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描写男性英雄的历史著作，而在这其中也不乏有女性的身影，这些女性角色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小说作者甚至是我们在评价这部作品时，却常常忽略了作品中的女性，甚至贬低了女性。

章培恒在《中国文学史新著》这样写道：

“在《水浒传》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女性的描写，其中所写的女性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孙二娘、扈三娘、顾大嫂这样的男性化了的女性，另一类是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等“荡妇”。

的确，若是从整体来看，《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内容基本都是围绕男性而展开，作者给我们构造的是一个宏观的大千世界，是一个以男性为主体，以男性为中心的视角世界。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1.貌美如花、品行差的女性

施耐庵善于描绘女性的美貌，但是，在作者笔下，这些长相出众、面容姣好的女性形象，一般都具有水性杨花、恶毒的个性特征，比如潘巧云、阎婆惜、潘金莲就是典型的例子。

文中如此描述潘金莲：“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我们都知道，潘金莲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更是一个荡妇形象，潘金莲和西门庆偷情，本身已经违背了伦理道德，而为了“省事”，潘金莲更是违背天理人性，勾结情夫杀害丈夫武大郎。可以说，这样的女性完全背离传统的妇德形象。

2.被男性化的“女英雄”形象

在《水浒传》作品中，除了品行差的女性，还有另外一种个性鲜明的“女英雄”形象，如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就是此类人物。这些“女英雄”形象，言行个性和她们的绰号一样，彪悍勇猛。比如《水浒传》第四十九回中，对“母大虫”顾大嫂的描述如下：

“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锥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通常来说，“眉粗眼大，胖面肥腰”等词一般用来形容粗犷彪悍的汉子，而在作者笔下，却用来形容女子。顾大嫂不会针线活，性格暴躁、雷厉风行，这样的人物形象和传统理念认为的女性阴柔美形象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从客观上讲，《水浒传》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地描写女性。例如文中描述潘金莲时写道：“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作者显然是将自己的主观偏见带进了其中，而这种偏见是带有男权色彩的。

男权视角下的女性观

在男性文化视角里，“女人祸水论”的争论一直存在着。孔子曾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男权之下，封建体制之上，人们对女性的认知是盲目的。

《水浒传》作品中，对女性的描写多表现为“红颜祸水”的思想，深究原因，与当时的主流思想文化离不开关系。《水浒传》写于元末明初，那个时代正是“存天理，灭人欲”宋明理学的鼎盛时期。为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水浒传》中，作者描写女性形象时多以“女人祸水论”的观念来审视女性。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古人就存在“美色即祸水”的思想认知，比如在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作品中就曾提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

受封建思想观念的影响，作者在描写《水浒传》的女性人物时，要么将女性恶化，弱化，如潘金莲、王婆这类恶人形象；要么将她们身上的性别特征全部抹去，让其跟男人一样具有英勇彪悍的个性气质，如扈三娘、顾大嫂等这类的侠义形象。从整体来看，无论是哪种方式的描写，其实都带有男权的思想意识。

女性悲剧命运的阐释

在男权文化视角下，《水浒传》当中的妇人，几乎都是悲剧命运。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两点：

1.饱受精神折磨

《水浒传》作品中的女性，是为男性而出现和存在的，他们为男性而服务，毫无思想上的自由可言。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女性必须要恪守妇道，遵从“三从四德”的行为准则规范。

如扈三娘是一个美貌与武功兼备的女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优质女子，却嫁给了相貌丑陋又极为好色无能的王英，而这只因宋江救过扈三娘，扈三娘只好听从宋江安排。而且，结婚之后，扈三娘十分忠诚于丈夫，甚至为了给丈夫报仇，落马而死。这种忠贞和大义，除了与扈三娘人品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封建思想对她的束缚影响。

2.没有人身自由

在古代正统文化中，女性跟男性是不对等的关系，在大多数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多是为男性作陪衬点缀而出现。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女性的话语权已经丧失。比如《水浒传》中的金翠莲，因家境贫寒，母亲病死，被郑屠户强行霸占为妾，后被赶走，欠下一大笔债务，只能被迫卖唱还债，过着任人宰割的卑微生活。

整体来看，《水浒传》折射的是一种对男性英雄的讴歌和崇拜思想，是对男性中心文化的一种肯定，而在这当中，女性的出现与存在已经不重要。在男权视角下，《水浒传》中的女性，处于一种“失声”的世界里，她们已经失去了自我的主体人格，变成了一种陪衬的工具，这是作品中的可悲之处，也是时代的悲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