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牟姓，字凤英，出生于1927年阴历的七月十九。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五个年头了。今天是母亲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日，此日难忘，不由追忆母亲，记述我所了解的姥姥家人。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无缘见到姥姥和姥爷，从小也就很少有去过姥姥家的记忆，没有享受到姥爷姥姥的爱，甚至也从未听哥哥姐姐们说起过姥爷和姥姥的模样，这也是人生中一件很遗憾的事。不像现在的孩子，几乎都有好多好多关于外婆家的美好回忆。

大一点才知道姥姥家有四个舅舅和四个姨姨，其中只有三舅和三姨、四姨、老姨是和母亲亲生的兄妹。

我最初去过的是老姨家，记得那是我2岁的时候，临近春节了，母亲用被子把我裹紧，抱着我去老姨家吃猪肉。后来渐渐的对几个舅舅和姨姨都有了印象。

也许是那个年代，都生活贫困，亲戚也很少走动的原因，小时候曾记得只去过三舅家一次，现在回想起来，大概也就是我3—4岁的样子。三舅家那时住着泥土房，房子矮矮的，窗子也不大，糊着窗户纸，室内光线不足，白天也是昏昏暗暗的。冬季的早晨，天还没亮，室内也没有点灯，三舅母就起来做早饭，只见外屋热气白茫茫，夹杂着秸秆燃烧的气味。屋里三舅呼喊着表姐和小表哥起床，似乎记得当时的表姐十几岁的样子，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后来早夭了。那一幕，深印脑海，久久难忘。

按照当地的习俗，姥姥姥爷不在世了，母亲到亲舅舅家就算是回娘家，去姨姨家就算是去亲属家串门。姥姥家距离我家并不远，也就5—6里路的样子。每次母亲回娘家，都是要先到三舅家待会，然后才能去几个姨姨家串门，晚上要住在舅舅家，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合乎情理的。

三姨家和三舅家是一个屯子，前后院离得很近，四姨家住在屯子的最东边，而老姨家则在不远的另一个乡村。大舅、四舅和三舅住一个屯子，二舅住在挺远的另一个村子。只有大舅比母亲大一点，剩下的姨姨舅舅就都比母亲小。在我的印象中，姥家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认亲和热情。每次和母亲去串门，都是得住下。一说要返回了，表哥表弟们就把鞋子、帽子或手套藏起来，不让走。那股对亲戚的热情劲，至今难忘，也真的感激姥家人的那份热情与真诚。

一晃几十年过去，不堪岁月的洗礼，一位位亲人相继离去，现在除了老姨、三舅母、三姨夫健在，其他几位老人都已去世了。

关于姥姥家历史，听母亲说过，老家在江南，就是今吉林省扶余县。在母亲5岁那年（推算是1931年），在战争的炮火声中，为躲避战乱，一家人乘马车仓皇北上，来到松花江以北，垦荒谋生。至于在江南之前，姥姥家从何地而来，则无人说起，无人知晓。

直到前几年，母亲去世后，我才从二表哥牟万春那里得知，姥姥家原来是锡伯族人。现在只有他们一支的户口薄上记载是锡伯族，其他表兄弟家早已是汉族。据万春表哥说，那是文革初期，因他的舅舅马龙海曾是古大存的警卫员，后来在哈尔滨工作。在最初登记户口的时候，是他的舅舅回来帮助证实，才真实的登记了民族为锡伯族。得知此事后，我不由得产生探究姥姥家最初来由的想法。

可要探究此事，几乎已无可能了。因为母亲在世时，从未提及过此事，姥姥家其他的亲人则不会了解此事的。

于是，我只好查阅史料关于锡伯族人的由来。史上确有记载：

【在锡伯族民间传说中说，锡伯族先民——鲜卑，古时南迁时，在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中迷失了方向，被困在山里。后来，有一种神兽在前引路乃得出山，才来到南方大泽（呼伦贝尔草原）。这种兽，状如虎而五爪，文如狸而色青，大如狗而迅走。锡伯族保留有供奉“鲜卑兽”（瑞兽）的习俗。将绘制的兽形图案，挂在住室西或北墙上，久而久之就成为锡伯族标志性图案。】

【锡伯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原居东北地区，乾隆年间清廷征调部分锡伯族西迁至新疆以充实当地。今锡伯族多数居住在辽宁省（70.2%）和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巩留等县，在东北的沈阳、东港、开原、义县、北镇、新民、凤城、扶余、内蒙东部以及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有散居。】

姥姥家是否就是这支锡伯族人，虽无资料证据可证，但我推断则极有可能。仔细回忆母亲在世时的一些生活细节，和锡伯族人的生活特点极为相似。

【锡伯族十分注重礼仪，也有一些禁忌。比如睡觉时脱下的裤、鞋、袜等不能放在高处；不能在炕上横卧；不能从衣帽、被子、枕头上跨过；吃饭时不能坐门坎或站立行走，严禁拍桌打碗；媳妇不能与公公同桌用餐，也不能同坐；递刀给别人要刀尖朝自己，刀把朝对方，忌食狗肉，族内同姓禁止通婚等】。

尽管如此，一切都已成往事，点点滴滴的记述一些，留给未来的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