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一问一世界》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症，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的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了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个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及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的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的披在肩头，她不要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作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提问，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当我们去审视一个节目的时候，要看到它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不能够用一个绝对的尺度去评论它的制作水平或言论尺度。今天的一个优质报道，更多的与背景链接有关，即如何把一个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时间和社会背景的坐标上，给受众一个理解和思考的框架，而对背景的介绍通常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是由有专业背景的人进入到传媒的这个行业，相关知识越丰富，提的问题才越有质量。
无论人类的社会如何发展，无论人们的资讯有多少不同的道路去获取，真理和真相，永远是隧道那一头的光，挖掘真相，追求真相，报道真相，永远是我们最应关注的事——克朗凯特。
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啦，坚持啦，有伯乐啦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改变。那是个初春的雨天，天气很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安详宁静，小松鼠上窜下跳的觅食嬉戏，崔琦是冷静的毫无喜形于色的神情，甚至还有一点害羞，一再为已经生疏了中文抱歉，他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向我这个门外汉解释他和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发现的分数量子霍效应等等。我听得一头雾水，还含含糊糊地点着头，心想如此悬殊的知识结构，这个采访可怎么做？我试图进入他的人生经历，他告诉我他出生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他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12岁的时候，她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帮着干农活的时候不愿意放儿子走，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这样小崔琦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做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就在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他却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的话，我们也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所以是不是能够让一次访谈带有更多人性的温暖，就成为我和团队有意识的追求。
有时主持人必须知道何时闭嘴。
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从艺60年，早年他训练采访基本功的方法就是搬把椅子坐在超市门口，随机采访每个进门的人，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职业？买什么东西？干什么用？你最擅长的事，最烦恼的事，他说，一个好的主持人要做到，无论面对何时何地，何人都能有话题有问题，而简单的问题好过复杂的问题。
有时在访谈中难免会问及令对方尴尬的问题，我觉得这时诚意很重要，要让对方知道你并非刻意为难，而是更关心事实真相，这样对方才不会拂袖而去，其次功课很重要，这样才不会让对方觉得对牛弹琴，影响弹兴，第三当然是随机应变，灵活以对了。
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导演和制片人都说，杨小姐你一定要问问他莱温斯基的事情，这让我有些为难，即使是一位离任的总统也应得到尊重，怎么去问人家这种难堪的问题。后来我了解到克林顿离任以后，建立了克林顿图书馆，并在图书馆里设立展厅，展示了莱温斯基事情始末，所以我就问他说，通常总统们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都会布置那些让自己感到非常骄傲的历史，您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展示呢？克林顿不愧是有涵养的政治家，他直面这个问题，谈及他意在告诉后人美国党派之争的恶性发展，我又问道：您在自传里说过，在莱温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过着双重生活，什么时候您才从这种痛苦中解脱的呢？他说，当我跟我的妻子陈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面对大陪审团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父亲离异充满暴力的家庭里，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烦，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任何人进入我的空间，但是我最终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解脱了，可以面对任何人了。
我觉得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这就好像你进入一个丛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并不知道你中间会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沟壑，是否会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眼前开阔，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问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的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曾有一句名言：当我们回首历史，我们要问为什么，当我们面向未来，我们要问为什么不，生命有无数的可能性，你的梦想还在沉睡，为什么不把它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