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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篇献给我最敬爱的爷爷，以及那些战胜苦难顽强拼搏的人们。
——题记
（1）
其实我早就想写写爷爷了，却一直虑于笔拙，惟恐有愧他老人家一生的苦难和伟大。我不止一次将丝丝思绪凝在笔尖，复又收起，内心的思念纠缠着我，怕触及又难忘记。草色青青，清明风至。清明又让我想起了爷爷。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十一岁，他的故事源自父亲后来断断续续的讲述。
听父亲讲， 爷爷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在那个苦难年代没有谁是不苦的，爷爷自然逃不脱。爷爷六七岁那年，我们县遇到大旱灾，这一年饿死了好多人，能够以“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活下来就算是万幸了。身处动荡不安的年代，稍有天灾人祸，成千上万的穷人就会被逼到生死离别、家破人亡的绝境。
爷爷七岁时就给地主家当长工放驴放羊，冬天没有穿过棉衣棉鞋。父亲每次提起爷爷的童年，两眼都闪着泪花，而我早已热泪盈眶。
这个画面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儿，头上顶着荒草一样的头发，面黄肌瘦，两颊有点塌陷，身上焕发不出那个年龄该有的朝气与蓬勃。身上穿的衣服倒不如说是裹着一堆烂布条儿，一遇风胡乱飞舞。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布缩，现在短的吊在小腿肚的上面。光着的两只脚丫儿有愈合的疤痕，也有好几处划伤的裂口，正往外浸着血，走起路来有些趔趄。黑脏脏的小手里举着一根跟他胳膊差多不粗细的长棍子，吆喝着一群比他高大、比他结实的牲口，走进山里……
父亲说，那时谁家日子也过得难，似乎爷爷那一家人更难，人多粮食少，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心的乡亲看着孩子们可怜，偶尔给口吃的。把自家不穿的破草鞋给了爷爷，爷爷含泪接过，鞠躬感谢。穿上破草鞋，爷爷能开心好些天。
“家徒四壁”这四个字用在这里都显的绰绰有余。爷爷一大家子挤在家徒四壁的破屋，家里常用的锅碗瓢盆也没几件，零零散散躺在地上。春夏秋这三个季节还好说，但到了冬天就成了漫漫苦海，不蔽体的衣裤难敌那萧萧风寒……土炕上铺着一张破草席，弟兄三人蜷缩在一起合盖一条被子。
这个家大小十来口子人，全部家当只有一头毛驴、平地五分、开荒开了几分坡地。由于人多地少，家里的粮食经常不够吃，这个家就靠着租种地主的地，给地主打工来维持生活。一家老少起五更搭大黑地劳作着，一年到头，连温饱也顾不住，揭不开锅是常事，大人们还能顶一顶，孩子们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爷爷的母亲心疼孩子，常常拖着病身子含泪去外村讨饭。
生活已经够难的了，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爷爷的小妹妹在十几岁时，因为没钱看病，全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噙着泪离开了亲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还是这一年，含辛茹苦的母亲最终没能熬过病魔的折磨，也随着妹妹去了。
没有了母亲的日子，这个家似乎更难了。爷爷的父亲为了能让全家人吃饱穿暖，听信了本村富裕中农“黄香道”（音）道主王彦魁的“加入黄香道，就能过富，就能享福”的谎言，结果上了当，受了骗。父亲多次上门求情，都无济于事。又找人调解，还是不行。无奈，在道主的逼迫下，硬生生被骗去了几分坡地和几棵碗口粗的槐树。爷爷知道，什么狗屁道主，跟地主都是一路货色，他们是一个鼻孔出气，不是好人，更不干好事。
这一个接一个的灾难，让这个家摇摇欲坠。爷爷的父亲悔恨交加，不久也就去世了。
没有了父母，就没有了依靠。兄弟姐妹相依为命，但躲不过地主的欺凌和压榨。为了能活着，爷爷讨过饭。为了能还上地主的那一斗米，爷爷的二姐被黑心的地主卖到了山西。得知姐姐被卖，兄妹几个哭成一团。（所幸的是在有生之年姐弟俩总算见了面。）
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听着就让人心碎。
那一年，爷爷大概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他丢了二姐，失去了小妹，也没有了爹和娘。
（2）
