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老板有这个意思，询问下走个形式，少量不同声音也正常，但是没想到，大家基本都不同意，搞得老板很为难。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而且还有开国元老绛侯周勃、颍阳侯灌婴，更有专以谗毁他人为能事的奸佞小人邓通等人都嫉妒贾谊，就诽谤贾谊说：“这个洛阳人，年纪轻而学识浅，只想独揽大权，把政事弄得一团糟。”“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由于群臣的攻击、毁谤，汉文帝先是疏远贾谊，而后又将他从王朝中央贬谪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韩信
刘邦听人说韩信想造反，其实，韩信根本不可能造反，大家心知肚明，刘邦自己都不相信，还是询问群臣，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坑之！”大家一起打江山，你倒是高高封王，心怀嫉妒，终于逮到机会了，还不是置之死地而后快？
贾谊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郁郁而终；韩信国士无双，难逃被诛杀的命运。
摘录：
西汉鸿儒：贾谊
引言：“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中国的高中生对这段并不陌生，至今读来，仍能感觉到文章的气势磅礡，这是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中的一段。贾谊写《过秦论》时年仅30岁，其实这只是贾谊众多鸿文中的一篇而已。然而我们对贾谊的生平了解很少,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与屈原合传《屈原贾生列传》，行文之间，充满了对其郁郁失意的同情。贾谊33岁的人生虽然短暂，但却在政治和文学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光芒耀眼，泽被后世。他前瞻性的思维、卓越的见识、精确地判断、突出的贡献，是当时公卿诸侯无法比拟的，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在政治上，他向汉文帝提出了很多居安思危、切中时弊的改革建议，譬如建立礼制、遣侯就国、重农政策、抑制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军事备战抗击匈奴等。在文学上，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政论文章文采斐然，说理透彻、明白晓畅，大气磅礴，得到后世人们的极高评价，鲁迅评价其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但是贾谊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却政治失意，33岁匆匆离去，后世对这位大才子充满了唏嘘感叹。有人认为他是怀才不遇，有人认为他是被奸佞陷害，还有人认为他是命运不济，天妒英才。但我们穿过《史记》的字里行间，串起贾谊一生的境遇，不难发现，贾谊的人生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他的性格决定了他郁郁失意的人生。
一、少年得志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贾谊出生于洛阳（河南郡郡治所在地），少年时代就很有名气，师从荀况学生张苍（作者注：张苍曾跟随沛公刘邦起义，拜常山太守，汉朝建立后，历任代国相、赵国相。跟随陈平平灭燕王臧荼叛乱，封为北平侯，入朝为计相、主计，管理财政事务。迁淮南国相，入为御史大夫。汉文帝四年，灌婴去世后，接任丞相。）。汉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即因诵读诗书会写文章而闻名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的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政绩考核天下第一。
汉文帝登基后，听闻河南郡守吴公治理有方，而且和李斯同乡，又曾向李斯学习过，于是就擢升他为九卿之一的廷尉（作者注：相当于中央政法委书记兼公安部部长）。吴公顺便就把贾谊推荐了上去，说他小小年纪就通晓诸子百家，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作者注：博士，备皇帝咨询的官员。），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僚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他，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作者注：太中大夫，掌管议论，是比博士更高级别的议论政事的官员，相当于正厅局级）。
