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里苦难的人生
—--—怀念路遥
张小笨
1995年11月17日，即路遥病逝三周年纪念日，遵照他的遗嘱，路遥的骨灰被安葬在母校延安大学文汇山上。
至此，路遥那漂泊而沉思的灵魂永远回归到他挚爱的黄土地中了......
多少年来，他墓前的鲜花从没有断过，全国各地曾被他的思想所引领，精神所鼓舞的青年们经常来此祭奠，表达对一代伟大作家和思想者的深切缅怀。
诚如著名作家贾平凹所言：“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他虽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读者捶读，他的故事依旧被传颂......”
过去，陕北人把出生叫“落草”，把死亡叫“上山”。“落草”意味着新生命与随遇而安的草木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微不足道，同样自生自灭。
1949年12月2日，路遥“落草”在陕西省绥德地区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一户普通农民家里。
大字不识一个的爷爷王再朝老汉思量再三，给这个长孙起了个“卫”的小名。他说只能给娃先起个小名，官名等上学堂后让先生起吧。
草木卑贱，但耐活。年幼的“卫儿”躲过了几次大病，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上学的年龄，人也越来越懂事了。
路遥的母亲后来回忆说：“我家卫儿从小就是个精。从来就没让我急过肚子。七八岁上就会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摞在硷畔上，摞下美美的一摞。俊得人贵贱不能烧。”
然而，母亲的疼爱并不能战胜残酷的现实，卫儿家实在太穷了，除了他还有一堆弟妹，经常饭都吃不上，根本没法儿供他上学。
孩子一天天长大，总不能再当个“睁眼瞎”吧，卫儿父亲王玉宽想到自己延川的大哥无子嗣，不如用“顶门”的方式把孩子过继给大哥，在那里供他上学。
所以，尽管在清涧县出生，实际上路遥是在延川长大的。“在我的意识中，”后来路遥回忆说，“延川就是我的家乡，就是故土。”
养母非常喜爱这个侄儿，尽管依然很穷，但时不时会给卫儿用仅有的粮食做点可口的饭菜。卫儿也着实懂事，从不在大伯、大妈面前提过分的要求，只要能上学，其它都不重要。
村里小学的刘老师见卫儿没官名，就说：“那就填上个国字，将来念好书，长大了参军，保家卫国，说不定还能当个大官、军长！”从此，卫儿变成了王卫国，成了延川县马家店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这个学上得不易，王卫国经常吃不饱饭。到了1963年春天，家里穷得实在没办法，为了不中断孩子的学业，大妈拄着“打狗棍”跑到临县讨饭，再把讨来的食物卖掉，换成零钱供王卫国上学。
对一个人来说，往往生理上的痛苦可以忍耐，但心理上的折磨却是刻骨铭心的。王卫国最怕上图画课，因为他根本没钱买纸和水彩，只得呆呆地坐着看别的同学画画。
我们知道，贫富差距对小孩子的心理影响很大，这会导致两种心理：一种是极度自卑，仇视他人；另一种是极端自强，不断在各方面显露强烈的表现和征服欲。
王卫国属于后者，他敏感而好强。为了证明自己，他经常去县文化馆阅览室读报纸杂志，大量的阅读使他获取了丰富的信息，也让他看到了精彩的世界。
在班上发言时，王卫国总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面对一双双仰慕的眼睛，王卫国为自己赢回一局。读书之于他，从功利性逐渐转变为必须性，他已无可挽回地爱上了阅读。
王卫国虽然要强，但并不阴郁，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给同学们起绰号，什么兰花花、烂南瓜、流氓等。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取王卫国的谐音——王喂狗，无论谁叫，他都答应。
那时，他是班长，也是全班快乐的内核......
小升初的考试，王卫国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斩获“榜眼”。
消息传来，在小山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人都在大伯、大妈面前夸这孩子有出息。但大伯却铁着张老脸，“这学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
能识文断字就行了，一个农村娃还要上天不成，家里已经恓惶到这个地步，再也供不起了，对于这个穷苦的农民，大伯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
但此时王卫国心里已激荡起了强烈的求学欲望，他找到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干大，我想上学，你给我想想办法！”话音未落，王卫国已泣不成声。
那个年代，村里家家户户都非常困难，也就靠着糠菜勉强糊口，但一向仗义的村支书还是到处跑去借粮，最后总算借到两斗黑豆，让王卫国换成钱去交报名费。
很多年后，路遥在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真切地再现了他当年艰难的求学过程，其间流淌着沉厚的乡野真情：
“我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不管他们有时候对事情的看法有着怎样令人遗憾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有的人是极其淳朴和慷慨的.......
