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小学，在成都边上的一个小镇。虽然只是7、8岁的小娃娃，但是小娃娃都不觉得自己小，似乎就是小版的大人。
我还记得我的同桌男生，叫曾勇，农村娃娃，老气横秋老实巴交的，下雨天来上学，必定一脚的稀泥。
他经常盯着我的手看，有一次他伸出自己的手和我的手并排放在课桌上比较。
他的手吓了我一跳，深褐色的手背布满皱纹，关节处的皱纹尤其深，像一只老猴爪子。
我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原来那么白嫩好看。
他当时的表情让我印象深刻，我形容不出来，也许自卑羡慕讨好各有一点吧。
第二天他又和我比手，他的手比昨天颜色浅了一点点，皱纹干燥依旧，他说：“我昨天回家用肥皂洗了四遍，搓了好多痂痂下来，把一盆水都洗黑了。”
“你从来不洗手的吗？”我问。
“平时洗手就是打湿一下，没有那么仔细地洗过。”他回答道。
肯定也没有人告诉他洗完手还要抹百雀羚。
学校要给每个学生订校服，需要六元钱，到了要交钱的日子，曾勇没有交，他说他爸爸没钱，我第一次知道不是每个爸爸都能买得起校服。
离开学校好多年之后，我才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在我呆过的每一个班，都有一个外表像男生的女生。
我的小学同学牛小丽就是一个像男生的女生。
牛小丽身材不高大，但是肩膀很宽，很结实，皮肤黑黑的，五官长得刚劲有力，短发，整个人就是力量型的。她胆子大，性格野，脸上的表情桀骜不驯。她的基本服装就是一件军装，衣服总有点油油的感觉。
有一次路过她家才发现，他们全家都是绿军装，但是他们不是军人，好像是杀猪的还是卖猪肉的，看得出个个都身手不凡。
让我略感意外的是，她家门前用砖垒起了小花台，各色鲜花藤蔓缠绕，为这彪悍的一家人加上了一个浪漫风格的相框，
牛小丽的好朋友是个非常女生的女生，尖脸白皮肤，象白精精，连名字都很女生，叫白诗韵，粉色连衣裙是标配。
我和她们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偶尔放学同路一段。
有一天，她们突然约我去“麦田里洗澡”，我不明白到底做啥，她们只是神秘笑，不正面回答，说“反正好耍得很，你来嘛，不来要后悔。”我很好奇究竟有啥好事，要叫上我，并且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好到到要一起分享秘密的程度。
下午上学途中，我们会合了。
我跟着她们来到金黄的麦田，麦浪随风起伏，风景煞是优美。
牛小丽双手向两边平伸开，第一个走进麦田，很快就压出了一条道。白诗韵也进去了，我不敢去，晓得这是搞破坏。
我站在田坎上目送她俩走出好远去，整齐的麦田里长出了两条弯曲的小巷，她们越走越开心，牛小丽发出狂野的叫声。
她们不停地回头来怂恿我，说没有人看见的。
我一贯胆小，轻易不敢犯错，最后她们对我失去了耐心，说“那你就在那儿发瓜嘛！”
我终于沿着她们压出的印记迈出了罪恶的脚步。
走了一段之后，我慢慢放开了自己。
我们三个伸展开双臂，在金色的麦浪里排着踏步队走，我们所向披靡，不可阻挡。我们唱着歌，怪叫着，好不畅快！
走了一阵，我觉得还不够精彩，问：“这就叫洗澡啦？”
小丽说：“不是，还有别的”。
这个别的也没有啥新鲜，就是在麦田里打滚，不过比走路好耍得多。我敢说，尝过在麦田里打滚的滋味的人一定不多。
在秋日的艳阳下，麦子是毛扎扎暖呼呼的，一压就倒一片，更加鼓励了我们为所欲为。
一片麦田练得差不多了，就换一片。
正在我们忘乎所以的时候，田边传来一声吼：“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娃娃？来糟踏麦子！我要去找你们老师！”
抬头一看，一个农民伯伯愤怒地站在田坎上，两眼喷出的火焰差点把麦田点燃。
我们背起书包，朝反方向逃窜。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坏笑。
他在后面叫：“你们不说我也找得到的！那么好的庄稼！你们糟踏粮食！”
没想到，当天下午，农民伯伯就很准确地找到我们班主任，并当场指认出我们三个，痛心疾首地说：“马上就要收的麦子了，就让你们踩烂！”
判决结果当然是请家长。
她们两个倒是相当的淡定，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二年级的进步学生来说，请家长无疑是件恐怖和耻辱的事。
我此后的时间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第二天放学回家，爸爸已经从学校回来了。只见他面带微笑，心情似乎很好。
原来，老师不但没有批评我，还表扬了我，说我一贯表现好，学习好，就是被坏娃娃带坏了的。然后我爸陪了农民伯伯5元钱了事。
老师的逻辑震撼到了我，我不知道自己在老师眼里是那么好的学生，更不知道我是那么纯洁那么容易被带坏，似乎我还有点痴呆，人家喊我吃屎我也会吃。
我知道自己虽然表面平静，其实内心搞破坏的种子还是时常蠢蠢欲动，只是控制得比较好而已。
至于牛小丽和白诗韵为啥找我一起去，也许是因为好学生犯了错误不会受到太严厉的惩罚，她们也能享受到同等待遇。
关于麦田洗澡的事，虽然不如麦田怪圈的档次高，但是我们留下的那些道道和圈圈是自由的诗意的，过程是很奔放的。现在看来完全是行为艺术，和艺术有关的事，总能让人难以忘记。
说得好听！就是干坏事很舒服，很刺激，所以忘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