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 孙犁

作家想在作品里，表现一个思想，创造一个人的形象，他的最基本的工具，便是语言（文字）。

有人把文学家的语言和画家的颜色相比，画家把一个颜色盆放在面前，红的、黄的、蓝的，画家又调配着这些颜色，画出五光十色的画。鲜艳夺目的，阴沉浓重的，愉快的人，或是悲愁的景物。但不会画的人，不会调配颜色的人，便连一个常见的萝卜也画不成功。

文学上的语言工作也是这样。生活里有无数的语言，各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有人把这些语言放在自己的心里，把它们巧妙地真实地连结起来，便能表现人性、时代。也有人组织不好，语言贫乏，便连眼前一只猫捕住了老鼠的事，也说不清楚。

好书使人手不释卷，是因为里面的思想好，人物使人喜爱。但如果不是那语言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形容出来，读者也就不会为它废寝忘食了。古书上记载佛教里的和尚在禅房里讲经，讲得天花乱坠，百鸟全飞来了，猛兽也驯顺了，路上的小贩们也都放下担子来听。这不见得是佛法无边，我想还是那个和尚在言语上有功夫，才能如此引人入胜。

小时喜欢看《西游记》，今天过一个山，明天过一个洞，全凭猴哥神通广大，变化无穷，战胜妖魔，得到西天。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比唐僧还着急，一个山没过去，便想着下回书那个洞了，也是《西游记》的语言功夫好，能引人入胜。

也有那些书，不管里面说着一件什么希奇古怪的事，因为作者没有语言上的功夫，弄得语言生硬起来，丑起来，使读者像夜间下着大雨走山道，绊绊磕磕，疲乏不堪，终于把书一丢，去寻好梦了。读这样的书，人们比作“嚼蜡”，是很形象的。

初学写作的同志们，练习语言，应该像缝工初学用针，木匠初学运斧，要慎重也要勇敢。

有人对初学写作的人，强调文法，结果使人捉摸不定，不敢下笔，将写作视为畏途。我们应该尊重中国的语法、语言的构造，但是不能把文法等等，离开活的语言和写作的实践，当作抽象的法则来谈论。小孩初生，只要叫他接近活人，假若不是低能，几年的工夫，普通的话也就会说了。写作也是一样，假如初学写作的人，经历了一段生活，又有他对这段生活的意见和情感，他就可以在详细观察思考以后，按照他的意见和情感写出来。这当然是对他的语言功夫的一次试练，他可能写得好，也可能写得坏。但这好这坏，是要在他写成文字之后，才有了批评的根据。一个人刚学会千把字，便对他大谈文法，有害无益。语言的功夫，从写作的实践上修养。语言从写作实践上丰富起来。

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要熟悉你的语言，像熟悉你的军队，一旦用兵，你就知道谁可以担任什么角色，连战连捷。写作，实际就是检阅你的军队，把那些无用的、在战场上不活跃的分子，当场抹去他的名字，叫能行的来代替吧。所谓要慎重，就是指的这个。

你心里有了许多话。你要描写一件事，这件事老在你的心里打转，它一切都准备好了，单等你拿语言把它送出来。那你就把它送出来吧，不要怕你的文字不“美”，言语不文。用花轿送出姑娘固然好看，初学写作好比穷人，把你的姑娘用牛车拉出去吧。只要文章的内容好，语言笨一些没关系——但记住这是说初写，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就好了：我可以永远用牛车往外送姑娘了，这样下去，会弄成车上已经不是姑娘而是粪草了。因为你对语言的工作不严肃，在文学事业上你也一定失败无疑。所谓勇敢，是指用心考虑以后的勇敢。不过，有很多初学写作的人，扭扭捏捏，实在没有我们常说的“丑媳妇不怕见婆婆”那种勇敢精神了。

中国的文字装进“字典”，也是很丰富的。如果一个作家把这些字，和生活结合起来，用思想连串起来，他就会翻江倒海，写下无尽休的作品，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语言，是很丰富的，是写作时取之不尽的源泉。如果一个作家真正认识了这些语言，充分掌握了它们，再注意那不断产生的新的词句、语法，他就会有了写作的神通，像我们的猴哥一样，能度过写作的种种困难关口了。

根据我们的最有功绩的文学老师的说法，有如下性质的语言是文学上的好的语言：（一）明确。（二）朴素。（三）简洁。（四）浮雕。（五）音乐性。（六）和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相反的，这些语言是坏的语言：（一）干燥无味。（二）没有个性。（三）不正确的方言。（四）胡乱的表现。（五）似是而非的“丰富”。（六）不和现实生活呼应。总起来的分别是：一种是真正丰富的纯粹的语言——好的语言；一种是贫弱芜杂的语言——坏的语言。

这便是文学工作者一生的语言工作内容，这工作是持续不断的，如同一个忠实勤朴的农夫对土地的加工，种植对于人生有益的禾苗，锄刈那妨碍禾苗的生长的莠草。那个农夫细心到这个地步：他经常在他的田里视察，拔去苗陇里的每一棵莠草，把禾苗扶植得整齐茂密起来。

选择语言，选择那些明确朴素的、简洁浮雕的，也如同农民选择好的种子，那样他才有希望使禾苗丰收。

拿起笔来，就是这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