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但仍然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纷纷端到我家里，那几个白胡子爷爷竟然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那几个玉米面馍馍，也颤颤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饿了吃......
我忍不住在乡亲们面前放开声哭了......我猛然间深切的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有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
从那时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的朴素道理，是的，勇敢走自己的路。
1966年，王卫国在陕西省初中升中专考试中，以优异成绩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学校。
在当时，这意味着这个农家子弟可以从此摆脱苦难的农民身份，吃上“国库粮”，三年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成为令人羡慕的城里人......
这时的王卫国，已狂热地喜爱上诗歌创作。他的诗歌《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在《延安通讯》上发表，这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
后来在发表诗歌《车过南京桥》时，诗人闻频建议他取个笔名。“好，”王卫国略加思索后，在自己的诗稿上断然写下“路遥”二字。
闻频说：“好！这个名字好！路遥知马力。”
此刻，拥有这个名字的人，用他手中纤细的笔，向这个爱恨交加的世界宣战了！
1973年，全国高校普遍恢复招生，但招生方式是推荐选拔制。那时，在文学创作上已小有名气的路遥，获得了县领导和有关人员的支持，“这后生是块干大事的料”。
路遥十分喜欢柳青《创业史》中的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他懂得如何抓住青春的时光认真读书，在延大期间他把更多时间用在读中外名著上，而对古代汉语之类的课程就不那么热心，经常逃课，以致1976年毕业时，延大中文系党总支给他的毕业评语是“生活较散漫”五个字。
但这五个字并没有影响王卫国去省级文学单位《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因为在校期间，他就在那里实习过，据编辑部同事回忆：“他对稿件的鉴赏能力比有些正式编辑还要强，对一篇稿子的优缺点往往会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兢兢业业完成日常的小编工作之余，王卫国把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看书或写作上，一忙就到半夜一两点，有时熬个通宵。
1980年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姐姐》、《月下》等几篇短篇小说也相继发表，颇受好评。
在一次作协西安分会举办的茶话会上，路遥发言说：“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劳动才能变得更有价值。”这可能就是他撰写中篇小说《人生》的一个原因。
路遥在其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讲述创作《人生》的情景：
“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
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
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可能神经错乱，怕寻‘无常’......”
高加林来了，刘巧珍来了，黄亚萍来了，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一个前来报到，他们就像路遥的兄弟姐妹，他有那么多话要对他们说，长期伏案胳膊磨肿了，路遥便找了块石板，捧在怀里继续写......
《人生》写得如何，从销量就可窥一斑，当年其单行本首印13万册，上市不久即脱销，第二版印了12.5万册，第三版7200册。
关于它成功的原因，先不论评论家们如何云云，路遥自己给出的答案似乎更为深邃：“对作家来说，有生活这还不够，必须是深刻理解了这些生活才行。
《平凡的世界》再读《人生》的，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在艺术水准和思想力度方面都比《人生》要高出几个档次。
《人生》走红时，很多人认为它是路遥不能逾越的高度，事实是，路遥真的超越了胜利。
路遥是一个充满仪式感和富有心理暗示的人，在着手准备《平凡的世界》前（当时还没起这个名字），他去了陕西北部和蒙古交界的毛乌素沙漠“誓师”，他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对毛乌素的理解：
“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
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
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
在这开阔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用明了这些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
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为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开拓生活的新疆界……”
毛乌素是路遥禅悟的道场，那种无边的苍茫与寂寥是他力量的源泉。
这次近乎原始的朝拜后来被证明是重要的，因为没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人是无法度过随后六年牛马般生活的。
为写这部书，路遥整整准备了三年，诚如他所说：“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园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