二、针砭时弊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贾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和制度的主张和建议，朝廷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贾谊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他认为从西汉建立到汉文帝时已有二十多年了，天下太平，正是应该改正历法、变易服色、订立制度、决定官名、振兴礼乐的时候，于是他草拟了各种仪法，崇尚黄色，遵用五行之说，创设官名，完全改变了秦朝的旧法。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而且还有开国元老绛侯周勃、颍阳侯灌婴，更有专以谗毁他人为能事的奸佞小人邓通等人都嫉妒贾谊，就诽谤贾谊说：“这个洛阳人，年纪轻而学识浅，只想独揽大权，把政事弄得一团糟。”“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由于群臣的攻击、毁谤，汉文帝先是疏远贾谊，而后又将他从王朝中央贬谪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争论：贾谊之策，于国家有利还是无利？汉文帝为什么贬他为长沙王太傅？
首先，贾谊的才学是毋容置疑的，政论也是高瞻远瞩的，发心也是为国家考虑的。但有些政策的提出时机不对。西汉初年，人心思定，帝国的统治思想还是尊崇“黄老之术”，讲求无为而治，于民休养生息，信奉不折腾哲学。所以贾谊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虽然深谋远虑，却不被当时的功臣元老所理解，未得到社会舆论的强力支持，他们反而认为贾谊是混乱朝政。
其次，汉文帝是弱势上位皇帝，在偏远的代地，靠功臣周勃、陈平力推上位，又有高祖萧何等制定的黄老无为，大臣们有足够道义和实力牌劝谏甚至更换皇帝。 现在人喜欢将贾谊不受重视归结为保守派势力强大，那些使贾谊怀才不遇的罪魁祸首，即司马迁所记的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往往被后世尤其是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保守势力。这其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以肯定，绛、灌等人确有保守的倾向，而这些所谓的保守势力的话有没有一定的道理，似乎很少有人论及。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我们应该承认，他们反对贾谊的言辞却更切合当时的实际。之所以说以周勃、灌婴为代表的反贾言论也有更多合理的成分，就是汉初崇尚无为而治的精髓。
最后，贾谊的一些建议触动了这些公侯权贵们的利益。要“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这是对体制和礼仪的改革，岂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所能做的，这种改革背后牵扯到多少人的利益。他建议文帝让有爵位的功臣统统回到封地，就是让周勃、灌婴等老干部放弃权利，全部退休养老。他们跟随刘邦出生入死，才挣到爵位，冒着生命危险发动了一场政变，诛灭吕氏家族，才拿到今天的权利和地位。资历、地位、军权都握在手里，连汉文帝都得让着他们。后边的政论《论积贮疏》，要求废除诸侯王的铸钱发行货币的权利，触犯了诸侯王和奸佞邓通的利益。贾谊一介书生，来对抗权贵集团，必被群起攻之，正是他们的“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句话打倒了贾谊。在公侯将相和贾谊之间，显然，汉文帝会选择前者。
三、谪居长沙
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向文帝告辞之后，前往长沙赴任，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自认为寿命不会很长，又因为被贬至此，内心非常不愉快。在渡湘水的时候，写下著名的《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赋文这样说：
我恭奉天子诏命，带罪来到长沙任职。曾听说过屈原啊，是自沉汨罗江而长逝。今天我来到湘江边上，托江水来敬吊先生的英灵。遭遇纷乱无常的社会，才逼得您自杀失去生命。啊呀，太令人悲伤啦！正赶上那不幸的年代。鸾凤潜伏隐藏，鸱枭却自在翱翔。不才之人尊贵显赫，阿谀奉承之辈得志猖狂；圣贤都不能顺随行事啊，方正的人反屈居下位。世人竟称伯夷贪婪，盗跖廉洁；莫邪宝剑太钝，铅刀反而是利刃。唉呀呀！先生您真是太不幸了，平白遭此横祸！丢弃了周代传国的无价鼎，反把破瓠当奇货。驾着疲惫的老牛和跛驴，却让骏马垂着两耳拉盐车。好端端的礼帽当鞋垫，这样的日子怎能长？哎呀，真苦了屈先生，唯您遭受这飞来祸事！
