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们次日清晨到达浙江嘉兴。然后坐汽车赶往江苏吴江。 这是一个全新的地方，空气，建筑，语言，都是如此。充满着甜美的可能性。我们有说有笑去寻找公司的地址。两三个穿工厂制服的年轻女孩嬉闹着走过，步伐轻盈愉悦。蹬着三轮车的朴实瓜农，吹着口哨载着丰收驶向烂漫夏天。一阵自由扑面而来。香甜怡人。还有一面湖，它晃开飘摇芦苇，绕过呢喃屋檐，盛开在这温婉动人的江南水乡里，撩拨起我这鲁莽路人的心。 我想这就是幸运。我宁愿总是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对任何陌生的大自然都充满着新奇，到哪里都像是重生。 按照地址，我们很快找到公司。 总公司占地面积很大，以至于整条路都以它来命名。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莫大的光荣。我们向保安说明来意，根据他的指点来到了报到点。那是个简约紧凑的办公室，采光很好，室内穿透着温吞阳光，舒服得让人犯困。打字机的声响和敲击键盘声完美交融，立竿见影地制造着物质的气息。不然我会以为这是一个完美的卧室。直觉告诉我，我是不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的。我的喜好更倾向于一种原生态。乳白色的打字机和几何分割线的办公桌是可怕的。这些衣着统一的人们，他们的人生正浸泡在潮湿时间里缓慢发酵。 我们去找宿舍。路两旁是些初夏剔透的翠叶子。阳光就从这些枝叶间倾洒下来，落在脸上明亮斑驳。这一刻是无瑕的。我们的二十岁，我们的灼热心脏，我们的清脆笑容。都仿佛是刚好在这诗里落下了甜美的韵脚。原来生命里的单纯愉悦就像这枝叶间的依稀缝隙，伤感而徒劳。每一秒都不复存在。相信敏感的心都会具有这样患得患失的怅惘，并充满感激。 宿舍在一条河旁。河里驻着一条大渔船，渔人就住在船里，方便捕鱼。船头上趴着一只猫。百无聊赖地晒着太阳。迎接我们的是这里的宿管老大爷。他待人很热情，一直笑。他领着我们找到各自卧室。卧室是两人一间的。两张床，一个电视，一个带马桶的小卫生间。我不习惯用马桶。这个马桶一度让我很头大，或许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 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去散步。事实是那是我们唯一一次一起出去闲逛。后来的日子里，小A用睡觉来躲避夏天，小B总是泡网吧打游戏。这是生活的常态。我们的业余生活很少有交集。 我执意要去湖边感受一番。这片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里，距离不过五百米。可是交错的田地和四面高墙让我们无法亲近它。我们绕着小路穿过一条条胡同去寻觅它的真面目，迂回曲折。我们一直在围着石墙走，湖就在围墙里面。我渐渐意识到原来这是一个高档的住宅小区，这片湖被圈入在规划范围内，或者说这就是一个为小区锦上添花的人工湖，取乐着小区居民，却不对路人开放。 我们终究是找到了这堵围墙的一个缺口。那是湖的一个小角落。有一颗倒塌的大树漂浮在湖面上，散发着植物腐烂的气息。还有堆积在岸边拍拍打打，被风吹过来的垃圾。我有些失望。我们走那么远的路来这里，看到的却是这幅景象。无奈的是这资源不属于我们，跟我们没缘分。我们摸黑往回走，像走任何回头路一样意兴阑珊。之后他俩不再对这陌生的山水风光有任何憧憬。 休息两天后，我们回到岗位。我们培训的内容是电梯模拟安装。把三层的一比一电梯模型拆得只剩一个支架，然后凭着记忆把它还原。意在让我们更熟悉电梯的内部构造。于是我们这组四个人，用扳手，用钳子，用一字刀来解剖这个庞然大物，把它的四肢和躯干卸下，一一摆在地面上。它的身体很沉重，我们顽强地把它抬下来，手掌上都是它留下的锋利纹路。 热得不行的时候，我们到附近的零食铺去买冰过的雪碧和可乐，去卫生间冲洗汗淋淋的头发，坐在大树下乘凉。不管多大的太阳，这里都有猛烈的风。末日一般，粗暴地掀开我们单薄的衣襟，带来通透快意。 夏天是如此幻灭的季节。 我越来越容易神志恍惚，当我抿唇咬牙弯腰拼命工作，起身站立时会有强烈的晕眩感。我喜欢重复地体验这濒临昏厥和死亡的感觉。这一刻大脑休克般地空白下去，身体随着惯性回归永远的单纯。 我开始失眠，生活絮乱。