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乡愁（一五四） 

        拍      电      报               

            顾          冰

        时下，手机得到了空前普及，几乎人手一个，成为人们必备的随身工具，它不仅能接打电话，还具有支付、导航、阅读以及拍照、游戏、听音乐等诸多生活和娱乐功能。有人调侃，一机在手，什么都有，手机离身，寸步难行。

        然而，当你掏出手机，轻轻一点，便能听到你亲友熟悉的声音，看到对方清晰的视频，或者在微信中，读到优美的文字时，你是否会想到，从前是怎样的通讯方式，以及通讯联络如何的不易？那时，人们与远方亲友联系，通常是靠书信，如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要几天甚至数十天，才能到达，若有紧急的事，则必须拍电报，但往往也要老半天，因为电波虽快，总还要人送，在乡下，邮递员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一双脚步行，既耗时，又费力。

        前日，暮春的暖阳，透过晨雾，洒进了窗户，我正在阳台上闲坐，突然，门外有人喊：顾冰，电报。我不禁一惊，好生奇怪，以为耳朵出了毛病，造成听觉错乱。很多年前，家里自从有了固定电话，后来，又有了手机，亲友间就再没有电报往来，也用不着电报联系，这会儿，怎么会有电报，打电报的会是谁，电报内容又是什么急事？

        打开门一看，我没有听错，门口站着一位穿着绿色制服的邮递员，他递过电报，又让我在单子上签了名。

        我迫不及待地展开电报，电报是从杭州发来的，发报人是我的一位朋友，电报上赫然写着：牛牛哥，我们永远记着你，祝你健康快乐，永远年轻！

        史无前例运动发动的那年，学校停课了，眼看书读不成了，母亲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就学个安身立命的本事吧，因此，我去了浙江桃花岛学兽医。我的师傅是女的，她像大姐姐一样对我。参军后，听说师傅的丈夫去稻田点螟蛾灯，不幸触电身亡，师傅经受不住丧夫的打击，一下子病倒了，几天不吃不喝，神昏颠倒。我当即拍去电报慰问，并寄去了伍拾元钱。她家收到电报和钱后，告诉她，牛牛来电报了，她这才醒了过来，以后，慢慢恢复了正常。给我拍电报的，是我师傅的幺儿。我立即拨通了他的电话，在电话里，他说，几十年前我的那封电报，让他妈感到了人间的温暖，重新恢复了活下去的信心，因此，他一直把这封电报记在心里。最近，听说全国最后一个城市杭州，要停止电报业务，他特地赶到杭州，排了很长时间队，给我拍了这封电报，作为永久的纪念，这电报，是电话、微信等其它通讯方式所不能比拟的，它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留在人们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呀！从今往后，电报，这一曾经辉煌一时，给人们带来无限悲喜的通讯方式，即将成为过去，远离人们的生活，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说，怎不感到一丝惋惜和感伤，于是，以前拍电报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那些电报，虽然寥寥数语，却打着特殊年代的印记，糅进了人间丰富的情感。

        电报，饱含着一份艰难。我有一个小姑婆，叫汤继珍，年轻时因反抗包办婚姻，终生未嫁。她长住在我家，与我母亲形同母女，不幸的是，她正当中年，患了耳疗，在那个医学落后的年代，虽经多方诊治，还是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我的大姑婆，还有大舅舅、阿姨等都在上海工作，小姑婆弥留之际的那天半夜，母亲叫哥哥和我去三河口街上邮电所，给在上海的几位亲属打电报，叫他们回来治丧。那天，下着大雨，我和哥哥，立即穿着蓑衣，戴着箬帽，摸着黑，撒腿冲进了雨中，找到那里，敲了半天门，里面没一点动静。过了好久，惊动了旁边一爿南货店里一个看店伙计，他半开了门，探出脑袋说，你们一定是有急事吧？邮电所晚上没人值班，所里就一个人，既是所长，又是营业员，姓梅，大家都叫她梅阿姐，住在郑陆桥，她家就在桥旁边，要到早晨才来上班呢。我俩一听，真是急上加急，从三河口到郑陆桥有十四五里路，道路泥泞难走，来回起码要三四个钟头，去她家里喊，人家未必肯来，可是，要等到明天早晨，不是更晚了吗？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去郑陆桥找她，尽量求求人家发发善心当夜来，要是她不肯当即来，就请她早点上班，早一分把电报拍出去，上海的亲戚就能早一点回来，说不定还能见上最后一面。于是，我俩顺着北塘河，一刻不停地走到了郑陆桥，敲响了她家的门。想不到，一听说是这情况，她立刻和我们一起去了三河口。她打开排门，点上煤油灯，叫我哥在纸上写上收报人的地址姓名，以及电报内容。哥哥写的是：小姑婆几天不吃了，快不行了，我娘又急又难过，见电报后，请赶快回来。她看了说，一个字要七分钱，加急，另外每个字多三分钱，你写这么多字，要多少钱啊？我看，就这样写：继珍病危速回。另外，地址哥哥写的是上海市卢湾区打浦桥同丰里x号，她把市和卢湾区也省略了，说这样一样能收到。说完，她随即拨通了常州邮电局电话，告知电报电文。（那时，乡下邮电所没有发报设备，打电报都要通过常州邮电局）。

