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天》是多年前的一个电视剧，幼小的我不喜欢刘若英扮演的张幼仪，因为那部电视剧里颂扬的是徐志摩，他追求真正的爱情。
我那时觉得张幼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甚至很怨妇。
后来，我看了很多她版本的她的故事，才发现她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女性膜拜的女子。
她出生于大户人家，家境殷实，衣食无虞。
她，虽活在在封建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年代，但是有长兄们的庇护。二哥张君劢（后来的著名哲学家）和四哥张嘉璈（后来的著名银行家）给予了她深切的关怀和长远的影响。张幼仪三岁那年，母亲按当时风俗开始给她缠脚。张幼仪受不了那种锥心的痛苦，常常为此尖声哭叫。二哥同情妹妹，不愿幼仪遭罪，就对母亲说：“现在没人觉得缠脚好了，别让她受这样的苦了。”妈妈也有苦衷，说：“我现在心软，将来她有一双大脚，会嫁不出去的。”二哥答：“要是没人娶她，我会照顾她。”二哥张君劢那时已经17岁了，办事稳重，言而有信，在家里很有威信。母亲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再说她也不想让女儿受苦，于是张幼仪逃过一劫，有了一副天足。
由于运气不好，经营不善，原本富甲一方的张家一天天衰落下去。但张家没有在困境中一蹶不振。张幼仪的两个哥哥负笈异乡，苦读成材，终让张家一点点恢复元气。因为崇拜两个有学问的哥哥，对于书本和知识，张幼仪也充满渴望。12岁那年，她在《申报》上看到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招生的启事，因为这所女校的学费极为低廉，且为学生提供食宿，父母尽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但实在没理由拒绝女儿的这一要求，张幼仪获得宝贵的求学机会。后来因为早婚，她在即将拿到毕业证之前，不得不退学，但在这里接受的有限的教育对她弥足珍贵。倘若没有这几年最低限度的教育，后来身处异国他乡，走投无路的她也许就失去了自立的起码基础。四哥张嘉璈日本学成归国后，在邮政部供职，他的薪水成了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作为家庭的顶梁柱，他得到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信赖。父母也把为家中几个女孩挑选丈夫的权力交给了他。根据那时的风俗，张幼仪的亲事只能听凭父兄安排。后来，正是四哥为她找到了徐志摩。当时，张嘉璈担任浙江都督秘书。在视察杭州府中学堂时，一位学生的作文引起了他的注意。作文的题目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文笔气势酷肖梁启超，书法也笔力遒劲、气韵生动。张嘉璈被这位学生的才气所打动，经打听，是当地一位士绅家的独子，他立即致信富绅，提议将自己的妹妹嫁给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张家很快收到徐志摩父亲的亲笔回信，同意了这门亲事：“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张幼仪既然崇拜、信赖哥哥，当然也崇拜、信赖哥哥为自己挑选的未来丈夫。至于两人之间有没有爱情，当时的张幼仪无从知晓，但也并不担心。传统教育的熏陶让她认同《礼记》对婚姻的看法：“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那时的张幼仪天真地相信，只要自己孝敬公婆侍候丈夫勤勉持家恪守妇道，爱情自然会随之而来。她受传统教育荼毒太深，一厢情愿地以为，未来的丈夫会因为自己的温顺和安分而爱上她。后来张幼仪才知道，当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她的相片时，就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
尽管徐志摩接受了新教育，拥有新思想，但毕竟出身封建大家庭，还不敢胆大妄为到在婚姻上独立自主，所以他虽不中意张幼仪，却不能不听从父母之命，与“土包子”结婚了。而张幼仪对自己的婚姻却充满了期待，她知道未来的夫君和自己的两个哥哥一样聪明好学，饱读诗书，思想进步，那么既然自己和两个哥哥相处得很好，将来和丈夫徐志摩的交流也不会存在障碍。然而，新婚之夜却如同兜头泼来的冷水，让她的心凉透了。在那个本该温柔浪漫的洞房花烛夜，徐志摩只是潦草敷衍地行使了丈夫的义务。后来，饱经沧桑的张幼仪谈到自己不幸的婚姻时，喟然长叹：“我们之间的沉默就从那一夜开始。”
结婚前，母亲给了张幼仪两点忠告：一、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二、不管小夫妻关系如何，对公婆的态度永远如一。张幼仪牢记这两点，并不因为丈夫冷淡自己而减少对公婆的尊敬，以“晨昏定省”之礼孝敬公婆。在讨好公婆方面她非常成功——即使她后来被迫和徐志摩离婚，公婆仍坚持收她为干女儿，自始至终把她当徐家一员；可在取悦丈夫方面，她却一筹莫展。
新婚几个星期后，徐志摩就读书去了——先是天津北洋大学，后转入北京大学。从此，两人之间的交流可谓一片空白。寒暑假回来，徐志摩只是遵从父母之命，除了对妻子履行最基本的义务，就对她不理不睬。即使是儿子的出生，也未能为她赢得丈夫的眷顾。张幼仪赢得了徐家除徐志摩之外所有人的好感与尊重。但丈夫那颗心犹如坚冰，并未因孩子的出世而有一丝的融化。
有了儿子，徐志摩认为他已完成父母赋予他的传宗接代的任务，当他提出远渡重洋负笈海外，父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阻拦了。从此，张幼仪和徐志摩天各一方。
