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古籍中对结绳记事多有记载，如《庄子·胠箧》中便说：“民结绳而用之”。结绳并非是很简单的在绳上打个结，而是要在绳上组成不同大小或形状的结来代表不同的含义。东汉郑玄在《周易注·系辞下传》中提到结绳记事的方法：“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这种解释并不全面，古人在绳结的形状或花式上应该也会动脑筋。根据在中央民族大学收藏的一副台湾高山族的结绳，可作为我们想象的根据。
除了结绳，还有刻木记事，据传是伏羲所发明，孔安国在《尚书序》称：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即用利器在木头或竹片，骨头上刻划简单的符号，以取代原来结绳记事的方法。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增强后人对已经发生事实的记忆，或者在产生争议时有所依据。直到宋代，南方的少数民族还有刻木记事的习惯。
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的《蛮俗门》中记载到：作者在静江府灵川县（今广西灵川县）当官时，有瑶人手持木契来告状。木契有一大刻痕，其下有数十道小刻痕，又刻有一箭头，上有火烧痕迹，并钻了十数个小孔，穿稻草打结。周去非不懂，经人解释才明白，大小刻痕代表仇人及其部属，箭头表示仇人用箭，火烧表示十万火急，十数个小孔并穿稻草表示希望仇人赔偿十多头牛。
文字产生以前，这种方法记录的内容肯定是比较简略的，而且很可能产生诸多歧义。下一代对符号的解读也许并非是记录者的原意，从而导致对历史的歪曲，绳结、木头的腐朽更可能造成一段历史的消失，但相比而言要比口耳相传的阶段已经进步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