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外郭城内佛寺的分布
唐朝建国，袭隋之都。故除因实际需要进行增建改建有关建筑外，对旧大兴城总体布局上并没有作出什么大的改变。增建改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新建大明宫；修筑夹城；立俑兴庆坊扩建兴庆宫，“取永嘉、胜业两坊之半增广之’”。
另外，在郭城的东、西、南三面九个城门上先后修建了楼观；开元时期修筑了黄渠，天宝时开筑了漕渠；改“大兴”城名为“长安”，改“大兴宫”为“太极宫”。这些变化影响到某些寺院的废立。
唐代大多数佛寺是从隋代传承下来的，有些则作了一些调整修改工作，另外也兴建了一些新佛寺。唐长安城佛寺在分布特点和规律上与隋大兴城有许多相同之处。
》初盛唐时期长安佛寺的兴建与废弃情况
初盛唐时期是指从唐朝建立（公元618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之间137年的时间段。一是因为唐代从初建发展到了中国古代史上最鼎盛的阶段；二是大多数唐代佛寺以及唐代最著名的佛寺集中兴建于这一时期；三是因为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由此唐代由盛转衰，国力下降，佛寺的兴建也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开始走下坡路。
这一时期内，共新建寺院52所，加上隋代保留下来的75所寺院，合计寺院总数为127所，超过了隋大兴城120所的寺额数，更超过了宋敏求《长安志》记载的天宝以前长安91佛寺（僧寺64，尼寺27）的数量。再考虑到许多无明确建寺年代的寺院，以及一些无寺额的小佛堂，佛寺总数更多。这一时期，长安城佛寺数量达到了隋唐都城佛寺数量的最高峰。
佛寺增多，除了该时期出现了贞观、开元之治这样的盛世，有充足的国力和财力来兴建佛寺外，还主要因为初盛唐各代皇帝带头建寺兴佛所致。除了肃宗外，此期内的每代皇帝都建立了佛寺，特别是高祖、太宗和高宗时期建寺最多。一些最重要的佛寺，如太宗时的弘福寺，高宗时的慈恩寺、西明寺、青龙寺、资圣寺，中宗时的大安国寺、荐福寺等唐代名寺均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长孙皇后久病不愈，太宗遂诏令修复全国废寺以为功德，共计有392寺。
高宗时也立了不少寺院。在尚为太子之时，他就为母后造了大慈恩寺。即帝位后，高宗把太宗的翠微、玉华两离宫舍为佛寺，在洛阳造大敬爱寺，在长安为太子造西明寺，并为诸王建了资圣寺、崇敬尼寺、招福寺、龙华尼寺等20多座寺院。
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以睿宗名义建大献福寺。当政后，改名大荐福寺，亲以飞白书题写寺额。
公元705年，武则天去世，中宗第二次登上帝位，便为武则天追福，造圣善寺、立报慈阁，太平公主也为之立罔极寺。中宗还令修大荐福寺，寺内别置翻经院，并将洛阳义净的国立译场迁入寺院，从此成为影响最大的佛寺之一。
》佛寺的分布特点和城市规划的关系
1.继续控制城中佛寺数量，佛寺数量比隋代有所增加
据《旧唐书》卷43、44、《新唐书》卷48、《唐六典》卷4等所载，唐初曾规定全国各州力量所能承受的佛寺数量，如《旧唐书》职官二“祠部郎中、员外郎”条在“凡天下寺有定数”之后注：全国佛寺总数为5358所，其中僧寺3235所，尼寺2122所。而控制佛寺建立的具体政策主要是实行给额制，给额制在唐代已经成熟，主要目的是“颁额以控制寺数”。盛唐时已经规定，有寺额的佛寺是合法的，尤其是朝廷赐给寺额的佛寺，始终被朝野所看重，而其余无额的佛寺均属非法，应当拆除。唐官府查禁无额寺是从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又“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