我用冷水洗脸洗头发。我花更多的时间去洗澡。希望梳洗能让我的形象得体自然，不泄露出内心挣扎。这样的我是写不出字的。懒惰，浮躁，疲倦，这些扼杀灵感的特性同时出现在我身上。此外奇怪的是，我的皮肤越来越好，失眠和不加节制的饮食并没有在我脸上留下痕迹。我知道这是一个美好的假象。仿佛一瞬间的回光返照。接着天网恢恢地通往黯然和沧桑。 我想。也许我该找个旗鼓相当的女人好好爱一场。任何笔顿的使命创作者都一样，该搁下文绉绉的书生气，去让自己谈一场温暖世俗的恋爱。 在这里，我有时会去找宿管老大爷聊两句。是因为有一次经历宿舍大门的时候，老大爷用老式收音机在听黄梅戏。我凑过去告诉他我爷爷以前也老喜欢听这个。老大爷有些惊喜地看着我，大概是因为很少有年轻人主动与他搭话。大爷有些遗憾地说，早些年这东西还很多，现在很少有保存下来的。偶尔留下来的，也不是那个味儿了。这话让我不禁有些唏嘘。没有与大爷再聊下去。我不太愿意和不太熟悉的人陷入同一种隐秘的氛围。 我终究还是记得一些事情。我想总有些重要的事情是被我们遗忘的。那些曾铭记过的事情，慢慢地，就变得不记得。并不是因为健忘，而是在这激流般的生活里，我们都太用力了。 我的童年记忆大多是关于爷爷的。那时候爷爷很胖，脸盆大如活佛，生气的时候从脸一直红到脖子根。可是我不怕他。我知道他吃不了人，还骑到他的脖子上撒野。我常叫他胖子爷爷。在我心里，爷爷就象征着权威，没有人敢，也没有人可以去挑战。这可以作为他在世最后几年时的一个参照。爸爸在电话里告诉我爷爷的病情，肺癌晚期。就像被判处死刑。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 那段日子是艰难的。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我们。我回家看望爷爷，哥哥姐姐也在。那是一次灰色的团圆。我们围着爷爷转，询问他的需要。爷爷坐在轮椅上，歪着脑袋，已经衰弱得说不出话来。我躲在远处悄悄观察爷爷的轮廓。他的五官已经塌陷下去。身体萎缩着歪倒在轮椅上，潦倒得不成样子。奶奶唤我的乳名，她让我去跟爷爷说说话。可是我不敢上前去。我没有任何惊喜可以给他，没有任何扬眉吐气的前途和荣誉可以作为寥寥安慰。那是绝望的一幕。我站得远远的。那一刻我以为自己仍然是十六岁的少年，理所应当地，任何事情都交给长辈和时间解决。 哥哥推着爷爷慢慢踱步。轻得像是会融化在夕阳里面。他好像一直在对爷爷说着什么。这仿佛告别的时刻，势必会说些厚重的话。爷爷无法回应他，他一个人说。但是我相信他们心意相通。一定是这样。 我终究没有去和爷爷说些什么。我的沉痛，我的理想。我没有告诉他我对这个世界的怀疑，我没有告诉他我只希望通过写作来改变生活的本质。他一定也不会认可我的那些俏皮狡黠的文字。他那么传统，他一定始终只觉得押韵的，工整的，磅礴的文字才是正道。我没有告诉他，我还记得说过的，要为他买一匹温顺的马代步的话，我没有告诉他，我永远会记得他闲时顺口用方言教我们的儿歌：跟着爷爷和婆婆，基本生活有着落。一年四季有人管，不受冻来不挨饿。爷爷是个苦行僧，养了儿子养孙孙。悲悲戚戚强志仁，坷坷坎坎过一生。我没有一本正经地背给他听。 唯一的一次，奶奶要我过去，说爷爷让我数钱。我看到爷爷艰难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叠百元钞票给我。我看到他手上的皮肤，充满着触目惊心的褶皱，那是一只没有任何生命力的手，没有力量，也没有呼吸。我接过钞票数了一遍又一遍，十三张，一千三百块。奶奶告诉我，在医院的时候，爷爷的一千块钱就放在大衣外面口袋里，被过路人顺手掏了去。之后爷爷就总是把钱放进靠里面的口袋。奶奶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是无奈的笑容，仿佛在说起自己淘气的孩子。她是爱爷爷的。我看到这个脆弱的老人，在医院宣布爷爷是癌症晚期时，对着自己的儿子们执拗地说，癌症难道就不治了吗？ 那时候我在思考悲剧的根源，也许是贫穷。贫穷是个沉重的标签，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无法逃避它，跨越它。它如影随形，仿佛宿命。贫穷让人失望，让人盲目，让人困顿，让人酗酒，仿佛刽子手。它宰割了多少人朴素纯真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