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摊：从价格管制说起讨论为什么总有人为计划经济招魂
一、干预的正当性和范围
周其仁教授自述就是个摆摊的，写书讲学不过是把东西放在那里，喜欢的就拿去，我也东施效颦一番试试摆点糟粕出来看看能不能引来美玉。
近段时间新型冠状病毒自中原地区开始流行，管治部门迅速响应将此次疫情定调为乙类传染病，但为了尽快控制疫情按照甲类传染病的标准处理，此为应急系统中对应传染病最高级别的处置方案。由于疫情发展迅速加上社会重视，各界对疫情发展的预期迅速调整，以口罩为代表各类物资价格迅速攀升，个别型号的口罩涨价十倍甚至更多，于是各界要求管治部门介入控制价格的声音逐渐就甚嚣尘上，那么管治部门应该干预吗？
首先从管治部门的起源说起，最初人们组建管治部门就是为了实现纯商业机构难以完成的多元化目标任务，稳定物价让社会各界感到安定平和当然是受到欢迎的多元化任务之一，那么从良好意愿来看采取行政手段控制名义价格的上涨自然是合理的选项。
然后我们来考虑执行上的问题，还是以口罩个日常使用量不多，不在各界一般储备范围内的商品为例，当需求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主观可以接受的价格波动范围是多少，管治部门认定应该开始干预的阈值应该是多少呢？要确定这个数字并使之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指标是不能随口指定的，为了保障管治机构的合法性应该要有一个科学的核定过程，只要能把这个部分做好就散这一次的疫情没能处理后，为以后的突发事件做好预算也是有价值的。很多声音反对的价格上涨的理由是认为商家不应该借此谋取暴利，那如果把暴利设定为超过合理范围的利润率，那合理的利润率应该是多少呢？要设定合理利润率可就有点难办了，除非我们把供应行为设想成像预先谱写好的乐曲般按部就班地演奏的过程，否则从伊始起算就是商人根据对市场需求的估算步步安排的供给活动，各项成本都在时刻变化的商业活动中利润率从来都没有稳定在某个范围，合理性要从何谈起，如果我们认定有合理的利润率超过就应该加以干涉，是否应该同时设定一个合理的亏损率，超过了就给予补助呢？
疫情期间价格上涨的不仅仅是口罩，还有各类医疗用品例如防护服生活用品食物，如果物价稳定应该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好事，而我们又无法统一意见去获取一个物价合理波动范围，那么让波动不再发生似乎也能获得一个模糊的正确；既然口罩的价格应该稳定，日用品的价格工业品的价格消费品的价格稳定也应该是好事，设想一下那样的已给由管治机构设定好合理价格的世界，即使有人觉得这样的设想太极端但是层层放大的意志在权力机构中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吗，当价格失去了表达稀缺程度的作用，不能够指导生产和分配，那样的经济制度不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计划经济制度吗？
二、是非还是尺度
计划经济在世界多地有过实践案例，远的有王莽改制洪武分户，近的有苏联古巴乃至现在仍然在运行朝鲜，每一个经济制度都有其适用的背景以及时代，而后世评价与当时的成效可能又有差异，如果没有二战的军需拉动，罗斯福新政的评价会是怎么样大概为未可知。然而经济制度对应的是一个复杂系统，要把每一个时代断面的状况归功或者归罪于某一个节点的成败得失，大概讨论永远都不会结束，计划还是市场的争论也不会例外。
比起讨论对市场价格进行行政干预是否正确，更值得研究的是如果我们干预了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还是以口罩为标的物，卫生用品与粮食以及能源消费品不同，管治部门对该类别商品的储备数量很有限，而日常消费需求波动很小，商业机构储备几乎为零，当需求急剧上涨，不管终端零售商家的道德水平高低，整体渠道价格已经不可避免地上涨了。事情是这样的，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交易背景下交易价格会存在巨大差异，以汽车为例路虎极光最初引进的时候购车需要加价含税超过90万，到换代前成交价最低不到30万差距3倍之多，虽然医疗用品情况有所不同，类似商品采购成本可以有巨大差异却是很显然的事实。自然而然地商家会选择采购成本最低的渠道来满足日常需求，但消费需求突然增加原本的采购渠道无法满足而需要从其他渠道采购的时候，采购成本就改变了，因为原来选择的已经是最便宜的选项任何其他的选项都必然是涨价的，如果管治部门要求终端价格不能上涨，原来的终端售价只能适配于原来的供应渠道，没有新的售价来重新匹配，供给只能中断。那如果不去新渠道进货只是提高价格是不是就能赚取暴利呢？