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疫情的控制，各省市疫情通报也由“新增病例”转为“境外输入性病例”，大众和媒体的目光也随之转向了国外。而在各国花式抗疫战争中，有一股清流脱颖而出，就是历来不缺话题的日本。

其实自疫情爆发以来，日本就一直活跃在国内各大媒体上，只是舆论风向前后变化有点过于剧烈。

早在2月初，国内疫情大范围爆发时，日本就率先启动对华援助，向中国援助了大量的医用物资，在收获感激之情的同时，还因其援助物资上的文案，收获了一片因传统文化保存及传承的赞美，甚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汉语言文化之争”，而日本随之也入乡随俗的调整了物资文案，入乡随俗的使用了“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虽然仍然用小字委屈的说了一句“崎岖路 长情在”，其迅速的反应又顺势收割了一波赞美。

但随着日本感染人数逐渐增加，日本政府提高检测难度，减少官方确诊人数等一系列消极应对，国内媒体便纷纷转变了风向，尤其是“钻石公主”号游轮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神操作，更是让国人目瞪口呆。

而到了3月，日本似乎更是彻底放飞自我，全世界都在忙一件事，而日本正在忙另一件事。在国内外民众呼吁取消奥运的请愿声中，坚持绝不取消或者延迟奥运会。

3月20日，奥运圣火如期抵达日本，圣火迎接仪式虽然取消了原定的表演环节，然而现场新闻画面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戴口罩；中间飞机五环表演，喷雾形成的五环刚出现就被大风吹散了，然后紧急追加了五彩直线表演才勉强应付过去；而在下午的点燃圣火特别活动，也因为强风，火种竟被吹灭，最终动用备用火种，奥运圣火“复兴之火”才得以点燃。整个圣火迎接仪式充满曲折，似乎也在映射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波折。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真的如我们表面所见的那么无知吗？如若不是，那么日本为何要如此消极的对待疫情？而且日本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都能积极伸出援助之手，那为什么对停在家门口的游轮却又放任不管呢？

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任何国家行为都是受民族性格和国家利益所驱使。日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矛盾的国家，奇特的民族，正如鲁恩·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日本人）生性及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方式。”

极端的性格使得日本经常做出种种匪夷所思的行为，除却世人皆知的侵华战争时期各种暴虐的侵略行径，几年前去日本时，两件小事也让我记忆深刻。

当时是从神奈川搭电车去秋叶原，坐的是面对面的四人座，我们一行三人，另外一个座位则是一个陌生的日本中年女子，怀里抱着一个大约20寸的登机箱，我当时比较困惑，为什么行李箱要抱在怀里，同行的妹妹常年定居日本，解释说这种面对面的座位比较狭窄，放下行李箱会影响对面乘客伸腿，所以很多人搭车时都会把随身行李放在身上。因为路途较长，我们便主动跟她说不介意她放下行李，但她一副标准的日本人鞠躬微笑感谢的表情，婉拒了我们。

另一件事则是恰逢元旦，我们也凑热闹参加了日本皇室每年一度的新年见面会，整个见面会从候场到入场，上千人秩序井然，安安静静，但随着明仁天皇的现身，现场瞬间狂热，数千人高呼“天皇万岁！”犹如亲历电影画面中曾无数次出现的二战狂热分子暴动的场面。

一面是电车上的克制守礼，一面是皇宫阁楼下狂热的呐喊；一面是传承孔孟文化的文明之邦，一面是二战中的战争魔鬼；一面是“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的援助之手，一面是放任其自生自灭的冷漠，究其根本，都是民族性格使然。

同时，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国家利益的驱使。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疲软已久，虽“安倍经济学”在推行之初对日本经济的提振作用立竿见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市场波动及中小企业经营成本、民众生活负担等各方面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

此时的日本，将国运几乎全押给了东京奥运会，并为此付出的整体费用已达2.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86亿元），急需通过奥运会重塑国家形象，提振国民信心，挽救日本经济；而日本主流声音普遍认为新冠肺炎死亡率不高，且受高温影响明显，尤其是前面有一个成功案例——新加坡，于是无路可退的日本只能寄希望于奥运期间的高温（7-8月）能让新冠肺炎自动离场。

只是无论如何努力，无奈，国际奥委会还是于3月24日宣传，鉴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改期至不迟于2021年夏天举行，这可能对于日本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至少，保住了东京奥运会。虽然奥运延期导致日本间接损失75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