时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依然被摆在各大书店的显著位置，就是这句话的明证。
首先，鉴于自己缺乏长篇小说写作经验，他给自己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书目，并对其中几部做重点研究。《红楼梦》读了三遍，《创业史》读了七遍，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是反复阅读。
其次，扩大阅读范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宗教，甚至还搜罗了大量知识型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气象、历法、UFO等。
因为小说要记录1975到1985年中国城乡结合部的社会变迁，为彻底弄清楚这十年间的社会历史背景，以便在小说创作中准确地描绘出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状态，路遥采取了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
一页一页翻看，手指头被纸磨薄了，贴在纸上，如同放在刀刃上，只好用手后掌继续翻阅。
除此之外，他还要详细记录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所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风土民俗，婚嫁丧子，等等。
唐代诗人岑参有句诗说的好：“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
这部长篇就是路遥的“长安”，他是那么一个扎实的人，准备资料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与此同时，他小说中故事的框架开始清晰：
故事发源于一个叫双水村的小山村，兄弟俩孙少安和孙少平，在1975年到改革开放之初在城乡舞台上展现各自的哀乐人生——哥哥孙少安扎根泥土，依靠勤劳的双手改变命运；弟弟孙少平不甘憋死在黄土里，毅然出走，历尽艰难险阻，尝遍世态炎凉，终于活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人与人，家与家，城市与山村，欢歌与寂寥相互交织，织成了一张人物的大网。
而路遥，就将在自己组建的这个平凡的世界里，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他是他们的主宰，也是他们的奴隶。
封闭创作期间，路遥强迫自己每天写五千字，这是他的“狱规”，不是特殊情况绝不违反。
他习惯于晚起，喜欢工作到凌晨，靠不断吸烟给自己提神。所以他的早饭就是别人的午餐，经常是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不讲究也不规律。
在创作最紧张的时候，他经常会进入一种谵妄状态，上厕所一路小跑，到了才发现自己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笔记本，只好再跑回去取卫生纸......
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天，路遥给三弟王天乐打电话，让他速来。王天乐心急火燎地赶去，路遥流着泪痛苦地对弟弟说：“田晓霞死了！”
王天乐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田晓霞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她是孙少平的女朋友，王天乐既好笑又好气，给大哥来了一顿，“我大老远跑来，别人要知道了，肯定会认为咱兄弟是神经病！”
他陷得太深了，以至于把虚构世界中的人物当作真实世界的存在。
这种超强度的工作负荷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1988年1月，当他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时，身体已极度虚弱。在誊写到尾声时，他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雄关。
路遥此时高度紧张，心力几乎耗尽，腿部开始抽筋，最后整只右手也痉挛了，五根手指就像鸡爪子一样丑陋得扭曲着，他用热水“化开”痉挛的右手，死死得抓住笔，继续写下去：
“他（孙少平）远远看见，头上包着红头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路遥慢慢站起身，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他第一次认真的在镜前看了看自己，这颗陌生的头颅两鬓不知何时生出白发，皱纹横七竖八，脸苍老得像个老人。
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且排名第一。
路遥却没钱去北京领奖，只好让弟弟王天乐帮着借五千块钱，毕竟得在北京请请客，还得买点自己的书回来送人。
王天乐戏谑地说：“哥，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
路遥只说了一句：“日他妈的文学！”
讽刺的是，当时茅盾文学奖的奖金恰好是五千元，正好够路遥还钱了。
这就是当时中国作家的窘态，钱一直离他们很远，即使路遥获奖以后，生活也并没有改善多少。
那时中国兴起了炒股热，路遥也被裹挟进来，带着自己的一点积蓄去排队买股票，在队伍里他老老实实呆着，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
一年后，1992年11月17日早上9点30分，路遥，这个“十几年来，吃着猪狗食，干着牛马活”的黄土地的儿子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他得的是由乙肝引起的晚期肝硬化，以至肝功衰竭。怎么说这个病呢？早治疗至少不会恶化到这种程度。但他却把宝贵的时间无私地奉献给了《平凡的世界》以及这个里外世界里的你我凡人，这是路遥永远无悔的牺牲。
人生很多暗合，说不清楚。路遥去世的那天清晨，绝少寒雪突降的关中地区，却飘起了漫天飞舞的雪花。可能上苍知道，路遥生前最喜欢雪，所以精心设计了这曼妙的舞蹈，为他演出。
此刻，我们不由想到他整整花了三天时间，为《平凡的世界》写就的开头：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杂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
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