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走向战场
六、政训处副处长
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指挥部设在抱犊崮深处一个叫“老猫洞”的山坳里。这地名透着股野性和隐蔽。
几间用石块垒基、茅草覆顶的棚子，依着山崖稀疏的几棵老松搭建，低矮得人要弯着腰才能进去。
棚子前清理出一小片空地，算是操场兼集会场所。文立正被引到这里时，正是清晨，山间雾气未散，湿冷的白气在草叶间流淌，远处传来操练的口号声，带着回声，显得空旷而坚硬。
总队长张光中和几位总队领导，就在最大的那间草棚里见了他。
{棚子四处漏风，中间挖了个地灶，烧着些潮湿的松枝，噼啪作响，烟雾缭绕，熏得人眼睛发酸。
张光中依旧声如洪钟，指着在座一位面容沉稳、眼神里透着书卷气的中年人介绍：“这是咱们政训处刘处长。
赵宓同志，总队研究过了，你就到政训处，给刘处长当副手！副处长！”
文立正的心，几不可察地微微一提。政训处副处长。
他知道，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岗位，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济南训练班，他是学员，是接受者；在武城，他是单枪匹马的政训员，面对的是分散的、渴望指引的群众。而在这里，他将要面对的，是一支刚刚组建、成分复杂、带着各种旧习气、却又满怀抗日热血的武装队伍。
做“思想工作”，这五个字，在讲义上清晰明了，可落到这烟雾弥漫的草棚、落到眼前这些面孔黝黑、性情各异的战士身上，该从何处下手？
刘处长伸出手，和他用力握了握。
他的手干燥有力，掌心有厚茧。
“赵宓同志，欢迎！咱们这儿，是座大熔炉，也是个大染缸。什么人都有，什么心思也都有。
政训工作，就是要把这盘沙，聚成团，把杂音，拧成一股绳。不容易，可非得干好不可！”
他的语气平和，但话里的分量，文立正掂量得一清二楚。
接下任命，文立正没有立刻发表什么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
他要先看，先听。
他搬进了政训处旁边更小的一间草棚，和刘处长及另外两个干事挤在一起。
白天，他跟着队伍出操、训练，不说话，只是看。
他看那些从山下来的农民，摆弄步枪像摆弄锄头一样笨拙，但眼神里有股狠劲；他看那些收编来的旧军人，军事动作熟练，但眼角眉梢总带着点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疏离和油滑；他看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兵，满腔热情，却往往不知如何与周围的“大老粗”相处。
晚上，他钻进战士们住的、更拥挤的草棚或山洞，听他们聊天，听他们抱怨山里的苦，抱怨伙食的差，也听他们偶尔谈起家乡，谈起对鬼子的恨，谈起模糊的、关于胜利的想象。
他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这支队伍，抗日打鬼子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心却不齐。农民出身的战士，惦记家里的地和牲口，对严格的纪律、枯燥的操练不习惯，觉得不如回家种地自在；旧军人出身的，则瞧不起农民的散漫，又对“政治教育”那一套不以为然，觉得是“耍嘴皮子”，打仗还得靠枪杆子；学生和农民、旧军人之间，更有隔阂，互相觉得对方“不懂”。
开个会，常常是上面讲得口干舌燥，下面要么打瞌睡，要么交头接耳，说不到心里去。
刘处长也发愁，找文立正商量：“光讲大道理不行，得想个法子，让大家的心真能拢到一处。”
文立正沉默了几天。他想起在武城，向老乡宣传，光讲“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有时不如讲一个鬼子烧杀抢掠的真实故事来得管用。
可在这里，故事讲多了，也会麻木。他需要一种更直接、更有力、更能触及每个人情感和习惯的方式。
一天傍晚，结束训练，战士们散坐在空地周围，等着开饭。c#gf夕阳的余晖给群山和这些疲惫的年轻人镀上了一层暗金色。
气氛有些沉闷，只有零星的交谈声。文立正看着他们，心里忽然一动。他站起身，走到空地中央，清了清嗓子。
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他，有些好奇，有些不耐烦。
“同志们，”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训练了一天，累了吧？咱们不讲课，也不说道理。我教大家唱个歌，好不好？”
唱歌？战士们面面相觑。这倒是新鲜。
政训处的赵副处长，看着文文静静的，还会教唱歌？
文立正没有等他们回答，自顾自地起了个头。
他唱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的旋律简单、有力，带有民间小调的韵味，容易上口。
起初，只有几个学生兵和年轻战士跟着小声哼。文立正一句一句地教，耐心地重复。
慢慢地，更多的人加入了进来。粗糙的、走调的、五音不全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开始还有些杂乱，但重复几遍之后，竟也像模像样了。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粗犷的歌声在山谷间响起，惊起了林间的宿鸟。
唱着唱着，有人开始琢磨歌词。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一个旧军人出身的班长，咂摸着嘴，点了点头：“这话在理。打仗不听指挥，那不成乌合之众了？”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几个农民出身的战士互相看了看，眼神亮了。
他们最怕当兵的抢东西，这歌里唱的，对胃口！“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文立正一边教，一边用平实的话解释着歌词的意思。
没有高深理论，就是把歌词里的话，变成大家听得懂、能对照的道理。
学唱歌，成了每天训练后、晚饭前的固定节目。文立正教的歌越来越多，《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游击队歌》、《我们在太行山上》……这些歌，旋律激昂，歌词直白，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和对胜利的渴望。歌声，像一种奇特的黏合剂。
在齐声高唱中，那些隔阂、那些小心思，似乎暂时被忘却了。
共同的旋律和节奏，让这群出身各异的人，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共鸣和归属感。