我实在不忍回望那段漫长且艰难的岁月，也想像不出，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的祖辈们流过多少血汗？洒过多少热泪？愁断多少肝肠？他们怎样弓身弯腰拖着历史的车轮千回百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爷爷二十四岁那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同年秘密入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也是我们村地下党支部的创始人之一，为了壮大革命队伍，他深夜走东家串西家主动发展党员。
他的哥哥大籍也是一位优秀的地下党员，让人痛心的是，1947年到北线元氏县执行任务时，狡猾的敌人偷偷在他的小水壶中投了毒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喝了水，当场就被毒死了。牺牲时年仅36岁。尸体被送回老家时，全身上下都成了黑色。全家人抱着僵硬冰冷的尸体悲痛欲绝。（现已被追评为烈士。爷爷的哥哥加入地下党的时间更早，具体情况不详。)哥哥的牺牲并没有让爷爷退缩，反而增强了他的信念，让他义无反顾地跟随共产党，在革命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哥哥牺牲后，他抹着泪，在工作日记本上歪歪扭扭地写了这句话：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人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2、1943年我们县遭遇赖年景闹灾荒，也正值日寇侵华最疯狂的时期。
爷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任二分区宣传干事，二分区是革命根据地。爷爷舍生忘死带领民兵自卫队潜入敌占区，从册井到褡裢镇有近百里地的路程，他们步行从傍黑走到深夜，赶到平汉铁路（现京广铁路）破坏敌人的封锁线、铁路交通运输线，然后，将拆下来的道钉和道轨，用排子车拉走并掩埋。任务完成后，再马不停蹄的连夜返回根据地，等回到家天已经蒙蒙亮了。
八十年前的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苦难深重。爷爷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积极组织根据地群众生产自救、渡荒支前。
1944年的7月，太行六分区13团刘昌义团长带领一营攻打全呼炮楼、功德汪炮楼，这些是日伪军侵华修筑的碉堡。
听父亲讲，爷爷接到任务后，夜里，他就带领民兵自卫队悄悄越过铁丝网、封锁沟，来到功德汪、全呼据点附近配合八路军作战。由于没有爆破力强的大炮来轰炸炮楼，只能采用炸药包，这种情况，就得挖一条地道通到炮楼下，装上炸药爆破。
在部队首长的缜密安排下，区干队、各村民兵还有自发而来的老百姓开始向炮楼挖地沟，距离炮楼越近，难度就越大，因为炮楼上的探照灯晃来晃去，怕惊动了小鬼子，大家伙儿都非常小心谨慎，待地沟挖好后，依次把炸药放进地沟里。
爷爷带领民兵队趴在炮楼下面不远处的沟壑里，在八路军的指挥下，只听炮声“轰”的一声，炸得碎石漫天飞，熊熊烈火就在眼前燃烧，身上的衣服都着了，他们顾不上疼痛扑上去就和敌人撕打。军民联手一起奋战，很快就端了小鬼子的窝。事后，爷爷说那颗炮弹再近一点，命当场就没喽。
一夜激战，到次日下午，八路军攻克了功德汪、全呼、御路、樊下曹等多个据点，歼灭了多数鬼子，剩下的漏网之鼠都仓惶逃窜。军民齐心协力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爷爷还参加了攻打峭河、解放沙河城等战斗。
（3）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爷爷工作实干，勇挑重担，临危不惧。63年的那场大暴雨，让经历过的人每每想起都会心有余悸。
那年的8月，我们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天空像是被戳了一个大窟窿一样，不住气地下了七天七夜，强大的降雨量造成了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山区几十座大小塘坝被冲毁，大沙河两岸的护村大堤全部崩溃。在县委、县政府的紧急布署安排下，爷爷与副县长张大义、王小民，率领四十二名干部冒雨在大沙河南岸一带的村庄动员群众转移，抗灾救人。他们把几条粗井绳和铁丝绳扭在一起，一头拴在大树上，一头由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拉着，像拔河一样，水性好的干部来回渡水救送群众，奋战一上午抢救了两千六百多人。