如果有商家预知未来囤积大量急需物资，那当然有这种可能的，如果没有人能预知未来早一步囤积，那过多的存货只能造成额外的资金成本，这样的措施在竞争下是会被淘汰的。囤积居奇是不是另外一个能够赚钱的好办法呢？直觉上是，其实不然，所谓的高额利润只能建立与低价采购的库存高价出售这个假设，当再次采购的时候采购成本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成本了，在时间维度上成本依然会归因到每一个要素节点上面重新取得平衡，所以囤积居奇牺牲的是今天能卖的一份物资期盼明日能够卖得更贵，那支撑明天卖得更贵的原因当然是由于这份物资在明天更稀缺，而不是由于今天没有卖出去，除非市场上就这么一个供应者，否则能够通过限制出售控制稀缺程度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囤积居奇是今天的需求调整和明天更大的需求之间作出了平衡，让明天的供需矛盾没有那么大，为了控制篇幅这个问题先不展开讨论。
三、自恋还是利益
首先铺垫一点背景，这里提到的自恋并不是指“某个人很自恋”这种性格特征上的描述，而是从心理学提到人的三大基础动机：自恋、性、攻击性上面所述更广义的范畴，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更着重讨论自恋的负面影响，但是自恋就是人性关键组成部分，人性是没有好坏的，同时自尊、同情乃至几乎所有组成道德的情感要素，其实都归功于自恋这一基础动机上面，下面我开始讨论自恋的其中一个负面影响。
自恋有两种常见的体现形式，一是“我比你强”二是“我是对的”，其实也是源于两种核心忧虑的心理防御机制，分别对应的就是自我虚弱感以及“我是坏的”。为什么要在讨论经济学问题当中引入心理学的概念呢，因为参与经济活动的都是人，人的思维过程以及模式就是心理学主要研究的范畴，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可以补充很多理解人作出选择背后的动机。自恋程度比较高的人很可能就是自我忧虑更显著的人，这一类人更容易成为保守主义者，更容易期盼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更有控制感，那什么样的活动更容易有控制感呢？当然是有计划的活动，经济制度上的体现，就是计划经济的内核——有计划地生产，有计划地分配，有计划地消费。而市场经济则是镜子的另外一面，野蛮生长、毫无节制、自由散漫，这三点并不是学术上对市场经济的归纳，却很自然成为观感上的联想，很容易跟失控感挂钩的联想。
几乎每一部爱情故事里都有这样的场景，双方都知道道理，但是在争吵过程中为了面子都不愿意妥协，只能坚持在自己也知道的错误方向上一往无前，这里面的面子就是对于自恋的维护；同样在公司运作里面，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两个方案的好坏，由于持有较差方案的一方职位较高，为了维持面子坚定地执行坏方案，最后让所有的利益受损；那当我们面临突如其来的疫情，这样的事情是否会发生呢？会的，所以我们中的很多人会宁愿稍晚甚至得不到急需的物资，也要让难以量化的正义感公平感得到满足，很多会声称生死有命，道不可失；当然更多的人是由于立场的差异，他们生活在疫区意外不需要面对实际的物资短缺压力，却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道德感的感召，自然希望让管治机构干预市场保持“公平正义”，反正号召就能让自己的控制感得到满足，实际需要付出物资短缺代价的却是另外一群人。
四、区分意愿与结果
如果不加条件的想象，我们希望管治机构能够带来公平正义，人人都能安居乐业获得满意的工作，物价平稳交易有序，每个人都能在美好的制度下获得需要的资源，而税收最好尽量少收一点；然而能够同时达到上面这些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而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当价格波动的时候，人们高呼采取战时经济，强力管制，稍微对经济有点认知的人，要求政府补足不够的资源，公平而及时地分配给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然而事实是很残酷的，虽然我们很希望管治机构能够满足我们全能自恋的投射，完美地做好每一件服务，只要某件事情做不到就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不满认为这是机构的问题，其实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总是容易发现管治机构的目标函数，而看不到其面临的约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对于管治机构来说有哪些约束。