        当天傍晚，一干人等都从上海赶回来了，但小姑婆没有等到他们，就咽了气。

        电报，承载着一份牵挂。堂叔公泉大，一生未曾婚娶，领养了一个儿子，叫志高，是人家的私生子。志高叔天资聪明，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又被选去新疆罗布泊，从事国家秘密研制工作。叔公不识字，志高叔寄信回来，都是请我读，泉大叔公给他儿子写信，也都由我代笔。因为工作特殊，志高叔一去五载没有回乡，泉大叔公虽说孤身一人，又上了年纪，但身体还算过得去。可是，突然在他身上，接连发生了二件奇怪事。一是泉大叔公解放前，被恶霸打得死去活来，为治伤长年饮酒，当然，因为经济拮据，好酒是不舍得买的，吃的都是零拷的劣质散装酒，可不知怎么的，他连这样的劣质酒，也不买了，也不知他省下这钱干什么。再是在平时，隔个十月半月，他就会请我给志高叔写封信，说说家里的事。一天，他又把我叫去，他说一句，我照意思写一句：志高我儿，我年老力衰，思儿日甚，你虽然是我领养的，但我对你视同亲生，你小时候的模样，一直在我的眼前，现在，你重任在肩，远离家乡，我知道好男儿应志在四方，以国家利益为重，但探望年迈父亲，也是做儿子的应尽道义，望你即刻返乡，以解我思儿之苦。切切！写完后，我将信纸装入信封，不料，泉大叔公说，这回不要寄信了，去发电报！我一时呆住了，为何要改寄信为电报呢？看我困惑不解，迟疑不定的样子，他说，寄信太慢了，这么远，恐怕一个月也到不了那儿，我也许日子不长了，我有重要的事交代给他。什么重要的事呢？他没有细说，我也不便深问。可是，要是拍电报，这么多的字，得要多少钱啊？钱？他接着说，我知道要好多钱，你就照着去发，一个字也不要少，钱我早备下了。这时，我才恍惚明白，这几个月他不喝酒，原来是省下钱为了给儿子发这么长的电报。那天，邮电所梅阿姐看了这么长的电文，直说，怪人！怪人！

        其实，说怪也不怪，这几十年中，他有多少话想给儿子说呀，这些字，多吗？几天以后，志高叔终于回来了，泉大叔公也终于把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告诉了日思夜想的儿子。原来，志高的生身父母是无锡前桥人，领到角落村后，一直没有对他讲，他父母是偷食禁果，未婚先孕，在当时是看作伤风败俗的事，也不便打听孩子的下落，而志高从小懂事，他虽然知道角落村不是他出生之地，也曾想弄清生身父母在哪里，但他怕养父伤心，也就把这念头压在了心里，而泉大叔公却想，水有源，树有根，他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实情告诉他。他自觉身体不支，恐不久于人世，因而，拍电报叫儿子回来，告诉他几十年前的一切，以了却长期来的一桩心事。

        不久，泉大叔公故去了，这封凝聚着父辈深情的电报，却在人世间久久地传送着动人的电波。

        电报，携带着一份喜悦。1966年8月18日，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站在金碧辉煌的城楼上，向我们频频招手的毛主席。几天前，我是作为县学生代表，来到北京的。这是我出生后，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来到祖国的首都。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在建造中，我们火车到南京下关后，一节一节被拖到渡轮上，过江后，在浦口又组成长长的一列，继续向北方飞驰。一路上，车厢里不时响起歌声和语录的朗诵声，激动和期待的心情，难以表达。

