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就发觉这种逻辑的困境，即正常适用的故意杀人的有罪判决不能达成内心的确信。
一个五人探险队在探索一处山洞时遭遇了洞口塌方，一行五人被困在山洞。探险队的联系人秘书处第二天发现与五人失去了联系，通报了亲属和政府部门。一个救援组前往事发地点，由于塌方不断，作业困难，十名营救队员为此付出生命。营救指挥部发现了五人探险队还有一个无线电通讯工具，并尽快搭建起相同的通讯工具，并告知了五人情况——至少还需要20天才能将五人救出。五人报告了山洞的情况，主要报告了食物不足以坚持到救援的情况。五人向医生询问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活下去。医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五人接着向医生询问杀掉其中一人是否有机会活下去，医生艰难地给出了肯定。五人接着询问了法官、律师的意见，法官、律师拒绝就这种做法予以评价。五人又询问了神父和牧师，神父和牧师表示沉默。后来五人的无线电保持长时间的电子静默。
五人中威特莫尔最早提出了这一想法，即杀掉一人（作为食物）以求其他四人的生存。后来反悔不愿参与，被其他人强迫参与这一生存死亡游戏。五人选择了摇骰子这一方式，结果对威特莫尔不利，威特莫尔被杀死。
二十天后，四人获救后，几人身后还有威特莫尔的半截尸体。检察院很快起诉了四人犯故意杀人罪，法院接手了这一烫手的山芋。
法官的困境在于，如果判决这四人有罪，那么不能达成内心的确信。即法官内心十分抗拒这种判决，不仅仅是法官，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这么选择。
法律事实是如此的清楚，四人根据一个生存死亡游戏的约定，有目的、按计划的实施了剥夺威特莫尔的生命。符合刑法的故意杀人的叙述。根据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经典三段论逻辑论证，四人应被宣判有罪。
我的困境也在于此，逻辑的论证无法形成内心的确信，即逻辑论证严重违背了直觉。
按照三段论的逻辑论证规则，在这个论证中，唯一的突破口即是对大前提的修正。即是大前提在此种特殊情况的不适用。
在洞穴中，按照法律，即刑法对不得故意杀人的要求，刑法对五人产生的约束力，五人都会死亡，这被五人极度抗拒。以致五人认定了刑法已经无效，产生了一种主义性质的犯罪，旨在创建新政府，指定新政府的宪章，并重新对权利义务进行划分。新政府的宪章的效力限于山洞内，五人都没有权利拒绝。逻辑在于，拒绝者会被新政府认定为资源，而非成员，从而解决生存死亡困境。新政府存在的期限，在20天。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的这种论证十分可笑，因为按照这种思路，法院无权审理此案，这是两个国家或者政权的外交关系，而非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问题。况且这样的一圈下来，法院还是回避了这一问题，有什么意义？对这样的调笑，我只想说，你非要这样想，我又不能将我的想法强行放在你的头脑中。我的思路，一是回应法律，这种意义上，法律在山洞中被五人揉碎重来，统一法律已经对此无效。在新政府四人被救出后，四人被恢复统一公民身份，受到统一法律的约束，这时法律已经无权追究在新政府时期几人的行为。二是回应根本逻辑，生存死亡困境中，每一个人都有生存挣扎的自由，我们无力指责探险队的生存策略，这里面没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没有圣人，只有一个个普通人，圣人的生存策略需要尊重，普通人的生存策略也需要尊重，不因为普通人不是圣人而就应忽视。每一种生存策略都应该被尊重，多样性的生存策略给予了社会生命力，给了社会的适应力。单一封闭才会叩开死亡的大门，拥抱新事物，这需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接受力。
最后，考虑到边际效应，不要轻易给自己设限。
2019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