就这样每天泡在雨水中，一泡就是十几个小时，腿都泡肿了。他们顾不上自己家人的安危，也没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句累。暴雨如注，洪水泛滥，全县通讯设施被冲垮，爷爷他们与大沙河北岸的县委失去了联络，为了让上级了解灾情，抢险救援，在这样的紧急关头，爷爷当机立断，组织人员强渡洺河，前往永年临洺关。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拍发紧急电报，为营救灾难中的人民赢得了宝贵时间！
文化大革命中，爷爷游过街，戴过高帽，住过牛棚。尽管那些人把他作为“老好人”进行批斗，但他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丝毫未损。
这期间，中央启用干部再利用，爷爷被调到县铁矿任矿革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
他餐风露宿，顶风冒雪，踏遍各矿点的沟沟坎坎，进行深入调研，大胆整改。经过几年的努力，县铁矿的职工竟然多达数千人，上缴利润高达数百万，成为了我们县县办工业的支柱产业和地区县属工业企业中的首富，曾多次受到地区日报和省日报的采访和报道。后来，不少老工人忆起当时无不感慨，尽管文革很乱，但县铁矿在爷爷等一班人的领导下，“职工团结和睦，生产安全高产，车队浩浩荡荡……”
（4）
如果说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那么，秋天就是收获成果的季节。一个天高云淡、硕果飘香的日子，被地主卖到山西的二老姑(爷爷的二姐)，终于寻来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爷爷几经寻找都未果，以为今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谁曾想，在人生暮年还能收获到这意外的惊喜，这一面他们整整盼了40多年啊，这对饱经风霜的姐弟喜极而泣，他们象小时候那样手拉着手，笑着笑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一年的冬天，爷爷病了。
次年开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爷爷才下了决心去北京看病。一周后，爷爷在我父亲的陪同下去了北京。过了四五天父亲让人从北京捎回信儿，告知爷爷的病情不容乐观，全家人陷入悲痛中。当时我并不知情，只知道爷爷去了北京，不知道爷爷病了。后来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了一点。从那一刻起，这个不幸的消息象个炸弹，连同快乐一并炸碎。
父亲在北京陪护爷爷一个多月后，小姑也去了。听母亲说小姑去替父亲了。又过了十来天父亲回来了，疲惫不堪的样子，叫人心疼。父亲洗了把脸，从行礼包里掏出两件裙子，递给我说：“这是爷爷买给你的，你小姑帮着挑的，去试试好看不？”我接过衣裙，转身走去另一个房间，没等我推开房门，眼泪就夺眶而出。
两件都是连衣裙，一件浅粉色的，领口处有手工刺绣的小花儿，穿上显得白净甜美，象个可爱的小公主。另一件是印花裙，浅藕粉色的底上撒满了粉白色的花儿，漂亮又洋气，就是号码稍大了些，这条裙子我一直穿到初中毕业。不仅仅是因为好看，我知道，这是爷爷最后留给我的念想。
自从爷爷病了，父亲姐妹几个都轮着照顾，这段日子他们来回辗转在沙河与北京。爷爷得的是胃癌，最后一次从北京回来，便卧床不起，饥饿疼痛，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父亲说，爷爷离开的最后一刻环视了房间里所有的人，然后带着微笑走了。
爷爷于1982年10月30日上午辞世，享年66岁。
爷爷这一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和人世间的沧桑辛酸。吃不饱，穿不暖，“苦”是当时一种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度过了让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的人不能理解和认同的时期。
爷爷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他的生活一向俭朴，下乡只吃派饭，从不搞特殊、开小灶。正如乡亲们对他的评价“小米黄菜是好饭，改善生活吃杂面。”杂面就是爷爷眼中的大餐。
爷爷是个话不多的人，在工作中不喊口号，不唱高调。他平易近人，热爱干部，知人善任，素有“好人书记”之称。他尽忠职守，爱国爱党，默默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诠释一名优秀共产党人的职责。
（5）
生活中的爷爷，温和慈祥，和蔼可亲。
我对于爷爷的印象，来自儿时那段短暂且美好的记忆。爷爷是个苦命人，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