尾声：算了吧！既然国人不了解我，抑郁不快又能和谁诉说？凤凰高飞远离去，本应如此自引退。效法神龙隐渊底，深藏避祸自爱惜。韬光晦迹来隐处，岂能与蚂蚁、水蛭、蚯蚓为邻居？圣人品德最可贵，远离浊世而自隐匿。若是良马可拴系，怎说异于犬羊类！世态纷乱遭此祸，先生自己也有责。游历九州任择君，何必对故都恋恋不舍？凤凰飞翔千仞上，看到有德之君才下来栖止。一旦发现危险征兆，振翅高飞远离去。狭小污浊的小水坑，怎能容得下吞舟大鱼？横绝江湖的大鱼，最终还要受制于蝼蚁。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公元前174年），有一只鹏鸟（猫头鹰）飞入房间，停在座位的旁边。猫头鹰像鹃，旧时视为不吉祥之鸟。贾谊因被贬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如今鹏鸟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鹏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脱，赋文写道：
丁卯年四月初夏，庚子日太阳西斜的时分，有一只猫头鹰飞进我的住所，它在座位旁边停下，样子是那样的自在安闲。奇怪之鸟进我家，私下疑怪是为啥。打开卦书来占卜，上面载有这样的话，“野鸟飞入住舍呀，主人将会离开家”。请问鹏鸟啊，“我离开这里将去何方？是吉，就请告我；是凶，也请告我是什么祸殃。生死迟速有定数啊，请把期限对我说端详。”鹏鸟听罢长叹息，抬头振翅已会意。鹏鸟嘴巴不能说话，请以意相示自推度。
天地万物长变化，本来无有终止时。如涡流旋转，反复循环。外形内气转化相续，演变如蝉蜕化一般。其道理深微无穷，言语哪能说得周遍。祸当中傍倚着福，福当中也埋藏着祸。忧和喜同聚一起，吉和凶同在一个领域。当年吴国是何等的强大，但吴王夫差却以此而败亡。越国败处会稽，勾践以此称霸于世。李斯游秦顺利成功，却终于遭受五刑。傅说原为一刑徒，后来却成武丁相。祸对于福来说，与绳索互相缠绕有什么不同？天命无法详解说，谁能预知它的究竟？水成激流来势猛，箭遇强力射得远。万物循环往复长激荡，运动之中相互起变化。云升雨降多反复，错综变幻何纷繁。天地运转造万物，漫无边际何浩瀚。天道高深不可预测，凡人思虑难以谋算。生死的迟早都由命，谁能知其到来时？
何况天地为巨炉，自然本为司炉工。阴阳运转是炉炭，世间万物皆为铜。其中聚散或生灭，哪有常规可寻踪？错综复杂多变化，未曾见过有极终。成人亦为偶然事，不足珍爱慕长生。纵然死去化异物，又何足忧虑心胆惊！小智之人顾自己，鄙薄外物重己身。通人达观何大度，死生祸福无不宜。贪夫为财赔性命，烈士为名忘死生。喜好虚名者为权势而死，平民百姓又怕死贪生。而被名利所诱惑、被贫贱所逼迫的人，为了钻营而奔走西东。而道德修养极高的人，不被物欲所屈服，对千百万化的事物等量齐观。愚夫被俗累羁绊，拘束得如囚徒一般。有至德的人能遗世弃俗，只与大道同存在。天下众人迷惑不解，爱憎之情积满胸臆。有真德的人恬淡无为，独和大道同生息。舍弃智慧忘形骸，超然物外不知有己。在那空旷恍惚的境界里，和大道一起共翱翔。乘着流水任意行，碰上小洲就停止。将身躯托付给命运，不把它看作私有之体。活着如同寄于世，死了是长休息。内心宁静就如无波的深渊，浮游就如不系缆绳的小舟。不因活着重已命，修养空灵之性不拘泥。至德之人无俗累，乐天知命复何忧！鸡毛蒜皮区区小事，哪里值得忧虑生疑！
评：贾谊的《鹏鸟赋》虽然带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但他对事物的观察，对社会现象的透视，就表现出一定的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他写的《鹏鸟赋》，是当他在长沙时，“鹏鸟集其承尘。长沙俗以鹏鸟至人家，主人死。谊作《鹏鸟赋》，齐生死，等荣辱，以遗忧累焉。”(见《西京杂记》) 所谓鹏鸟，就是猫头鹰，古人认为它是不祥的鸟。贾谊在赋中说。“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化变而嬗。沸穆无穷兮，胡可胜言?”这段话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着，水无停止。它们的变化象调漩的水流那样，迁流不已。它是形气，尽管形式多不断改变，却无极限。万物都是由天地的作用产生的，因此否认有什么人格神和造物主。他在赋中还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客来门分，吉凶同域。”更是继承了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观点了。这是说事物都包合者它的对立面，祸和福，忧和喜,吉和凶常是联系着的，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矛盾着的事物可以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相互转化。贾谊对这一点是看到了的，所以他写赋以“齐生死，等荣辱”来宽慰自己。
但是，他在《鹏乌赋》中却有更多的唯心主义思想，说什么把躯体完全交托给自然命运，不把它看成自己所有的东西而对它有所执着。(“纵躯委命分，曹不私与己。”》已是道家安天命之意了。但对历史人物不能太过于苛求，历史人物跳不出时代的局限性。
