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估计，我们从事的工作中，有多达一半可能是毫无意义的。这些工作是如何产生的？对关注劳工的人们来说，这些“狗屁工作”又意味着什么？
你的工作是不是毫无意义？你是不是觉得即使没它事情照样行得通，社会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好？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请放心，有这种感觉的人不止你一个。《狗屁工作论》一书的作者，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说：近半的劳动者认为自己的日常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狗屁工作论》
格雷伯认为，过去几十年里，自由贸易政策让更多人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不易，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高薪的经理、电话推销员、保险公司老总、律师和整天无所事事的游说者们。劳工记者克里斯·布鲁克斯（Chris Brooks）采访了大卫·格雷伯，想要知道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工作是如何产生的，并且对劳工维权人士来说意味着什么。
布鲁克斯：您认为狗屁工作里面有多少应该被淘汰？这些工作的消失对社会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格雷柏：几乎所有的狗屁工作都该淘汰——这才是重点。从事狗屁工作的人背地里也都这么想的。假如狗屁工作（甚至有时是整个狗屁行业）都消失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就拿电话推销员、游说人员还有公司律师事务所来说，没有他们世界没准儿会变得更美好。不仅如此，试想为了支撑狗屁工作而拥有真正有意义工作的人们，比如为他们打扫办公楼的清洁工、为他们除虫害的保洁、保护他们安全的保安等等，这些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照料那些对社会起不到任何好影响的人们。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淘汰掉半数的现有岗位，淘汰掉这些无用的工作会对从文化艺术到气候变化的一切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布鲁克斯：你把狗屁工作的兴起与生产力和薪酬不匹配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我很感兴趣。你能解释一下这个过程，以及它在过去几十年里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吗？
格雷伯：老实说，我不确定狗屁工作到底是什么时候兴起的。狗屁工作的关键问题与其说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率，不如说是其社会效益。做清洁、护理、餐饮或驾驶服务工作的人，你能确切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以及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而对于一位品牌经理或财务顾问来说，他们工作的意义就显得没那么清晰了。有些工作的有用性和报酬之间一直成反比。只有极少数大家熟知的工作是例外，如医生或飞行员，但对大多数工作来说，反比关系都是真实存在的。
那些无意义但薪水相对较高的工作大幅增长。我们错误地把这一切归因于服务业经济的兴起，但大多数实际的服务工作都是有意义的，而且薪水很低——我指的是服务员、优步司机、理发师等等——并且此类工作的总数根本没有变化。真正增加的是文书、行政和管理类职位的数量，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职位占比似乎增加了两倍。这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
布鲁克斯：金姆·穆迪（Kim Moody，劳工作家）认为，生产力的提升和薪水的降低大多与管理技术的增强有关，比如工人监督机制，而与生产的自动化并无关联。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企业增加管理和监督工人的狗屁工作，反而让有用工作的待遇变得更糟。对此你有何看法？
格雷柏：如果你指的是亚马逊、快递业或沃尔玛，那这话肯定没错。制造业的自动化确实使大多数行业的生产率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大量工人被裁员——尽管余下的工人工资水平比之前整体上有所提高。然而我们社会也同样倾向于在这些行业中增加一些狗屁工作：越来越多无用的管理者夹杂在老板（有钱人）和普通工人之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管理者们的“监督”不仅没有助力生产反而使其放缓。你如果去看看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类的关怀行业，就会发现这种情况更普遍。人们在实际工作中掺杂了许多毫无意义的行政工作，比如护士、医生、教师、教授们有填不完的表格，如此一来生产力大大降低。
“似乎有人在不断创造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我们不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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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工业生产力和利润飞速增长，而与此同时健康和教育等行业的生产力却在直线下降。因此物价飞涨，而企业付给员工的薪水却不断缩减以便维持利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教师、护士乃至于医生和教授罢工。
布鲁克斯：您的另一个观点是，现代公司的结构更接近封建主义，而不是理想的市场资本主义。应该怎样理解呢？
格雷博：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曾说资本主义就是有一群资本家，他们拥有生产资料，比如工厂，然后雇佣工人进行生产，最后卖掉这些产品。资本家给不了工人很多薪水，因为这样就没有利润，但至少得让工人们赚的钱买得起他们工厂生产的产品。而在封建社会，地主直接通过收租来赚取利润，把农奴变成负债的劳工，不断压榨他们。