歌教会了，文立正又有了新点子。一天，队伍因为借了老乡的门板睡觉，归还时有一块不小心弄裂了缝。
,这在以前或许不算大事，赔个不是也就罢了。
但这次，文立正抓住这件事，在学完歌后，当着全队的面，严肃地说：“咱们刚唱了‘不拿群众一针线’，‘损坏东西要赔偿’。
这歌词不是光唱着好听的，是要照着做的！今天这事，谁负责的，出列！”
在众人注视下，负责借还门板的小战士涨红了脸，站了出来。
文立正没有过多责备，而是带着他，找到那户老乡，当面道歉，并用自己的津贴（虽然微薄得可怜）赔偿了损失。
回来后，他又就此事讲了几句，强调纪律不是挂在墙上的，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
这件事不大，却在队伍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战士们开始觉得，政训处这个文绉绉的赵副处长，不光是“耍嘴皮子”的，是来真的。
那些歌词，好像真能和自己的行为挂上钩。
渐渐地，主动帮老乡挑水扫院子的多了，说话客气了的多了，借东西损坏了知道赔偿的也多了。
队伍的纪律和风气，在看似不起眼的点滴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战士们看文立正的眼神，也从最初的好奇、怀疑，多了几分信服和亲近。
1938年6月，鲁南的抗日局势如同盛夏的天气，变幻莫测，时而暴雨倾盆，时而闷热难当。
日军在正面战场步步紧逼，对鲁南山区的扫荡也日渐频繁。
卜而在这片山峦起伏的复杂地带，各种势力更是盘根错节。除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还有国民党的游击部队，有地方乡绅组织的自卫团，有打着抗日旗号、实则敲诈勒索的土匪武装，也有真心实意想保境安民、却又不知路在何方的民间队伍。
上级给文立正下达了一项新的、更为复杂的任务：离开相对安稳的山区根据地，前往斗争更尖锐、情况更复杂的边缘地带——台儿庄、峄县交界的周家营一带活动。
那里地处山区与平原交界，靠近津浦铁路，位置重要，几股势力都在争夺影响力。
文立正的任务，是摸清情况，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这次，他不是一个人去的。同行的有朱道南，一位在本地颇有声望、擅长交际和谈判的干部。
两人换了便装，打扮成走村串户的货郎或教书先生，潜入了周家营地区。
这里的气氛，与山里根据地的相对单纯迥然不同。
村庄的土墙上，常能看到不同番号的标语刷在一起，又被人胡乱涂抹。
乡公所门口，可能今天挂着“抗敌后援会”的牌子，明天就不知被谁摘了。
老百姓眼神躲闪，说话谨慎，生怕一句不慎惹来祸端。
各种队伍你来我往，征粮派款，弄得民不聊生。
文立正和朱道南分头行动，走家串户，耐心细致地做工作。
他们找当地的保长、开明士绅谈话，也钻进最穷苦的佃户、长工家里拉家常。
不讲空泛的大道理，就从眼前的苦日子说起，从鬼子的暴行说起，从“只有大家抱成团，不分你我，枪口一致对外，才能保住家乡，过安生日子”说起。
文立正发挥他做群众工作的特长，态度诚恳，言语实在，很快赢得了一些贫苦农民和正直乡绅的好感。
在摸清情况、建立了一些基本联系后，他们开始接触几支主要的地方武装。
其中，有两支队伍引起了他们的特别注意。一支以邵剑秋为首，多是本地农民和手工业者，被鬼子害得家破人亡，自发拉起杆子，抗日坚决，但缺乏组织和明确方向，有点像梁山好汉，讲义气，但也有些散漫。
另一支以孙伯龙为首，孙本人是旧军人出身，有些军事经验，队伍里也有些枪支，对国民党消极抗战不满，但对共产党也心存疑虑，持观望态度。
如何把这两支，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抗日力量捏合起来，形成合力？
文立正和朱道南反复商议，认为光靠口头说服不够，必须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组织形式，把大家拢到一起，形成共同抗日的初步框架。
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山外抗日四部联合委员会”。
这个提议，得到了邵剑秋的积极响应。
他早就苦于自己势单力薄，又看不惯其他一些队伍祸害百姓，对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纪律严明的主张很感兴趣。ses2孙伯龙则有些犹豫，担心被“吞并”。
文立正和朱道南多次登门，诚恳交谈，不提要收编他的队伍，只强调“联合行动，互通声气，互相支援，共同保境安民”，并保证尊重各部的独立性。
精诚所至，孙伯龙最终也点了头。
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是在周家营以北一个叫白楼的村子里秘密召开的。几方人马，带着各自的队伍，怀着不同的心思，聚到了一起。文立正作为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发表了讲话。他没有坐在台上讲，而是走到大家中间，用拉家常般的语气，讲局势的危急，讲分散抗击如同“独柴难着火”，讲只有联合起来，像“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他的话实在，不打官腔，说的又是大家都面临的困境和希望，会场气氛渐渐活跃起来。
联合委员会算是初步立起来了，但文立正深知，这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要想让它巩固，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培养骨干，输入新的血液，让联合抗日的思想，在更多人心里扎根。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热血，可塑性强，是未来的希望。
他向邵剑秋、孙伯龙等人提议，以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在白楼村举办一个“抗日青年训练班”，为各部培养基层骨干。这个提议，得到了邵剑秋的大力支持，孙伯龙也未反对。
白楼村，这个鲁南山区边缘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因为文立正的这一提议，即将在动荡的时局中，泛起不寻常的涟漪。而文立正自己，也将在这个新的舞台上，面对一群更年轻的、充满求知渴望的面孔，开始他另一种形式的“政训”。从整顿部队纪律，到协调地方武装，再到培养新生力量，他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脚下的路，也在烽火与希望交织中，向着更深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