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八月，天热的火，潘军也火。八月的头一天，他编剧兼导演的40集电视连续剧《分界线》在江苏卫视首播，到了中下旬，他的第一部画集《泊心堂墨意》将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要说能折腾，而且折腾的很优雅、很漂亮、很像样，潘军绝对是无与伦比。
原先知道他，因为他小说写的好，堪称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性作家。比如《重瞳》，以项羽的心灵独白方式展开叙述，曾经名列“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的榜首。又如《流动的沙滩》，讲述了仿佛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不同时段的同一个人奇迹般汇合的故事，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参考资料”。
后来知道他，因为他的华丽转身，成了红火一时的话剧编剧和影视导演。如话剧《合同婚姻》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哈尔滨话剧院、美国华盛顿特区黄河话剧团复演，又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在米兰国际戏剧节公演。另一部话剧《霸王歌行》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戏剧节演出，获得优秀剧目奖。而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虎口拔牙》等，无不反响热烈。我问过他，怎么想起来转身的，他说不曾转身啊，还是在安徽大学中文系读大三时，就自编自导了独幕话剧《前哨》，获得了全国大学生文艺汇演一等奖，比写小说早了不少。
再后来，也就是这几年，不断看到他的画作，并从500多幅作品中选出200多幅，于是有了即将面世的《泊心堂墨意》。前些天，潘军来肥校看画集大样，我再度提起如何转身的话题，谁知他的回答照旧，还是不曾转身。他说，他学画很早，属于从不拜师的自学，初中时为县文化馆画过大幅宣传画，又为剧团画过海报，1975年高中毕业去农村当知青，挨家挨户地去村里人家写生。两年后恢复高考，他报考浙江美术学院，成绩优良，体检合格，但是政审不过关，他的父亲那时尚未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为此难过了一个秋天。算起来，比写小说、编戏剧都要早的太多。
起步早晚并不重要，潘军能够无师自通，在不同的艺术表现领域之间自由穿行，姿势优美，着实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有人问过他，何以这样多变，善变，他解释说，毕生追求自由散漫。是的，自由散漫的人，往往想到哪干到哪，却不能保证干到哪成到哪，像潘军这样想到就干，干则能成，还要拜才情过人所赐。有好几部电视剧，潘军自编自导不说，倘若哪个角色找不到合适演员，他也敢披挂上阵，若少了过人才情，谁有这份胆量。在《五号特工组》里，他竟然出演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戴笠。又如《分界线》，他出演一位大夫，还拉上前来探班的吴琼扮作妻子，一副才华盖世、随心所欲的姿态。
还是书归正传，回来读画。
潘军说他追求自由散漫，作画上也留下了明显痕迹。他一不拜师，只是自学成才；二不临摹，只是在很小的时候临过《山乡巨变》等几本连环画，三不在意“术有专攻”，不论人物，还是山水、花鸟，没有他不敢画的。
但是，不管如何自由散漫，潘军的画总是可以归类的，比如归入写意画。他的画不求形似，不拘规范，重在表现笔下物象的神韵和内涵，也就是“以形写神”，符合写意画的典型特征。即如《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必追究画中景物像不像庐山的某处风景，重要的是，能从这片山水之间看到作者的感悟，以庐山变化多姿之貌，言人生整体局部之理，既是向别人阐释，更是在宽慰自己，透露出获罪之身、终有转机的一丝异样的悲凉。再看《广陵散》，不必追究画中人物像不像嵇康，重要的是，能从这个人物的眉宇之间，看到“龙性谁能驯”的矜持和傲慢。中国文人的狂狷自嵇康始，嵇康死后，阮籍佯狂避世，刘伶、向秀、阮咸被迫入仕，王戎、山涛之流卖身投靠，一代骄子就此分崩离析，奏鸣着令人心碎的“广陵绝响”。
