区出现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朕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臣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驩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九月,丙午(初三),初次下令年老退休的文武官员在上朝时列于本品现任官之上。

太宗说:“近来看见大臣们多次上表章恭贺祥瑞之事,百姓家中富足而没有祥瑞,不影响成为尧、舜;百姓愁苦怨怼,而多有瑞气,不影响成为桀、纣。后魏的时候,官吏焚烧连理树,煮白雉鸡吃,难道连理树、白雉鸡能是盛世的表征吗?”丁未(初四),下诏说:“从今以后大的祥瑞听任上表奏闻,大瑞之外的诸种瑞兆,申报给有关部门即可。”曾有白鹊在皇宫寝殿中的槐树上构巢建窝,合欢交配如腰鼓状,左右的大臣齐声称贺。太宗说:“朕常常笑话隋炀帝喜欢祥瑞,得到贤才就是祥瑞,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命令毁掉其巢穴,放白鹊到野外。

天干旱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书说:“往年虽放出过宫女,臣私下听说太上皇宫内与掖庭的宫女,深锁宫中的比较多,岂止是白白耗费衣物粮食,而且阴气郁积,也足以造成干旱。”太宗说:“妇人们常年锁在深宫里,实在值得同情,洒扫庭除之外,还有什么用呢?应当全部让她们出宫,听任她们另寻配偶。”于是让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选择遣返宫女,前后共计三千余人。

己未(十六日),突厥兵侵犯边境。大臣中有人请求修复古代的长城,征发百姓利用城堡以巩固边防,太宗说:“突厥天灾人祸不断,颉利可汗并不因此而积德行善,反而更加暴虐,骨肉相残,其亡日不远了。朕正要为您扫清沙漠上的敌人,何必辛劳百姓到远方去修筑城堡要塞呢!”

壬申(二十九日),任命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窦静在司农寺时,司农少卿赵元楷,颇擅长搜括民财,窦静鄙视他,曾对属下的官员们大声地说道:“隋炀帝骄奢淫逸、贪渎民财,司农署非得有您不可。现在皇帝自身节俭爱护民众,你又有何用呢!”元楷听后十分的愧疚。

太宗问王珪:“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越来越赶不上古代,为什么呢?”王珪回答道:“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用通经的儒士,所以风俗淳厚;近代以来重文艺而轻儒术,又辅以法律,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所以日益衰微的原因。”太宗颇以为然。

冬季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去世。

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太宗认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廉洁奉公,便征召他入朝,命令道:“交趾郡很久没有得力人选,需要你前去镇抚。”卢祖尚拜谢出朝,不久又后悔,以旧病复发相辞。太宗让杜如晦对他传旨道:“一般的人尚能够重然诺守信用,你为什么已答允了朕而又后悔呢!”卢祖尚执意辞退。戊子(二十五日),太宗再次召见他,晓以道理,卢祖尚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太宗大怒道:“朕不能对人发号施令,又如何治理国家呢?”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不久又后悔。过了几日,与大臣议论“齐文宣帝是怎么样一个人?”,答道:“齐文宣帝狷狂暴躁,然而人与他争论时,遇到理屈词穷时能够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还朝,拜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丞相杨遵彦奏与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宫中大加责备。魏恺说:‘臣先前任大州的长史,出使归来,有功劳没有过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所以臣不愿意成行。’齐文宣帝回头对杨遵彦说:‘他讲得有道理,你就宽赦他吧。’这是齐文宣帝的长处。”太宗说:“有道理。先前卢祖尚虽然缺少做大臣的道义,朕杀了他也过于粗暴,如此说来,还不如齐文宣帝!”下令恢复卢祖尚子孙的门荫。