贾谊虽身在偏远湘地，却时时心系朝廷。由于离长安太远，他得到的信息不是太少，就是太迟。即便如此，他依然不忘太傅使命，坚守朝臣责任。公元前176年，高帝旧臣、前丞相周勃因被告谋反，不仅入狱，还受到狱吏的侮辱。贾谊听说此事，上《阶级》于文帝：要求给予大臣应有的尊严，“廉丑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意思是说，大臣若犯了罪，你皇帝可以贬他的官、革他的职，甚至赐死，但不要让那些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汉文帝马上接受了贾谊的谏言，自此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文帝时，“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意思是允许民间铸钱，文帝把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但出乎意料的是文帝这次没有接受贾谊的建议。
四、再入宫廷
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想念贾谊，征召入京，于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文帝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原本。贾谊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谈论完了，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
（作者注：这次谈话遭到后人如李商隐等的批评，“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贾生》诗道出了千百年来，知识阶层为贾谊鸣不平的心声。至少，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要说明文帝拿这样的大才子不是询问治国之道，而是问鬼神之事，显然是讽刺文帝不重用贾谊。但拿好友之间的一次密谈作为政治批评的把子是没有道理的。文帝和贾生都是心系社稷苍生之人，业余时间聊聊鬼神并不过分，何况在两千多年前，谁能说聊鬼神就一定与民生、国计无关呢？更有无聊后人根据“夜半虚前席”推断文帝和贾谊有“断背”之嫌，纯属无聊至极。）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人事已有很大变化，灌婴已死，周勃遭冤狱被赦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事。但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任职所在地更近朝廷，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
五、政论天下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因此上《治安策》陈述政事（又称《陈政事疏》）。
（作者注：毛泽东评价（《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社会弊病。鲁迅先生也称《治安策》为西汉鸿文。《治安策》是贾谊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大体上围绕诸侯王治理、法治订立、匈奴侵边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方面指出社会现实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 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的力量。
文章起首开门见山，振聋发聩，在痛斥那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小人的同时，极言当前的危险。指出眼前的安宁，犹如睡于干柴之上，至于柴下的火种，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酿成大火，悔之晚矣。第二段建议文帝施行法制，并陈述法制必将带来的好处。首先，建立法制无需文帝劳心伤神。其次，法制能确保汉廷长治久安，能使文帝的美德昭于世人，传之后代。无论对于汉朝还是文帝本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文帝唯一该做的就是倾听并采纳贾谊的意见。
第三段切入正题，以不久前文帝亲身经历的干戈之争，说明王侯的危险性。以眼前的事实为例，是力求令文帝触目惊心，促其猛醒。接着论述即将面临的危险，分析暂时安宁的缘由，指出解决王侯问题的紧迫性。文中紧扣“强则作乱”这一症结，强调危险正日益逼近。所以必须趁其羽翼未丰及时下手，否则待到形成气候，即使尧舜再生，也无能为了。第五段到第七段，以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的道理，借以打消文帝可能存在的一切侥幸心理。文中颇为大胆地以文帝与高祖相比较，直言不讳地断言文帝缺乏对付诸王作乱的能力，再一次提醒文帝，必须及时设法。第八段借用屠牛坦宰牛的故事，说明治国的道理。告诉文帝，治国应切中症结，该狠则狠，快刀利斧，往往奏效。又一次敦促文帝，不能优柔寡断。第九段到第十段，在前面的层层铺垫之后，开始出谋划策，指出实际的解决办法。首先揭示“强者先反，弱者乃安”的道理，随后提出当今之计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削强为弱，逐渐分割诸侯封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使得大国不复存在，而众多各自为政的小封国，则不会对汉廷构成威胁。