        火车17日抵达北京，我们被早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的大客车，拉到了西直门小学，小学门口，能看到南面的天文台，进入学校，我们立刻被浓浓的家的氛围所包围，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好了热腾腾的饭菜，住宿的地方，是教室，虽然是地铺，但被子都是新的，有军用被，也有花布被，听说花布被是北京市民自愿捐的。随即，我们被编成了班，班长是解放军战士。当晚，班长说，明天去天安门广场，毛主席要接见从全国各地来的学生，一听，我们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我曾经无数次想见到毛主席，想不到明天就要变成现实。当夜，难抑激动之情，辗转一夜，不能入眠，天上还缀着星星，我们就起来了，在解放军带领下，我们带着分到的馒头、香肠和苹果等食品，向天安门进发，拂晓时分，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站立的位置非常好，在西侧华表下，离金水桥不远，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大约七点多钟，毛主席魁伟的身影，出现在城楼上，我激动得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广场上的欢呼声，更像山呼海啸。我想，我是代表全校上千师生来的，假如每人一句毛主席万岁，我要喊上千句，即使喉咙哑了，我还是要喊。一个多小时后，庆祝大会结束，广场上的人像潮水一般，向天安门城楼涌去，我紧紧抱着华表，这才没被“潮水”卷走，不过，我的鞋被踩掉了一只，最后，等人群散去，广场上到处是鞋子、帽子，我很容易地捡了一双穿上了。这时，我们的队伍已被冲散，无法找到他们了，因而，只得独自回住宿的地方。

        走在路上，我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我是最幸福的人，我要把这幸福报告给我的老师和同学。怎么报告呢？拍电报！这样想着，我便走到了北京电报大楼。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那里要发电报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虽然开着多个窗口，但排队的人犹如一条条长长的游龙。电报怎么说呢？我一边随着队伍向前一点点挪动，一边开动脑子，我想说，今天，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我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的红统帅，我们要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待的时光，感觉总是漫长的，可幸福的等待又觉得并不很长，从清晨到夜晚，我全然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饿，幸福让我全身充满了惊人的能量。不知过了多久，当电报大楼的钟塔敲响十二点，我终于到了窗口，向远在数千里外的老师和同学，发出了闪着金光的电报，向他们分享了我的喜悦。

        电报，凝聚着一份期待。在我以往的电报中，大致可分为二类，一是亲友病危，二是家人要来，告知去接站，这悲，固然让人唏嘘，而这喜，又使人期待。那一年春节后，我妻子在部队即将分娩，母亲在老家忙活了好多天，亲手做了婴儿的一大堆衣被，还准备了年糕、桂圆、红枣等食品，装了沉甸甸的一担，从常州乘火车去山东莱阳。临行前，姐姐给我拍了个电报，说今天母亲去莱阳。母亲当年近六十岁了，想着母亲带着东西，不远数千里，来部队侍候妻子坐月子，带孩子，心里既暖暖的，又惴惴的。一年多不见母亲了，她一定又添了不少白发。从常州到莱阳，没有直达的火车，要先到济南，然后第二天再转乘一天唯一的一趟火车，到莱阳要第三天凌晨了。我想，她路上一定非常辛苦，但想到马上能见到母亲，心里又充满了期待。因此，一接到电报，我就在妻子所在部队医院家属区，找好了房子，在房间里架好取暖煤炉，购置好生活用品，因为火车站离营房较远，同时，又联系好了汽车，准备到时去车站接。

          母亲从常州出发，是姐姐送的，在车上一夜未眠，到了济南后，她挑着一担东西，先去买了去莱阳的火车票，在候车室，正好碰到有二个人在说，产妇吃东阿阿胶如何如何好，一询问，说万紫巷有卖，她又挑着担，一路走，一路打听，果真让她买到了。那时，进了站，要经过一座天桥，母亲爬上去时，虽摇摇晃晃，勉强还能上去了，但下去的时候，却站立不稳，如果一头栽下去，可就惨了。母亲想了个办法，把担子的一头先背下去，然后，再去背另一头，好险！刚上了火车，火车就开动了。

        火车到莱阳，天还黑着，母亲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她出了车站，左顾右盼不见我，便问到145医院怎么走。人家告诉她，有十多里路呢，她说，不要紧，我走得动，挑得了。前几天，莱阳刚好下了场雪，路上积雪还没化，一路上又没有路灯，虽说映着雪光，但总是隐隐约约的。就这样，她一个人走到了医院，汗水把头发都濡湿了。

      不是要到后天才到吗，怎么提前就来了呢？我一脸茫然，为没有去接母亲而自责。原来，姐姐电报上说的，是到莱阳的时间，而我理解成了从家出发的时间。电报啊，电报，你为什么既让我惊喜，又让我抱憾？

        而今想来，曾经速度快过书信的电报，如今，它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它那电波跑得再快，终究跑不过时代发展的脚步，这种变化，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