魏徵相貌平平,但是很有胆略,善于挽回皇帝的主意,常常犯颜直谏。有时碰上太宗非常恼怒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太宗的神威也为之收敛。他曾经告假去祭扫祖墓,回来后,对太宗说:“人们都说陛下要临幸南山,外面都已严阵以待、整装完毕,而您最后又没去,不知为什么?”太宗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打算,害怕你又来嗔怪,所以中途停止了。”太宗曾得到一只好鹞鹰,将它置于臂膀上,远远望见魏徵走过来,便藏在怀里;魏徵站在那里上奏朝政大事,很久不停下来,鹞鹰最后竟死在太宗的怀里。

十一月,辛酉(十九日),太宗在圜丘祭祀。十二月,壬午(初十),任命黄门侍郎王珪为守侍中。太宗曾闲居无事,与王珪交谈,有一个美女子在旁侍侯,太宗指给王珪说:“这是庐江王李瑗的妾,李瑗杀了她的丈夫而收纳她。”王珪离开座位说道:“陛下认为庐江王纳她为妾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杀了人而娶他妻子为妾,你怎么还要问对错呢?”王珪答道:“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公灭亡的原因,在于喜好良言而不能采用,而桓公本人弃置进良言的人,管仲认为这与郭公没什么两样。现在这个美女子还在您身边,臣认为陛下是认为庐江王做得对。”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即刻将此女子放出宫去,让她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太宗让太常寺少卿祖孝孙教授宫女们音乐,不称太宗的心意,太宗责怪他。温彦博、王珪劝谏道:“孝孙乃高雅之士,却让他去教宫女们,进而又谴责他,我们觉得不该如此。”太宗大怒道:“朕将你们视为心腹,应当竭尽忠心正直来为朕服务,现在却附合下面欺罔君上,难道是为孝孙说情吗?”温彦博行礼谢罪。王珪不行礼,说:“陛下责令臣尽忠效诚,现在臣所说的话难道有私情吗!这便是陛下有负于臣,并不是臣有负于陛下!”太宗沉默良久才作罢。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虚心纳谏的确很难,朕昨天责备温彦博和王珪,到现在还在后悔。你们不要因此事而不能畅所欲言。”

太宗说:“为朕养护百姓的,唯有都督、刺史,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县令尤其与百姓亲近,不可不慎加选择。”于是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呈报他们的姓名。

太宗说:“近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这是个弊端。谋反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必然有其同伙,还担心事情不会暴露吗?何必让其奴婢告发呢?从今以后有奴婢告其主子的,均不受理,仍行处斩。”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杀死,其伯父自立为首领,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弩矢毕部推举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应允。统叶护的儿子力特勒,为躲避莫贺咄的祸乱,逃到康居,泥孰迎回他立为首领,这便是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伐,争斗不息,都派使臣请求与唐朝通婚。太宗不应允,说:“你们的国家刚发生内部争斗,君臣尚未确定,怎么能谈得上求婚呢?”而且传谕各部保持稳定,不要再相攻伐。于是先前依附西突厥的敕勒和西域各国均叛离。

突厥北面的各部族大多叛离颉利可汗归附薛延陀,共同推举薛延陀的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担当此任。太宗正欲图谋突厥颉利可汗,便派游击将军乔师望择小道带着册书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给鼓和大旗。夷男十分高兴,派使臣进献贡品,建牙帐于大漠中郁督军山下,东至,西到西突厥,南接沙漠,北临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各部均为其附属。

春季正月,戊午(十六日),太宗祭祀于太庙;癸亥(二十一日),在东郊行耕田礼。

和尚法雅以妖言惑众被处死。司空裴寂曾听过他的言论,辛未(二十九日),裴寂也因此事被免职,勒令遣送回老家。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太宗数落他说:“你的功劳平庸,怎么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因高祖皇帝恩泽才使你列居群臣第一。武德年间,贪污受贿风气盛行,朝廷政纲混乱,均与你有关,只是因为你是开国老臣,所以不忍心完全依法令处置。能够回家守着坟墓,已经是够幸运的人。”裴寂于是回到老家蒲州。不久,有一个狂人信行称裴寂面有天相。裴寂并没上报朝廷,依法令当处死;太宗将其流放到静州。正赶上当地的山羌族叛乱,有人说叛军劫持裴寂为其首领。太宗说:“裴寂依罪当处死,我留给他生路,他肯定不会走这条路。”不久听说裴寂率领僮仆家丁打败叛军。太宗考虑他有佐命之功,征召他入进朝,裴寂恰好死去。