如此，既能显示文帝恩泽有加，又可侵削诸侯实力，一举两得，同时还独有不露痕迹的效果。最后呼应开头，用“病大瘇”、“苦蹠戾”作比，又一次点明当今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文章总结了汉初反分裂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指出诸侯王封国的强盛必然导致谋叛作乱，暂时的安定只是表面现象，异姓王的分裂势力虽已铲除殆尽，同姓王的割据势力却盘根错节。为此，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由于事关汉王室与诸侯王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亲族关系，为了促使文帝早下决心，贾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反复对比，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大体而言，在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中心论点之前，反复议论不照此办理天下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在中心论点提出之后，又层层说明，只要照此办理，天下就能长治久安。这样反反复复地论证，层层深入，气势磅礴，目的就在于产生紧迫的效果，促使文帝尽快决断。可惜贾谊的上疏，未引起足够重视。
他的细分诸侯策略，在经过大约两代即四十年实施后，即使是最大的诸侯国，也不过被化整为零各自只相当于一个县邑了，贾谊的《治安策》彻底地铲除商周分封诸侯的奴隶制社会残余、在全国实施郡县制、强化、巩固中央集权的理论政纲！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策”、以及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推恩令”均承接于贾谊的思想。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 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治安策》立意高远，源自贾谊人格之刚健真诚；见诸文字，意象悠远博大。以全部生命力、一生才情为文，文字多深重之情。情辞恳切中含刚直忧愤，充满少年英气。虽是上疏文帝，依然直言诚意、争气使心，较少阿谀中和之语，表现出浓烈的感染力，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贾谊同时期的政论名作还有《过秦论》，他的《过秦论》是反思秦朝灭亡最为深刻、警醒的作品。上篇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仍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文章总论了秦的兴起，灭亡及其原因，鲜明地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目的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的借鉴。在秦亡后短短三十年内即有《过秦论》这样的作品问世，对于汉初开启的“文景之治”功不可没。秦虽扫六合，却没坚持过三代，实际亦是二代半的样子，原因在哪？在当时的汉代，明白者并不多，好在有贾谊的出世，然后汉与之后的太平天下，总与贾谊有思想有关，或者后世的统领们，会从贾谊的思想中寻找指引的灯塔，张载说的为万世开太平，确实是从贾谊始。）
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淮南王刘长（作者注：汉高祖刘邦少子，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异母弟。）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公元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上疏文帝，进行劝告，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六、英年早逝
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 年），贾谊32岁，随梁怀王入朝，梁怀王刘揖坠马而死，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
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
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后来汉文帝去世，汉武帝即位，提拔贾谊的两个孙子任郡守。其中贾嘉最为好学，继承了贾谊的家业，到汉昭帝时，担任九卿之职。
七、后世评价
