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告诉我他在圣经博物馆，今天共进午餐的计划搁浅了，我把电话挂掉，在车里的气垫床上翻了个身。上午11点半，从纽约回来的疲惫消除了大半，周日通往首都华盛顿的地铁接驳停车场空空荡荡。
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是一座小城，夹在佛吉尼亚和马里兰州之间，首都带动了周边城市的经济，移民们蜂拥而至。Sam毕业后的求职之路并不顺畅，进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想法也因为留学生签证的限制而蒸发了，最后幸运地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非盈利组织里谋到了一个职位，但我一直记不清他的具体职责是什么。
“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啥都得干。”有一次通电话的时候，Sam告诉我，“我有两个上司，啥都要重复汇报一遍。”
2014年秋，我从南卡罗来纳州转校到佛吉尼亚州的欧道明大学，通过学校国际办公室的引线找到了Sam作为室友。他来自非洲的厄立特里亚，准备在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他的身高和我相仿，讲着东非口音的英式英语，虔诚的基督徒。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在看书，许许多多的书，大多数都有两块红砖叠起来的厚度。我偶尔瞧见他在客厅玩手机，他总是笑道：玩手机这事太上瘾了。对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他的博学让人惊叹，也许也是专业的习惯，交谈中涉及世界大局的内容不少，而他对自己国家经济的落后与政府腐败感到无力。
“要是我们能学学中国的改革开发就有希望了。”他不止一次提到。
后来我得知，厄立特里亚的新闻自由度排在全球的末端，存在普遍的非法劳役，独裁者在那生活得不亦乐乎，Sam的哥哥曾经因为说错话而锒铛入狱几个星期。东非杯期间，12名厄立特里亚球员直接向肯尼亚申请避难，没有随队回国，此后厄立特里亚对出国的限制变本加厉。
“不只是东非杯期间，被派遣出国的人都逃了。”Sam后来告诉我，“有些人想逃被抓了回来，脚和腰都打断了。”他摆摆手，不想再谈这件事情。
厄立特里亚的邻国是埃塞俄比亚，Sam骄傲地对我说起两个国家的战争：“我们只有几百万人口，但是我们打赢了有上亿人口埃塞俄比亚。他们想占领厄立特里亚，因为我们有海岸线了。”
某天的午饭，我炒了一盘鱿鱼，问他要不要尝尝。
“不不不，我不吃这个，太疯狂了。”他摇头摆手。
“你们得到了海岸线，却不吃海鲜，你说，厄立特里亚的饥荒问题如何解决。”我故意调侃。
“我们没有冰箱，人们都住在内陆。”他尴尬地笑着。
“有冰箱你也不吃鱿鱼”我说。
他用力地点点头，看着盘子里的鱿鱼心有余悸。
“对了，中国人吃海蜇。”我告诉他。
Sam落荒而逃。
他一直想做关于东非政治与经济的研究，苦于拿不到研究基金。
“他们对非洲没兴趣，钱都流向研究欧洲北美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学者了。” 他说，“所以我在拼命攒钱，想弄出点成果。”
他在继续攒钱，但是研究没有继续下去。他放弃了博士学位，而是选择了硕士学位，那天他借了一套硕士的毕业服在公寓外面让我帮他拍了些照片。
“博士学位拿了对就业没啥帮助，我也不想在学校当教授。”他带着硕士帽，“等不到毕业典礼的时间了，有些照片就够了。”
周末的下午闲聊，我打开啤酒，开始交换我们来美国之前的故事。他本科毕业后在一个餐吧兼职卸货和清洁。有一天凌晨两点多下班之后，电子邮箱里躺着等待已久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当时瑞士的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给了我全额奖学金，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形容当时的感受，太多情绪了。”他坐在客厅的旧椅子上，“我收到邮件之后一直哭，哭了一个通宵。一切都是上帝给我最好的安排。”
啤酒瓶叮叮当当地碰着，我喝完了好几瓶，Sam的那瓶才刚刚见底。
同样是几年前的一个下午，他告诉我一艘从非洲偷渡到法国的船翻了，淹死了几十个人，他的表弟也在其中，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打了很多电话给家里人，他们都很难过。”Sam满脸的悲伤。
那天下午的天空一如既往地蓝，风不住地拨弄着树枝，美国的土地一片安详。
当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女友的住处度过，我的房间也闲置了许久却也没有转租，Sam只能一个人住在那。我内心不安，心怀愧疚地与他聊了很久。Sam提到了他的亲兄弟，他把照片给我看，一家人一字排开站在客厅里笑得很开心。
“我们家最小的孩子，是全家最聪明的那一个，喜欢踢足球，读书也是好得不得了。”Sam指着照片中的一个少年说道，“几年前自杀了，全家人的心都碎了。”
Sam对比起照片里的样子老了些，但他年轻的弟弟在照片里笑着，帅气的脸定格在那天，永远不会老去。
“越穷的地方生的孩子就越多，因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Sam继续翻着他的手机。
情绪如转动的车轮，上面的纹路慢慢磨平，被黑色平均分布的橡胶，平均地消失在路上，路从来不会记起驶过的车，所以每当聊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我们总会说 “It’s all good”。
2016年，我的一位阿富汗的朋友与大学校友在社交媒体发帖，悼念他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朋友和亲人，随后学校在9月1日也发文悼念。8月24日，美利坚大学阿富汗分校被恐怖分子袭击，16人死亡，53人受伤，一位欧道明大学的校友不幸地出现在死亡名单之中。
“Naqib Khpulwak Ahmad，富布莱特奖学金获得者，2012年在欧道明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毕业生......”
“Naqib Khpulwak Ahmad 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
“以他的能力可以在美国，在欧洲轻松地谋取一份工作，但是他选择了回到阿富汗......”
“Naqib是唯一遇难的教职人员......”
‘Naqib刚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准备来年春天前往英国继续深造....”
我行走在街道上，时而记忆的幻灯片弹起，画面也只是一楼的客厅，社交媒体的页面，与尘土飞扬的战场，挣扎的人群毫无联系。偶尔我在超市为了两美元纠结，看着眼前激光扫码器的红光走神，想起他们说的话。眼前的红光没有变，不是他们被袭击时看到的火光，也不是他们逃走时背后的激光瞄准器的光点，“滴”的声音过后，商品被我迅速地扔进手推车。在世界的另一头，人们把自己扔上船，我们看着同一片蓝天，我推着购物车走向停车场，他们走向生或死。我学着鸵鸟把头埋进土里，屁股撅在外面，泥土里有透着阳光的玻璃房，逝者在暗色的盒子里哼着没有语言的歌，快乐地舞蹈。
不久前我和Sam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相约吃韩国烧烤，我点了一小块鱿鱼放在烤盘上，无论我如何胁迫，他还是坚决不碰。闲聊中我得知他准备换工作，搬到美国西部的加州去。我询问他具体是什么工作，他不愿意说。
“现在事情都还没定下来，等我拿到了这份工作，签了合同我们就可以庆祝了。”他神秘地一笑。
我把记忆的碎片收拾整齐，从气垫床上爬起来，坐到驾驶位上，给Sam发了条短信：“我这两天都没有时间和你聚了，等我们到了加州我们再见面吧。”
“不，你出发前我得见个面。”Sam的短信回复了过来。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等我安全到达加州，我们在那见。”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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