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

       夏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杨村人最繁忙的季节。忙到什么程度？用杨村人的话说就是“提起裤儿揣不着腰”。所以，杨村人把夏天就叫“忙天”。小时候我在杨村学校上学，每逢夏收学校要放假，这个假就叫“忙假”。杨村人夏天之所以忙，是因为这时候不仅要“夏收”，收割小麦，还要“夏播”，播玉米等秋庄稼，同时还要“夏管”，主要是管理极难伺候的棉花。“三夏大忙”期间，杨村人都恨不能生出八只手来，实在拉不开闩了，就雇外乡人割麦，这些外乡人就是麦客。

      在杨村人看来，麦客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下苦人”。记忆中对麦客的印象有三，一是他们总喜欢将镰刀挂在脖子上，二是说话的鼻音很重，三是饭量都很大。因为饭量大，母亲就要做比平时多很多的馒头、稀饭、面条，而且要拿出自己最好的手艺。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母亲边擀面边对拉风箱烧火的我说：下苦人出门在外不容易，要让他们吃饱吃好。每到饭时，父亲总是陪他们吃饭，也总是劝他们多吃点。那时候，如果有哪家把麦客管待得不好，会遭到全村人的谴责，队长甚至会上门警告，直至取消那家人管待麦客的资格。那家人从此就很没有面子。

      如今，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推进，“麦客”这一特殊的群体在夏天的杨村已基本消失，有一个关于麦客的故事却留了下来。

      1987年夏，考虑我母亲上年去世，加上那一阵子也没多少事情，单位领导就批了半个月的事假，让我回家给母亲过周年，顺便帮助夏收。我回去自然不是割麦子，一来本来就不会割，二来那时候已分田到户，除了家境太差的人家，杨村几乎家家都雇麦客，因为即使在勤劳的杨村人看来，割麦这种顶着毒辣辣的大太阳把身子折成三截窝在火热的麦浪中的活儿，实在是一件苦差事。所以，雇来的麦客割麦子，杨村人只管拉运、碾打、晾晒和入仓，因为这些活路相对轻松，时间要求也宽松些。

      这天傍晚，我和父亲吃完晚饭，准备安排明天的活路，门口来了一老一小。那小的倚在门口“爷啊叔啊”小声叫着。起初，我们以为是要饭的，一看装束却是麦客打扮，背着铺盖卷，脖子上挂着镰刀。我说，家里麦子割完了，到邻家去问问吧。父亲却让他们进来。那一老一小进门后，打眼一看就是父子俩。老者有五十多岁，满脸的病容；小的高中生模样，年龄和我小弟相当。父亲让他们坐下喝水，问是怎么回事。那儿子就说，他正上高一，学校放忙假，心里想着出来和父亲一起赶场（麦客到处割麦的别称），好挣点学杂费。于是，他们步行了七八十里地，来到这一带准备大干一场，没承想出来第二天父亲就病了，发烧、浑身无力。他只好一个人在王乐镇割了一天麦，父亲只能躺在麦田旁边的大树底下歇着。因为年龄小，加上麦子长势太好，一天下来他只割了半亩地。原本说好割一亩地三块钱的工钱，可到算账的时候，主人家弹嫌说麦茬儿留得太高，只给一块二毛钱。本来想回家算了，可他爸病着走不动，坐汽车两个人回去还差两毛钱；再说，麦客谁还敢坐汽车。所以，他就搀着扶着父亲，来到了杨村。我家当时在村子的最东头，他们就进了我家。

      听口音他的鼻音并不是很重，不像是甘肃、宁夏一带的口音，问了才知道，他们是邻县永寿人。那里属于北部山区，距离杨村大概有八十多里地。我就问他们打算怎么办，那儿子红着眼睛低下头，说：想留下来割几天麦，等爸病好了就回去，晚上住在场院里就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父亲当即就让大弟媳给父子俩准备吃的，说：家里麦割完了，明天就在场里干吧，晚上和我一起住。父子俩千恩万谢地吃了喝了，那儿子就扶着他父亲去了房间。我小声地怨父亲多事，万一遇上坏人怎么办？父亲说：胡说啥，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坏人？！

      第二天上午，那儿子就和我们兄弟一起到场院碾场。也许是父亲的病情有了好转，儿子脸上就有了笑容，干活虽然生疏却十分卖力。到了下午，那老者居然也来到了场院，说病好了，说完抄起家伙就干了起来。我父亲也没有拦挡。我觉得奇怪。父亲对我说：他想干就让他干，下苦人，没那么娇气！

      第三天吃完中午饭，老者说，场院里活儿差不多了，也打搅了几天了，收拾收拾马上就走。父亲说，要走那就给你们算帐。老者说：算啥帐，住在你家吃在你家喝在你家又没干啥算啥帐？父亲像没听见似的，拖着老寒腿一瘸一拐地进了房间，很快又一瘸一拐地走出来，手里拿着两张五元钱，说：甭嫌少！老者推辞着不受。父亲说：不给你算帐我良心上过不去。老者说，我收你的钱我良心上过不去。两人递过来送过去，你推我让的。我看他们僵持不下，就笑着对老者说：收下吧！不收不合适。老者听了，愣了一下神，就接过了钱，拿了一张，留下一张。然后，二话不说背起铺盖卷就走。

      那儿子起初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看到他父亲出门走了，就深深地向我父亲鞠了一躬，转身也要走。父亲忙叫住他，说：“娃耶，这钱你拿着，算是叔给你的学费。回去好好念书，割麦赶场这种下苦事不是你干的！”那儿子听了，眼圈红红的，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伸手接过了那五块钱，又向父亲鞠了一躬，小跑着随着他父亲出门去了。

      那对父子走后，我们父子几人一个下午都闷声干活，谁也没说话。

      2013年暑期，我回老家过暑假。有一天，小弟忽然问我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家里住过的那对麦客爷子俩，我想了半天，说记得，问他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小弟说，就在前一阵，村里来了一个人，说是要寻当年村子最东头的一户人家。村人根据来人的描述，想了半天，就指到了我家。那人到我家后问了问情况，看到了墙上我父亲的遗像，就问，老人……还在吗？小弟说，老人2009年已经过世了。那人看着我父亲的遗像，红着眼睛，说，想到老人的坟里看看。小弟就陪着他来到了杨村的坟地。那人在我父亲坟前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红着眼圈对我小弟说，他就是当年的那个小麦客。那一年听了叔的话，回去好好念了几年书，考上了大学，现在西安工作。今年春天他父亲去世前，吩咐他有空一定要去一趟杨村，看看当年那个留他们吃住的老人。他这次来，就是了却父亲的遗愿，也追思一下当年夏天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留给自己的记忆。

     听了小弟的叙述，我的眼前浮现着的是父亲生前一瘸一拐的身影，还有那年夏天的那个下午，那一老一小两个麦客一前一后背着铺盖卷脖子上挂着镰刀走出杨村东门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