贾谊33岁的人生虽然短暂，但却在政治和文学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光芒耀眼，泽被后世。在他12年的政治生涯中，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没有完全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他前瞻性的思维、卓越的见识、精确地判断、突出的贡献，是当时公卿诸侯无法比拟的，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早在汉代，刘歆就对贾谊推崇备至，其曰：“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而其父刘向更为其深道惋惜，其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 （《汉书·楚元王传》） 明代宰相李东阳评价说：“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 王安石对他也有中肯的评价：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在政治上，他向汉文帝提出了很多居安思危、切中时弊的改革建议，譬如建立礼制、遣侯就国、重农政策、抑制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军事备战抗击匈奴等。这些改革建议有的汉文帝采纳了，有的没有采纳。他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当时未得到应用，却成为后来汉景帝时晁错“削藩”、汉武帝时主父偃“推恩令”的理论基础。对匈奴的军事进攻在汉武帝时也得到全面实行。在文学上，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政论文章文采斐然，说理透彻、明白晓畅，大气磅礴，得到后世人们的极高评价，鲁迅评价其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他还是汉赋的代表作家，《吊屈原赋》、《鹏鸟赋》感情充沛，想象丰富，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
那么，贾谊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缘何政治失意，33岁匆匆离去，是天妒英才？还是命运不济？是怀才不遇？还是奸佞陷害？司马迁很重视贾谊的生平事迹，把他和屈原写成《屈原贾生列传》，行文之间，具有打情气氛，意在写出屈贾二人都有郁郁失意的遭遇。唐代宗大历年间（约公元762-777年）著名诗人刘长卿遭诬陷也被贬斥到长沙，路过贾谊当年住过的宅前。诗人感慨身世，怀念贾谊，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毛泽东也曾经在一首诗中痛惜贾谊云：“少年惆怅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汩罗步尘埃。”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大才子贾谊失意人生的唏嘘感叹。
是贾谊不遇明主吗？贾谊进入官场时，正值汉文帝时期，这是西汉有名的明君。而且，贾谊的人生开局还是相当漂亮的，二十出头便当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二十二岁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随后，文帝甚至有意再给他加加担子，让他担任公卿之位。可见，文帝是非常重用他的，因此，不遇明主的说法很难成立。是贾谊运气不好吗？皇帝给过他机会，而且贾谊也一度备受赏识。是奸佞陷害吗?贾谊被文帝疏远，确实因为老臣们的一些言论，但这些老臣们是小人吗？前面已经论述过，故也不成立。但我们穿过《史记》的字里行间，串起贾谊一生的境遇，不难发现，他春风得意时目中无人，他承受挫折时自怨自哀，他才华横溢却不辨形势。贾谊的人生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性格的问题，他的性格决定了他郁郁失意的人生：
1、思维超前，不合时宜
贾谊生活的时代，西汉王朝进入了“文景之治“时期，人心思定，社会需要休养生息，他却一反粉饰太平的大流，惊世骇俗地指出了诸多潜在的矛盾。别人眼里的汉朝，是家家户户粮满仓的文帝盛世，贾谊眼里看到的汉朝，却是张狂犯边的匈奴，北方边疆的阴云笼罩，是诸侯的磨刀霍霍，大汉子民的战云压头！贾谊居安思危，思维超前，看到了盛世背后的隐患，（悲观主义也不一定是坏事，往往能在安逸中发现隐患，及早加以对策防范。）虽然他过世后的七国之乱，乃至后来汉武帝发动的反击匈奴战争，一一验证了他的忧思，但他的思维在当时得不到决策层面乃至汉文帝的认可，大臣们认为他语出惊人为博官位，很多主张得不到采纳和执行。
恃才自傲，不辨形势
