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假期开始，正是武汉封城时。

我虽然远在北京，也还是隐隐不安。总会想到铺天盖地的沙尘暴，病毒看不见，似乎更无孔不入。

象很多留在北京过年的人，我试着对生活按下暂停键，每天静静坐在阳光下，望着窗外那条闪着白光的大街，希望通过自我谦抑，让这一切快点过去。

吃简单的食物，放弃凡俗的消遣，断绝与人的交往，这类似宗教告解的日常，似乎是我唯一可做的奉献。

然而该来的还是要来。

北京开始有确诊病例。我所有的奉献都于事无补。

我在家的柜橱里发现了一大瓶医用酒精，那是俺娘好早前留给我的医疗基础设施，除此之外还有水银体温计、理疗仪和神灯。口罩却只有防粉尘的那种，还有就是放假前单位突击发的几个。

我的出差计划，变得岌岌可危。陆续传来使馆不办理签证和航班停飞的消息。从武汉出发的一切，已经被打上了病毒的印记。原本近三十人的团队，每天都在瘦身。等到一月的最后一天，确定可以飞的，只剩下我一个人。

行李是早已收整好的。我打开看了又看，暗自估量，如果我成了北海牧羊人，这些可够度尽寒年。订好了出租车，我把娘留给我的体温计放入随身的双肩包，若有若无的，大概是想如果在入境时被拦住了，我可以自证清白。

最后放入的，是我所有的口罩，和欧元的现金。

当天虽然已要求乘出租车要查验健康码，但司机并没有当回事。他也象俺娘似的，觉得现在离开已有疫情的北京，离开已有疫情的我的国，反而安全。

机场在check in时扣下了我的水银体温计，我需要带着自证清白的应该是那种电子的，虽然他也同意水银的更精准。不论柜台还是边检，谁也不确定我能否扺达目的地，目前没有消息，这是唯一的安慰。

机场的休息室里没什么人了，由于加大了通风量，头顶上象是顶着一个巨大的风扇。我静静的坐着，等着我的起飞时刻到来。

我发了一个红色的气球icon给微信的好友群。

“祝福我飞到维也纳吧，不要被中途打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