二月,戊寅(初六),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

三月,己酉(初八),太宗考察、记录囚犯的罪过。有个囚犯刘恭,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定当取胜于天下”,因此入狱。太宗说:“假如上天将要使他兴起,不是朕所能除掉的;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文又有何用!”于是释放刘恭。

丁巳(十六日),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案情,日不暇接,怎么能帮助朕求得贤才呢?”因此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

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惟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与杜如晦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均系二人所定。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划政事,一定要说:“非杜如晦不能敲定。”等到杜如晦来,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建议。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二人深相投合,同心为国出力。所以唐朝称为贤相者,首推房、杜二人。房玄龄虽然多蒙太宗宠爱,有时因某事受谴责,总是一连数日到朝堂内,磕头请罪,恐惧得好象无地自容。

房玄龄监修本朝国史,太宗对他说:“近来翻看《汉书》载有《子虚赋》、《上林赋》,均华而不实。凡有上书议论国事,词理直切的,朕从与不从,均当载入国史。”

夏季四月,乙亥(初四),太上皇李渊迁居弘义宫。改弘义宫为大安宫。太宗开始到太极殿听政,对群臣说:“中书、门下省,都是机要的部门,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议论提出意见。近来唯见顺从旨意,听不见相反意见。如果只是过往文书,那么谁不能干呢,何必又要慎择人才呢?”房玄龄等人均磕头谢罪。按以前的惯例,诏书凡涉及军国大事,则让中书舍人执所见,大家分别署名,称之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加以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予以驳正。太宗开始申明旧的规制,于是很少有错误。

茌平人马周,游历来到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六月,壬午(十二日),天下大旱,诏令文武百官畅言得失。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学无术,不知道说什么,马周便代他上呈建议二十多条。太宗惊奇常何的能力。便问常何,常何答道:“这不是我能写的,而是我的客人马周代我起草的。”太宗立刻召见马周,没有来,又派人催促几次。马周到宫中谒见太宗,太宗与他谈论,十分高兴,令其暂在门下省做事,不久又任命为监察御史,奉使出巡很合旨意。太宗认为常何知人善任,赐给绢帛三百匹。

丙子,(初八),薜延陀毗伽可汗派其弟弟统特勒进献贡品,太宗赐给宝刀与宝鞭,对他说:“你统属的部族犯下大罪的用刀斩决,小罪的用鞭抽打。”夷男非常高兴。突厥颉利可汗大为惊慌,开始派使者称臣,请求迎娶公主,修女婿礼节。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奏称可取突厥而代之,原因有六:“颉利可汗奢华残暴,诛杀忠良,亲近奸佞之人,是其一;薛延陀等各部落均已叛离,是其二;突利、拓设、欲谷设均得罪颉利,无地自容,是其三;塞北地区经历霜冻干旱,粮食匿乏,是其四;颉利疏离其族人,委重任于胡人,胡人反复无常,大唐帝国军队一到,必然内部纷乱,是其五;汉人早年到北方避乱,至此时人数较多,近来听说他们聚众武装,占据险要之地,大军出塞,自然内部响应,是其六。”太宗认为颉利可汗既然想与唐朝和亲,又出兵援助大唐的敌人梁师都,丁亥(十九日),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总管,率兵讨伐突厥。

九月,丙午(初九),突厥九位俟斤率三千骑兵投降唐朝。戊午(二十一日),拔野古、仆骨、同罗、奚族首领率众投降唐朝。

冬季,十一月,辛丑(初四),突厥兵侵犯河西地区,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与之发生激战,大败突厥兵,俘虏一千多人。