我四五岁时，父母把我丢给姥姥，来到了县城。那时，爷爷已在县城工作了多年。我从小就呆笨，不爱学习，姥爷时常数念我：“你爷爷不仅是好人，也是个有材料、有本事的人。你可得好好念书，长大了象他一样。”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虽然和爷爷相处的日子并不多，但我打心眼里喜欢他。
在姥姥家住着，隔三差五便会想念爷爷。就撵在姥姥的身后，像个跟屁虫似的，一边又一边地念叨：我爷爷哪天能来啊。那时，姥姥最常说的就是这句：你爷爷是县里的干部，工作可忙的了。有空他就来了啊。
我不知道爷爷是什么干部，也不知道他有多忙，反正有些日子爷爷没来看我了。
汽车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在村子里跑着玩的小伙伴儿个个耳朵灵，汽车那种特有的声音，远远地就能听到。这声音象有一种吸引力，这群小孩儿一听到，就齐刷刷地奔向村口观看。我自然也会撵着跑去。汽车稳稳地停在村口的空地上，有的小伙伴儿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有的小伙伴儿围着车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悄悄地用手摸着；有的小伙伴儿趁着年轻的司机叔叔不注意，就踮起脚，扒着窗口向里面张望。心里嘀咕，这个铁盒子怎么可以跑得这么快。
爷爷从这个军装绿的汽车里走下来，从上衣的兜里掏出一把包着透明纸的糖果，微笑着说：“来，来，都过来吃糖。一人一块啊。”小伙伴们把甜滋滋的糖果塞进嘴巴里，蹦蹦跳跳，又跑去围观那个庞然大物了。
记得娘说，我小的时候，特别认生，别人一抱，我就扯着嗓子哇哇大哭，任凭抱着的人怎么哄，我的哭声是一浪高过一浪，除非不抱我。我站在离车不远地方怯生生地看着，爷爷笑着伸出双手冲我走来。我看清是爷爷，撒腿跑到爷爷面前。爷爷弯腰抱起了我，然后腾出一只手，剥了一颗糖放在我嘴里，那张糖纸是浅粉色的，特别好看。我望着爷爷，甜蜜的笑印在我红扑扑的小脸儿上。
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来到县城。终于可以和爷爷朝夕相处了，可是他依旧很忙。
爷爷住在自己的办公室，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家属院的屋子不大，院子倒是挺敞亮的，东墙根靠南种着一棵榆树，爷爷说是等它长大了可以做家具用。北边的窗户外有一棵丁香树，一到花季，满院飘香。爷爷闲暇时，喜欢拎着马扎子坐在丁香树西侧那张石头面的桌子旁前看书看报，我喜欢趴在爷爷的对面胡乱翻着他看过的报纸。这时爷爷抬起头，从眼镜后面流出来慈爱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
他笑眯眯看着我说：“你好好念书，长大了能当老师。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只能去食堂炸麻糖……”没等他说完，我就兴奋地拍着手，蹦蹦跳跳喊着：“好呀，好呀，去食堂多好，还能天天吃麻糖。”爷爷看着我，他的笑在脸上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
恕我无能，终究，还是辜负了爷爷，没能当上老师。当然，也没有如我所愿，去炸麻糖。
五年级的时候我从褡裢村小学转到了育红小学，也就是现在的一小。我永远忘不了1982年的那个初冬，我清晰地记得10月30这一天，天格外的冷。
我抄着手，象往常一样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窗外的一个年轻人招手把老师叫了出去，说了几句话。随即，老师又把我叫出去，她摸了摸我的小辫子，说了句：“你家有点事儿，这两天别来上课了。”我有些纳闷，但还是坐上这位大哥哥的自行车，他把我送到了政府大院，这个院子对我来说太熟悉不过，这是我最亲的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啊。
走进大会议室的那一瞬，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知道，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奋斗了一生的事业，离开了刚刚能吃饱饭的祖国。
我站在母亲的旁边，盯着身上盖着党旗的爷爷，他躺在灵床上双目紧闭，一动不动，他再也没有象往常那样见到我就笑着走过来，也没有给我糖吃，爷爷再也不会给孙女说笑玩耍了……
我试图走过去叫醒他，被母亲一把拽住了胳膊。刺骨的寒冷，把我的手脚都冻木了，把我的心也冻疼了，但就是冻不住我脸上淌着的两行泪水。
远去的记忆，斑驳了细碎的时光。爷爷的故事，在我的心里沉淀成了岁月的勋章，无论他走了多久，走了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