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朱熹传》中有一句话说：静时有动时无。这点出了一些读书人和修行人的通病。只重视静修、静养，不注重在实践中把握、体悟。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平时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一到关键时候大脑就一片空白。这就是静时有动时无。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面对东吴群儒，他说出的“坐而论道无人能敌，临敌应变百无一策”是对这类人最好的定型。
中华文化想来都是应变、求变的，这从《周易》就可以看得出来。“神无方而易无体”，一切都是变化的，不是一层层不变的，真正的修行就是要适应变化、把握变化。
王阳明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自己评定宁王判断的时候，与宁王对战时处于劣势，王阳明向身边的人发布火攻命令，那人无动于衷，他说了四次，那人才从茫然中回过神来。这种人就是平时学问不到位，一临事，就慌乱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可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平时学问纯笃的功劳。王阳明对着竹子“格竹”，7天7夜没有一点收获，反而大病一场。他反思这种修行是片面的，脱离实际的。
《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与弟子的这样一段对话。弟子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王阳明认为，人必须在做事上磨炼，才能真正站得住脚；才能做到于静中能安定，在动中也能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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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王阳明所说的静、寂、定，这些都不是纯粹的静止，无论是动还是静都是我们磨练自己，追寻本心的过程。所以王阳明是不会同意那些一味强调虚静的理论和做法的。
《传习录》中还记载阳明语录：
“今人于吃饭时，虽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现在有些人在吃饭时，即使无事，他的心也经常忙乱而不安定。若能收摄心神，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走路的时候就好好走路，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这也是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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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认为，只要处理好自己的内心，就连吃饭也可以当做修行。那就更不用说工作了。王阳明从不劝人脱离工作去修行。人心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他对一位官员说：“你要断案，就从断案这件事上修行。当你判案时，能因为对方的无礼而恼怒；不因为对方言语婉转而高兴；不因为厌恶对方的请托而存心整治他；不因为同情对方的哀求而屈意宽容他；不因为自己的事务烦冗而随意草率结案。”这都是修行。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为修行而修行，以为只有在远离红尘的古寺、道观才能修行，认为只有静坐才算修行。这种修行的观点在王阳明看来就是“着相”了，矫揉造作，为修行而修行。
王阳明说：夫学、问、思、辨，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
意思是，学习、询问、思考、分辨，这些都是为了学习某一件事，而要掌握这件事，光学不做是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失败不是因为没有思考，而是因为犹豫不决，迟迟没有行动。我们通常说，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但是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做事的勇气却一点点被消磨掉。人都有惰性，过度的思考只能带来拖延，而“三思”又是自己拖延下去的绝佳借口，于是事情就一拖再拖，最终等到拖不下去的时候，才仓促行动。而行动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在行动中才呈现出来的，而此时，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解决这些问题，只能草草收场。事前的过度担忧其实和事实脱节很严重。只有去做了之后，才能知道问题所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王阳明从小就立志做圣人，他的父亲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他是狂妄自大，但是王阳明却从立定志向之后，就一直在行动的路上，他处处寻师访友，学习做圣人的法门，虽然屡试屡败，但是他却一直在不停地尝试。为了验证“格物致知”的道理，他特地跑去格竹子，虽然没有格出什么道理，而且还大病了一场，但是他却也因此知道了通过外物寻找“理”是行不通的，这对他后来开创心学，不可谓不重要。正所谓，吃了梨子才知是酸是甜，穿上鞋子才知那里夹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发现有哪些问题，边行动边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前进。想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犹豫一万次，不如去实践一次。做，还有成功的机会，而不做，却是一点机会也没有。行动起来，纵然华丽的跌倒，也胜过无谓的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