太宗派使节到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一只很好的鹰,使者暗示大亮将鹰进呈给皇上,大亮给太宗上密表说:“陛下一直拒绝畋猎,而使节却为您要鹰。假如这是陛下的意思,则深与过去的主张相背离,如果是使节自作主张,便是用人不当”。癸卯(初六),太宗对大臣说:“李大亮称得上忠诚正直”。亲书诏令加以褒奖,赐给自用的胡瓶一只及荀悦《汉纪》一部。

庚申(二十三日),任命兼任并州都督的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兵力十余万,均受李节度,分兵进攻突厥。

乙丑(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在灵州击败突厥兵。十二月,戊辰(初二),突利可汗到唐朝请罪,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利益,忍辱向突厥称臣,朕常为此事感到痛心。现在突厥首领向朕磕头,这多少可以雪洗以前的耻辱。”

壬午(十六日),靺鞨派使节到长安进献贡物,太宗说:“靺鞨远道而来,是因为突厥已归服的缘故。从前东汉人称抗御北方戎族没有上策,朕现在使中原安定,四方夷族归服,难道不是上策吗?”

癸未(十七日),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因病请求离职,太宗答应他的请求。

乙酉(十九日),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说:‘有能力的人向无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的人向知识匮乏的人请教;有学问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知识象空无所有一样。’如何解释?”孔颖达完满地解释其本义,且说:“非独一般人如此,帝王也当如此。帝王内心蕴含如神之明,但外表却当沉静无为,所以《易经》说‘以久表蒙昧来修养贞正之德,用藏智于内的办法来治理民众。’假如身居至高无上的地位,炫耀自己的聪明,依恃才气盛气凌人,掩饰错误,拒绝纳阑,那么就造成下情无法上达,这是自取灭亡之道。”太宗十分赞许他的话。

庚寅(二十四日),突厥郁射设率领所部投降唐朝。闰十二月,丁未(十一日),东谢部落首领谢元深、南谢首领谢强前来归附唐朝。诸谢部族均是南蛮一支,聚居在黔州西部地区。唐朝廷下令改东谢所在地为应州,南谢所在地为庄州,均隶属于黔州都督。

当时远方周边各国均向唐朝进献贡品,到长安的人较多,服装怪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绘制《王会图》,绘下每个民族及其服饰以传示给后人,太宗应允。

乙丑(二十九日),牂柯首领谢能羽以及充州蛮进献贡品,诏令在牂柯设置州;党项族首领细封步赖归顺唐朝,以其聚居地为轨州;又任命其首领为刺史。党项据地三千里,每姓别为一部,互不统属,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均是其大姓。步赖既已受唐朝礼遇,其余各部相继来降,唐朝廷以其聚居地为崌、奉、岩、远四州。

这一年,户部上奏称:大唐人从塞外归来以及四方夷族前后归顺唐朝的计有男女一百二十余万人。

房玄龄、王珪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平之处,太宗命侯君集重加推勘。魏徵劝谏道:“房玄龄、王珪均是朝中老臣,素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偏私。假如找到失当之处,那就不可信,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这正是想激怒陛下,并非竭诚为国。假如推问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于朝廷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便虚妄,徒失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心意。臣真正关心的是国家政体,不敢袒护房、王二人。”太宗于是放下此事不再过问。

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除职务,上表陈情曾是秦王府僚。太宗怜惜他,欲让他官复原职。魏徵行谏说:“秦王府的旧僚属,现居朝廷内外官的很多,臣担心每个人都仗恃您的偏袒,而让那些真正行为端正的人恐惧。”太宗欣然采纳他的意见,对庞相寿说:“朕从前为秦王,乃是一个王府的主人,现在身居皇位,乃是天下百姓的君主,不能单单偏护秦王府的老人。大臣的意见都这样,朕怎么能违背呢?”赐帛打发他走,宠相寿流着泪离去。

