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
2012-07-23 02:08
三言堂
■沈彬
近年来，高考资源的分配不公成为焦点话题，诸如上海考生考入复旦大学的机会是河南考生的N倍，一直拨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不过，在这个全国高校招生分配不公的大格局下，还存在着一个省内分配不公的小格局。
7月21日，广东二A批次投档线公布，深圳大学市内理科投档线为542分，而市外竟高达585分（逼平一本线），省内其他的地方考生比深圳的考生高出43分！除了深圳大学外，广州大学、广州医学院、东莞理工学院、五邑大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等多所省内市属高校也都设有市内外“双重分数线”。
同一个省，考取同一所学校相同专业，为什么会相差那么多分呢？其实，这与京沪的“高考洼地”问题是同构的——高教投入与地方财政分享。
199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改革中，中央政府向地方转嫁了高等教育的部分负担，也激励了地方政府对高校的投入。不仅是省级地方政府，就是地级政府，特别是像广州、深圳这样财政条件宽裕的地方，也愿意在自己的财政盘子里分蛋糕，投入高校建设，提升当地教育水平。
地方政府加大对大学的投入，意味着对招生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大学更倾向于在当地招生。这也就是所谓“大学地方化”的原因。“地方化”不仅体现在省级层面，还在地级层面上。
一种是“市校共建”模式，比如武汉市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8所部属重点大学搞“共建”，给予这些学校经济上资助，这些学校相应在湖北省的高考招生计划中，划出一块留给武汉市的考生。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市属高校模式，比如广州大学吃的是广州市的财政，自然要向当地纳税人倾斜，该校每年招生计划60%给广州，30%给省内其他地区。这么一来，广州大学在市内外的投档分数自然要相差一大截了。
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当一个事物的合理性逐渐丧失之后，其存在也就失去了依据。客观地说，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学地方化，按“投得越多，当地考生录取越多”的机制，的确有效激活了地方政府对高校的投入。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投入，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平民化。但也自然出现了地域性的“贫富不均”——大到京沪的“高考洼地”，小到广大、深大的地方“小灶”，而教育的本质就是在于公平性。当一个人进入大学的优先顺序，由其所属的户籍决定，而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后天努力，这并不利于实现教育的目的。此外，一些地方的“大学地方化”，不适当地拉低了大学门槛，造成本地某种程度上的“学历通货膨胀”。比如今年，上海二本（理科）分数线已经是“不及格”了，这对于地方大学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决策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6年，教育部要求部属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控制在30%以内。2010年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将逐步取消各市属高校区域内招生比例限定。
世界上没有纯理想状态中的“公平起点”，每个人所属地区的贫富不同，直接影响其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教育资源。“一刀切”式的公平，只会抹杀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地级政府）投资地方院校的积极性；但任由大学地方化，就会扩大地方差距，不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