再往后说，可以把潘军的画归入文人画。何谓文人画？近人陈衡恪写过一篇《文人画的价值》，说的十分简洁明了：“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由此看来，文人画在两个方面把写意画推向极端。一者，先前说写意画重在表现笔下物象的神韵，与这里说的“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意思接近，都指向画家的主观情怀，写意画对此做了充分强调，文人画更进一步，以此作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准则。再者，先前说写意画“不求形似”和“不拘规范”，这里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说什么“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在文人的情感怀抱里，“工夫”似乎可有可无了。如此说来，我更愿意把潘军的画归入文人画。你看他画《八大山人》，突出的是朱耷身上那种“遗民”交织“贵胄”的傲骨和不甘；他画《赤壁赋》，强调的是苏子的悠然姿态以及“月出于东山之上”的气氛；他画《人面桃花》，用的则是“第一人称”，画家与崔护融为一体，画面上的少女成为画家的回忆，又把画家的感慨直接题写上去，尽情抒发着主观的情怀。
话再说回来，把潘军的画归入文人画，并不意味着他的画果真没有“工夫”。首要的作画工夫是造型，即便是不求形似的文人画，也需要造型基本功作为内里的支撑，先要画的“似”，而后追求“不似”。潘军画的那些古代人物面目无从查考，说不好造型准确与否，而他画的为人们熟知的现代人物，如鲁迅、梁漱溟、黄宾虹、齐白石、于右任、张爱玲等，倒是一眼就能够认出来，可见造型能力不差。其次是笔墨，潘军没有拜过师，没有接受过系统、严格的笔墨训练，但他研读广泛，古往今来，莫不涉猎，不仅读经典的画作，也读精到的画理，对中国画的笔墨有了深刻认知。再仰仗过人的才情，把研读的积累转换到画面上，虽然看不出清晰的笔墨师承线索，倒也运笔成风，洒墨成趣，点线纷披，晕染自如。比如那几幅以山水为题材的《笔墨意象》，与其说用笔墨表现山水，不如说笔墨与山水互为表现，甚至不妨说用山水表现笔墨。我们评述文人画的“工夫”时，千万不要掉进陈衡恪挖的深坑，仔细品味他的话，并没有文人画完全不讲“工夫”的意思，只是说“不在画中考究”。那么，为什么不去“考究”呢？因为文人画家缺少系统操练，造型功底和笔墨套路在画上的呈现不那么清晰，又被“才情”所冲淡，所稀释，便愈加模糊不清了。有人用“放浪形骸”评价潘军的画，也是说他才情过人，从而随性扫笔、率意泼墨，恰如明人张陶庵所言：“古来之妙书妙画，皆以无心落笔，骤然得之。”
在先前提到了那篇文章中，陈衡恪还有高见，便是概括了文人画的所谓四大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这里说的一、二、三、四，或者都有道理，给出的次序却未必准确。“人品”放在首位，肯定不尽妥当。就说那位董其昌，不仅最早提出文人画的概念，还梳理文人画的脉络，躬行文人画的实践，说到“人品”，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有些史料形容他“淫奢如董卓”，也有铁粉为他鸣冤，但明代万历四十三年，松江地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民抄董宦”事件，董其昌怎么也甩不了锅，他在乡里横行霸道，应是铁案。“学问”对于文人画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放在次席，有待斟酌，绝不像“才情”和“思想”那样直接制约画作的风貌。至于“才情”与“思想”孰先孰后，我以为“才情”的作用更加显著。我常常郁闷，看到许多名家大师表达的思想我也拥有，苦于缺少才情，不能把拥有的思想无拘无束地、以恰当的艺术创作形式表达出来。我的次序所以是：才情第一，思想第二，学问第三，人品第四。
我不想捧杀潘军的画，而他才情过人，画里才情逼人，应当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才情过人，换句话说，就是才情横溢，才情多了、满了，胸中存不下了，往外溢出来了，于是成了一幅幅的画，这就是潘军的画。
2022、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