贞观四年(庚寅,公元630年)春季正月,李靖率领三千骁骑从马邑出发,进驻恶阳岭,当夜,突袭定襄城,取得大胜。突厥颉利可汗想不到李靖出兵如此神速,大惊失色道:“唐朝没有倾全国兵力北来,李靖怎么敢孤军深入到这里。”突厥兵一天内数次受惊,于是将牙帐迁移至碛口。李靖又派间谍离间其心腹,颉利的亲信康苏密携带隋萧后及炀帝的孙子杨政道投降唐朝。乙亥(初九),到达长安,先前,有投降的胡人称“唐朝有人私下与隋萧皇后通书信。”到此时,中书舍人杨文瓘请求审问,太宗说:“大唐未定天下时,突厥正当强盛,百姓愚昧无知,或许会有这种事,现在天下已安定,既往的过错,又何须追问呢。”

李世勣出兵云中城,与突厥兵大战于白道,突厥大败。二月,己亥(初三),太宗驾临骊山温泉。甲辰,(初八),李靖在阴山大败突厥颉利可汗的军队。

先前,颉利兵败后,逃窜到铁山,残余兵力尚有数万人。颉利派执失思力谒见太宗,当面谢罪,请求倾国降附,自己入朝抵罪。太宗派鸿胪寺卿唐俭等人抚慰,又令李靖领兵迎接颉利。颉利外表谦卑,内心尚在犹豫,想等到草青马肥的时候,再逃回到漠北重整旗鼓。李靖率领兵马与李世勣在白道会合,相互谋划道:“颉利虽然被打败,其兵马还很强大,如果走碛北一带,颉利可依靠旧部族,道路阻隔而且遥远,恐怕一时很难追上。现在朝廷的使节已经到达突厥营地,突厥颉利可汗一定觉得宽慰,如果挑选精锐骑兵一万人,带着二十天的粮草前去袭击,可以不战而生擒颉利。”二人将他们的计谋告诉张公瑾,张公瑾说:“圣上已下诏接受他们投降,大唐的使者在对方,怎么能进攻呢?”李靖说:“当年韩信就是靠偷袭打败齐国的。唐俭等人不值得怜惜!”于是率兵夜间出发,李世勣随后,行军到阴山,遇上突厥一千多营帐,全部俘获,令突厥兵随唐军。颉利见到大唐使者唐俭后十分高兴,内心稍稍安定。李靖派武邑人苏定方带领二百名骑兵做为前锋,趁大雾秘密行军,距离突厥牙帐只有七里,突厥兵才发现,颉利乘千里马先逃,李靖大军赶到,突厥兵纷纷溃败。唐俭及时脱身回到唐朝。李靖军队杀死突厥兵一万多人,俘虏男女十余万人,得牲畜数十万头,杀掉隋义成公主,生俘她的儿子叠罗施。颉利率领一万多人想要渡过沙漠,李世勣军队守住碛口,颉利兵至,通不过去,手下的部族首领均率兵众投降,李世勣俘虏五万多人还朝。开拓土地从阴山北到沙漠,捷报迅速传到朝廷。

丙午(初十),太宗回到宫中。甲寅(十八日),因平定突厥而大赦天下。任命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珪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予朝政;太常寺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相一同参议朝政。

三月,戊辰(初三),唐朝任命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四方夷族首领齐集宫阙请求太宗做天可汗,太宗说:“朕既做大唐天子,又要做天可汗吗?”文武大臣以及四方各族首领齐呼万岁。此后给西北各族首领的玺书中,均署名“天可汗”。

庚午(初五),突厥首领思结俟斤率四万多军队投降唐朝。丙子(十一日),唐朝任命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起初,始毕可汗重用启民的舅父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统领五万户的部落,建牙帐在灵州西北。等到颉利政局混乱,惟独苏尼失部没有二心。突利投奔大唐,颉利立苏尼失为小可汗。此后颉利溃逃,前往依附苏尼失,想去投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领兵进逼,让苏尼失交出颉利。颉利率几名骑兵趁夜逃跑,藏在荒山野谷中。苏尼失害怕,急忙派骑兵将颉利抓回。庚辰(十五日),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领大批兵力包围沙钵罗营帐,俘虏颉利送回京都长安,苏尼失举兵投降,漠南地区于是空旷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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