前面已述，在朝大臣妒贤嫉能、排挤谗毁是贾谊被贬原因之一，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贾谊恃才傲物、脱离大臣。“谊任博士和太中大夫时，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可见，二十二三岁的贾谊才能是超过了上下群臣，但不能够尊重老臣，往往盖老臣们的风头。如果这时的贾谊稍通权术，懂得谦让，与大臣交好，也许贾谊的政治命运就不是这样的了。然事实恰恰相反，贾谊自恃其才，藐视大臣。在迁谪为长沙王太傅后，途经湘水，写作《吊屈原赋》、将满朝大臣比作“鸱鸦”、“闯茸”、“罢牛”、“蹇驴”，而自己呢，则是“鸾风”“贤圣”、“神龙”、“麒麟”，好像“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在后来的奏疏中，贾这种恃才傲物愤激之情越来越严重，说到自己，“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治非有难也”、“虽使禹舜生而为陛下计，无以易为此，“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等。这在大臣心目中，必视为狂妄，必加排斥。斥责大臣“非然愚则渎”、“恬而不知怪”，要知道，被贾谊斥责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周勃、潘婴是与刘邦同时起事的从龙功臣，又是灭吕安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汉文帝的拥立者，他们是稳定汉文帝政权的中流砥柱。
(三) 盛情脆弱，气量不足
文帝三年,24岁的贾谊被迁谪到长沙，如此沉重的打击，给年轻的贾谊内心上以极大的创伤，因而“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吊古伤今，由哀悼屈原的生不逢时又遭奸臣所害而抒发自己心中的无限感慨，在叹息悼念屈原悲惨遭遇时，隐藏着对自身身世的感伤，透露出对掌握实权的执政者的不满情绪。贾谊从来都没有明白这个世界的复杂，他只有满腹的才华和敏感的内心。他没有看懂汉文帝对他的期许，只是以为自己被打入冷宫，前途无望。从此以后，那个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大才子，成了怨天尤人自怜自哀的失意人。
长沙偏僻、潮湿，秋去冬来，岁月对于费谊来说显得格外的滞缓、沉重。在长沙的第三年的一天，也许果真有一只象征不吉样的鹏鸟飞人贾谊的房舍，于是“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写了《鹏鸟赋》。这时，贾谊的心情由刚到长沙时的难过、悲伤发展为深切的哀痛，对岁月、对人生进行深刻的反思。身在异乡，前景茫然，独居寓所与鹏鸟交谈，求卜吉凶，聊以自慰。流露出人生祸福无常、不以生为喜不以死为忧的纵身委命的老庄思想。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刘揖入朝，坠马而死，怀王坠马死，他却陷人了责备自己的矛盾状态中，苦心忧虑着汉政权的巩固，结果，他那年轻的生命完结了。如果说，屈原是怀着一股不可侵犯不容辱的自尊完成他的悲剧人生，那么，贾谊的悲剧入生则弥漫着孤寂与自卑。本来是风华正茂宏图大展的年龄，却哭泣而死。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贾谊的性格是复杂的、感情丰富的、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好冲动的、内省的。苏轼说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带着这种性格出现在不可选择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制约下，其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不管哪个时代的人，作为政治家，不懂得一定的策略是不可想象的，起码他应该知道“我们如何生活着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二者之间相去甚远“。贾谊的文学家气质主导了他的言行，使他在关键时刻忘记了政治家应关注的最终目的。
我们今天来分析贾谊悲剧的产生，并非是要减弱他思想的光芒，更不是为汉文帝和当时的军功集团开脱。我们仍然可以说，贾谊年轻而深邃的目光要比汉文帝透彻，贾谊好学深思、忧国忧民的品格要比阻挠他的功臣列侯崇高，贾谊一波三折、过早中止的生命要比庸碌无为的人们有价值。我们今天为贾谊惋惜，是出于人心深处天然的对美好事物的眷恋和追求。如果有可能，我们每个人，也多么希望自己有限的生命，能在滚滚前行的历史中尽早地放出光华，哪怕只有一瞬间，哪怕只有一刹那。
贾谊在短短的33年人生中，得罪权臣、有志难伸，终究没有实现“治平天下”的理想。甚至因为梁王坠马而死，他感觉有负汉文帝的托付，自己也郁郁寡欢而亡。但他惊艳的才华和璀璨的文章，将一个强盛帝国的理想，留在每一个读书人心中。此后的几十年，三代君王和无数英雄们前赴后继，把他看到的国家、社会痼疾全部铲除，并且将汉文明超越长城的封障，推到四海去。
当我们为“文景之治”、“汉武开边”而兴奋不已的时候，不能忘记那个早已远去的指路人：贾谊。他以悲剧的人生，用悲观深邃的眼光开启了华夏几千年文明的始端，直到今天，我们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汉人。
时代不负贾谊，贾谊亦不负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