如今，绝大多数企业的利润并非来自制造或销售产品，而是来自“金融”——这是种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借贷——向他人收取租金、酬金、利息等等。这可是封建主义的基本定义。这也意味着政府的角色会有所不同：经典资本主义时代政府只是保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或者监管一下劳动力，以免工人叛乱。但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是要通过法律来榨取收益，所以政府的规章制度绝对是关键。大多数情况下，你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榨取利润。
布鲁克斯：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市场狂热者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创造狗屁工作为什么是错误的了。
格雷柏：是的没错。有趣的是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想反驳我，因为他们仍基本上还把现在的资本主义等同于19世纪6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量的小型公司相互竞争并制造和销售产品。当然，如果你指的是私营餐馆，这样理解也对。我也认为小餐馆不会雇佣他们不需要的人。但如果你指的是如今左右经济的大公司，它们的运转逻辑则完全不同。如果利润是通过收费、收租以及创造债务来获取的，如果政府密切参与利润获取，那么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差异往往会消失。为榨取利润购买政治靠山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利益。
布鲁克斯：你在书中强调一些政客从制度上寄希望于狗屁工作，工会亦是如此。你能解释一下工会是如何寄希望于保全和增加狗屁工作的吗？这对工会积极分子意味着什么呢？
格雷柏：人们过去常常讨论“滥雇员工（featherbedding）”，即坚持雇佣不必要的员工。当然，任何官僚机构都有一定数量的狗屁工作岗位。但我所指的是人们总是要持续增加就业，指望它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增加就业这种要求只要你提了就没人能拒绝，因为你并没有想要不劳而获，而是想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因此，工会总是想要让你有工作。
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有一众激进主义者认为工会是滥雇现象形成的一部分原因。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进行考虑：曾经为了“减少工作量和工作时间”而发展起来的工会，怎么会奇怪地全盘接受了清教主义和享乐主义之间的妥协，怎么会接受了这一论调——即认为工作应该是种“苦难（hard）”（也因此认为“吃苦耐劳的人（hard-working people）”是好人），工作的目的就是物质繁荣，我们需要受苦才能获得消费的权利——这一消费资本主义的根基的呢？
布鲁克斯：你在书中详细地谈到了所谓“传统‘工人阶级’的工作”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具体来说，你认为工人阶级的工作更像是典型的女性工作，而不是男性在工厂里的工作。这意味着交通运输工人的工作与从事护理工作的教师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与砌砖工的工作相同点要少一些。你能谈谈这事吗？这和狗屁工作有什么关系？
格雷伯：我们认为工作就是制造东西——每个行业是由它的“生产力”来定义的，甚至是房地产。但事实上，随便一想你就知道，大多数工作并没有制造任何东西。比如清洁和抛光、关注和照料、帮助和培育、修理和呵护其他事情。你制造个杯子一次就好，可你会清洗它上千次。这也是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工作。保姆、擦鞋工人、园丁、烟囱清洁工、性工作者、清洁工、洗衣女工等等的人数一直都在增加。是的，在售票处已经自动化的今天，车站员工似乎显得没有什么事可做，但他们在那里是为了以防小孩走失，或是乘客生病，或是让醉汉们不要打扰到旁人。
然而我们却把这一点排除在价值理论之外，导致价值理论都在谈论生产力。我认为重新考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关怀劳动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在某些行业，自动化是不被欢迎的。比如，我们不希望让机器人来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看到某些只能由人类完成的工作的价值。
布鲁克斯：你的狗屁工作理论对劳工维权人士有什么启示？你说很难想象一场反对狗屁工作的运动是什么样子的，但你能勾勒出一些工会和活动人士可能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吗？
格雷伯：我喜欢探讨“关怀阶层的反抗”。工人阶级一直都是关怀阶层——不仅是因为他们几乎承担了所有关怀劳动，还因为，或者部分原因是，他们实际上比富人更关心他人。（顺便说一下，这是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你越富有，你就越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所以试着去把工作想象成关怀的物质延伸，而不把它当成是一种价值或目的本身，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但这都是长期打算。我认为短期内我们要做的是弄清楚如何去反抗管理阶层的统治，从而有效地反对狗屁工作。今年7月新西兰护士罢工，其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工作的“狗屁化”：一方面他们的实际工资减低，另一方面很多护士发现填写表格的时间占用了他们照顾病人的时间。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本来该给他们涨工资的钱都用来雇佣无用的管理新人了，而这些管理者会用更多的无用功来证明他们的存在。
通常情况下，这些管理者都是由和工人相同的政党所代表，有时甚至还和他们身处同一工会中。有没有实用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