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连续写了两篇夸奖《刺杀孙策》的书评了，感觉大王有一点小傲娇。不行，我得适时转换方向，给他提提批评意见。子不云乎:友直友谅友多闻？我非要做第一第二排的朋友不可！
从情节上说，《刺杀孙策》有两个大漏洞，不可不补。
其一，孙策遇刺的地点，小说放在丹阳郡。而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孙策是在丹徒遭到许贡门客的伏击的。丹徒、丹阳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地理上却是相去数百公里之遥。丹徒是吴郡的十三个县之一，而许贡死前曾经担任吴郡太守，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他的门客为什么会潜伏在这里。那么孙策又为什么会跑到丹徒来呢？小说中说他（到丹阳）是准备攻打荆州的刘表，《三国志》里面同时记载了几种可能性，有的说是要去袭击曹操的后方（曹操正和袁绍在河北大战），比较可信的说法则是去攻打陈登，陈登当时是汉朝的广陵太守，防区正是和吴郡接壤，当时的丹徒即是今日的镇江，恰好在交战的最前线。
其二，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孙策遇刺后，并没有当场暴殂，只是脸部受了重伤。后来伤重不治，传位于孙权，那是在王宫床上交代的遗嘱。可是小说的描写，虽然没有直接交代孙策死于遇刺，但是从其情节分析，孙策非当场死亡不可。否则尹昭还能安然在韩当手下做官？张昭还能辅佐孙权登基？
我觉得写这种以虚构人物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关于主人公的故事情节尽可以胡天胡地随便编造，但是历史背景和历史背景中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其出处行事，一定容不得半点虚构成分，否则何以取信于读者呢？
再来看小说的细节，也存在不少纰漏。
最大的纰漏就是这本书的封面人物。我曾经和大王开玩笑说，有点像是杨家将里面的杨文广。首先是他的衣着，那种腰间束一件抱肚形式的衣甲，是从唐末五代开始才出现的，三国武将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扮相。其次是他手持的兵器，是一把斧钺的样式。而在《三国志》中，孙策用的兵器是手戟（孙策被称为小霸王，而霸王项羽用的兵器也是戟），《三国演义》改为枪。但不论孙策用戟还是用枪，他的兵器都不是砍削类的斧头。
楔子一描写许贡的出场:“一个戴着三梁冠的中年人，在两个随从的夹持下……”，三梁冠在汉代只有三公、诸侯才可以戴，许贡是吴郡太守，二千石的官儿，只能戴两根梁的冠。
孙策随后拿出许贡写给朝廷中央的奏章，开头一句是:“臣贡僻处江南”，江南一词明显是误用。在三国时代，江南指的是今天的湖南一代，而吴郡只能称为江东或者与会稽合称吴会。
还有燕崇吹的簫，看小说的描写，他是时不时插在腰间的，这无疑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簫，而这种簫在两汉三国时与笛子是并没有分家的，都统称为笛，如果说有专名的话，也只能称为羌笛。唐以前的簫，实际是排簫，很多根管子并排在一起，是无法插在腰间，也不可能随时从身上抽出来。
再比如，韩当夜见尹昭，二人闲聊的时候，作者就杜撰了两种根本不存在的书名（《冢中鬼录》、《稗记》），以及书中的引语，我觉得这种方法运用在小说上是完全可取的，好比苏东坡的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一样，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其他章节里面，为了显示尹昭的博学，作者又提到了《西京杂记》、《幽明录》两种笔记，就明显是穿越历史了。虽然《西京杂记》有人说是汉朝的刘歆所撰，但毕竟没有定论，而且书名总归还是东晋葛洪想出来的吧。
如果我们撇开历史不谈，专就小说的故事情节来说，也有两处明显是作者疏忽的失误。
第一章《刺狼》，尹昭第一次被县廷征召给事，文书里写的他的籍贯是“高阳里公乘尹昭”，到了他和燕崇下班回家的时候，小说里却写成了“尹昭是最西的孝乌里”。写到第七章的时候，作者可能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错误，可是他却没有将两处地方统一起来，而是写了一段画蛇添脚的话:“寒舍位于刺狼聚孝乌里，原先叫高阳里的。”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毫无关联。
第五章《阿蘅》，韩夫人打断阿蘅的腿和韩当残杀李强都发生在同一个晚上，书中写到:韩当给妻子斟了一杯酒，“你看，快清明了，每年清明前后，你总要生一次病。”可是到了第七章，杨县令让尹昭将李强的尸首送回家的时候，杨县令却对尹昭这样说道:“太阳已起了，你尽快去把李yuan那件事办了吧。对了，后天是夏至，例当休沐。”你看，刚刚才清明都没到，隔了一两天，马上就转到夏至来了。真是日月如梭啊！
当然，以上疏忽和纰漏都是美玉微瑕，是我戴着放大镜瞪圆了眼睛，从头到尾看了数遍小说之后才挑拣出来的，如果按照前贤所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道理，其实是无害于这部小说的成功，也无害于大王如日中天的名头。但愿这部小说再版的时候，大王可以采纳我的意见，重新加以修订完善，那么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