首先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比如说急性爆发的传染病，管治机构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爆发这样的疫情是一个很少见的意外，为一个少见的意外做充分的准备成本是很高昂的，打算这么做的政府肯定会在竞争中败退。那如果我们还是要求管治机构提供那些物资，他们能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仍然只能从相对安定的地区的供应商那里采购，然后通过各种途径运送到疫区投放，这也是需要花费真实资源，也就是要花钱的，遗憾的是管治机构其实最不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搞钱，除了征税其实没有其他太好的办法搞到钱，虽然投资国营企业也是一个方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国营企业的投资收益率是低于一般资本回报率的，这里就先不对这个展开讨论了。就是说就算管治机构决心用自己的能力去替代市场进行供给，实际上仍然无法控制价格，只不过本来由购买者付的钱摊分到每一个纳税人的身上，而往往管治机构花钱的效率还不如私营机构，如果管治机构经营效率能够达到平均水平，加上自身的政策影响力私营机构早就没有生存空间了，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说到这里好像有点离题，题目谈到了价格管制，而我们好像还没怎么点到题，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到底价格管制是否有用，能办得到吗？直截了当的说，不能。不能的原因第一是真实的交易价格从来都不只有用货比来表示的名义价格，还包括了其他非货币表达的价格，比如说每年都很难买的春运火车票，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价格自由浮动涨价到合理水平，名义价格就不能真实反映稀缺程度，光花钱就不能直接买到火车票，需要付出别的代价去竞争，比如说排队、找黄牛、托关系等等，只有将所有这些需要付出的代价加上货比表示的名义价格，才是这一张火车票或者这一个口罩的真实价格，而用任何手段有可能干预的只不过是其中最容易看到的名义价格，管制这个部分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办到，而是有没有意义。从第一个原因引出的问题就是，其实价格只不过是表示商品稀缺程度的最后一个信使，如果有人妄想控制价格就能让某些人更容易得到特定的商品，只能迫使本来用钱竞争就可以获得的资源现在需要通过别的方式去竞争，而其他任何的方式都必然伴随更多资源损耗，而真实的交易价格仍然保持在原来的位置，妄图把信使杀掉来处理坏消息其实挺可笑的。
那当我们的管治机构回应社会上多数人的声音，采取措施对价格进行干预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最直接的后果当然是抑制了供给，无论在任何世界任何时空里面供给曲线都只能倾斜向上，现在我们给这条曲线设定了一个天花板，天花板上面可能增长的那部分供给自然就消失，即使政府能够部分替代这些供给渠道，由于没有更好的效率不但花费成本更高，少了商业渠道可能存在的供给量只能比原来更少。同时在需求方看来，面对必然更少的供给量，要获取同样多物资只能花费更高代价，那些本来大家所忧虑由于涨价买不到口罩的人，现在可能更难买到了，反而是大家认为需求没有那么高的富人能够凭借自身其他资源更容易获得稀缺的资源，这难道是道德高尚的人们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某种表达吗？
反对市场经济式的价格管制并不是要维护什么市场经济的神圣不可侵犯，对于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出于各种目的对疫区的有偿或者无偿物资援助都是值得嘉许的，当然我们都期盼每一位身处逆境中的人们能够尽可能平安幸福地度过难关走向幸福，但是比起道德层面的公平正义感，此刻只有多一个口罩多一件防护衣才能切实地减少每一分的感染可能，我始终相信身处当事的人才最有权力决定自己应该多花几倍的价钱买一个口罩，还是减少活动在家中自我保护，如果我们没法让所有问题通通解决，希望也不要剥夺他们做出选择的权利，希望愿意花钱的人能够花钱去买到物资而不是等着不知何时能到的免费救援来解决问题，我永远相信在危难之际愿意许以高价身处援手的恶魔，好过公平正义却只能袖手旁观的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