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的《红与黑》和路遥的《人生》分别被誉为法国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其主人公于连和高家林则是两个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他们虽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于连生活在拿破仑时代后的复辟王朝，高家林则是生活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夜，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度，但是他们的身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在各种矛盾交织着的时代背景下，两人奋斗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色彩。
于连和高家林都属于中下层阶级，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飞黄腾达，向上流社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当他们向上流社会进攻，并且与之冲突时，往往极力保持他们的“傲气、“清高”和“虚荣”。正如高尔基所说的，这类青年“他们开始生活的时候，相信高度的精神发展完全能保证他们有相应高度的和独立的社会地位，保证思想和意志的自由”。在他们的性格中，强烈的自我意识是核心的和深层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其在环境外力的作用下生出的平等观念、反抗意识和强烈的个人野心。
于连出身于木匠家庭，他自称“平民的儿子”，地位低下，常受人歧视，即使在家里，也因不是一块当木匠的好料而常遭父兄的打骂。于连不甘心过这种受欺侮的生活，几次想离家出走。这表现了他对独立人格的渴求。
时代和社会赋予了他们奋斗的精神和性格中追逐的因素，然而又处处阻挡着他们追求人生价值，实现人生的理想和抱负，现实和理想之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为了成功，为了实现种种个人的欲望他们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方式，甚至不惜以扭曲自己的本性为代价，而以伪善的面目出现。正如司汤达在《一个旅行者的随笔》中所说的：“不用手段而飞黄腾达，绝对不可能。”于是他们都戴上了两面派的虚伪面具。
于连经常自诩“高洁”。他声称：“我出身低微，但我并不卑贱。”和瓦尔诺之流比较，他认为“我的心离开他们的蛮横无礼有上千法尺远。”他甚至宣称：“即使把他搜刮来的钱分给我一半，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不可能不让他流露出来。”但是，连于连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老练的伪君子”。为了由教会的道路往上爬，他隐瞒真实思想，明明对《新约》和《论教皇》都同样不相信，但利用自己超人的记忆力，将它们牢牢背熟，称它们为所有人的行动准则。他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却装成虔信的样子，虚伪成了他谋取功名的唯一手段。
为了确立自我，寻找个人幸福，顺应环境，于连不惜为复辟势力效劳，表现出一种妥协性。这在木尔侯爵府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当彼拉神父把他介绍给巴黎的大臣木尔侯爵，让他当上侯爵私人秘书后，由于于连的聪明干练，很快得到侯爵的信任和重用。他参加保王党的阴谋黑会，并遵照侯爵指令，把秘密情报送往国外。这时的于连由于受到贵族的赏识，自觉地为反动势力效劳，已经明显地与现实妥协了，失去了反抗精神，成为统治阶级的一条冷酷的鹰犬。
高加林是怎样的呢？当他失掉教师的工作成为一个普通的社员时，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并且真心真意地爱上了他，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的爱质朴纯真，是一种充满激情而又炽烈的爱。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要么选择没有文化，没有家庭背景，但是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巧珍；要么选择有文化，有家庭背景，与自己有共同兴趣的现代城市女性黄亚萍。在经过反复的考虑后，他终于违背了与巧珍的誓言，抛弃了她而选择了黄亚萍的爱。为了自己的前途和事业，高家林背叛了自己的爱情，丝毫不考虑巧珍的感受，不惜以伤害巧珍为代价来满足自己向上爬的欲望，他自私的一面在这里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表现出他对黄亚萍的一种妥协。试想：如果巧珍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而是像黄亚萍那样具有现代城市女性的魅力，高家林是会选择巧珍的。这些都表现了高家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地，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