时空阻隔，让两人原本就有的隔膜愈来愈深。海外求学的徐志摩，似乎已把张幼仪彻底遗忘。每次来信，他只问候父母和幼子，只字不提张幼仪。当二哥得知徐志摩从不给张幼仪写信，显得忧心忡忡：“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二哥忧虑的神色让张幼仪突然想到过去的一幕。那时徐志摩尚未出国，一次，他像困兽一样在家中踱来踱去，猛地蹦出一句：“我要挑战这个旧社会，我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人。”当时的张幼仪听了，先是一惊，但转瞬即平静下来，小时候她就知道，一个妻子除非犯了“七出”之一，否则丈夫是不能提出离婚的，所以她不担心徐志摩离婚打算能得逞。虽然张幼仪有一副天足，但那时的她思想观念和缠脚女子无任何不同。
二哥对妹妹的婚姻状况非常关心，他担心妹妹和徐志摩长期分居，结局定然不妙。于是他劝徐志摩的父母让妹妹出国和徐志摩团聚。经过一番犹豫，张幼仪的公婆最终还是同意让儿媳也出国，一来可以照料儿子的饮食起居，二来也可拴住儿子那颗浪荡的心。当时，徐志摩突然从美国转到英国，不读经济学却去读文学，父母已隐隐感觉，儿子变得不安分了。
等张幼仪千里迢迢赶到英国，看到丈夫那一瞬，她原本充满热望的心又凉了下来。丈夫苍白清秀的脸上，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只有一如既往的嫌恶。
在英国，张幼仪和徐志摩定居在一个叫做沙士顿的小镇上。徐志摩每天忙忙碌碌，像在老家一样，几乎从不搭理张幼仪。每次出门时，他一脸阳光；一进家，满面乌云。有时，徐志摩回来看到张幼仪，脸上会露出惊讶的表情，仿佛在说：你怎么还呆在这里？
丈夫的冷淡和嫌恶让张幼仪内心装满委屈，但身居异乡，举目无亲，再加上语言不通，她的苦楚和哀怨无从诉说。不久，张幼仪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她告诉徐志摩后，对方立刻说：“把孩子打掉。”丈夫的话让张幼仪目瞪口呆，在当时，女人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她颇有几分不满地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听了这句无情的话，她第一次开始怀疑眼前这个男人了。正是从那一刻起，张幼仪感觉自己要寻求改变。不过，经过冷静思考，张幼仪还是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打掉孩子，她安慰自己，这样做不是像以往那样顺从徐志摩，而是体谅这个为求学而早出晚归的男人。另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他们也确实不具备要孩子的条件。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张幼仪又推翻了自己的决定。一天晚上，徐志摩对张幼仪说，他要带一个爱丁堡大学的女性朋友回家吃饭。当时，张幼仪凭直觉断定徐志摩在外面追求别的女人，所以当徐志摩说这话时，张幼仪以为丈夫打算娶第二个太太。由于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和他的父亲都有不止一个太太，张幼仪竟觉得这很正常，只要不威胁自己的原配地位和身份，她同意和丈夫的第二房太太和谐共处。
实际情况与张幼仪的想象完全不是一回事。徐志摩所请的朋友，人们称她为明小姐，谈吐文雅，穿着新潮。但张幼仪却不可思议地发现，这位明小姐出身高贵，且是爱丁堡大学的高材生，但一身洋装的她却有着一对三寸金莲。那一瞬间，张幼仪愣住了，多年来，有一双天足的自己一再被丈夫讥为“土包子”并备受冷落，而现在这个有着三寸金莲的真正“土包子”，丈夫对她却热情洋溢，尊敬有加。张幼仪迷惑了，既然丈夫如此新派，他为何欣赏一个小脚女人，而对自己的大脚太太却鄙夷不屑呢？
客人走后，徐志摩问张幼仪对明小姐的印象如何，她脱口而出：“这个，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没想到，徐志摩听了这句话，情绪异常激动，尖声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张幼仪先是惊讶，随后才有所醒悟，丈夫骂自己“土包子”，原来不是说自己穿着落伍外貌粗俗，而是指自己文化浅薄观念陈旧。事实上，当张幼仪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准备迎接徐志摩第二房太太时，她的所作所为与缠过脚的女人确实毫无二致。
一星期后，徐志摩突然消失了。因为语言不通，独守空闺的张幼仪陷入了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境。女人毕竟脆弱，无奈之下，张幼仪打算一死了之。
寻死的人会有一千条理由拥抱死亡，觅活的人总能在绝境中找到生机。当时，张幼仪的二哥在法国留学，她写信求助。很快，二哥回信了。二哥疼惜妹妹，给绝境中的张幼仪指出一条路：“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
离开英国之际，张幼仪下定决心：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双脚站起来。生活的磨难，终于让一个唯唯诺诺循规蹈矩的“土包子”艰难蜕变，成为一个自尊自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在德国医院生下儿子一周后，张幼仪才有了徐志摩的音讯。徐志摩此时突然现身德国，不是为了探望产后的妻子和刚出世的婴儿，而是托朋友给张幼仪送来离婚通知书。在信中，徐志摩为自己的离婚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除了这番“宏大表白”，对自己莫名其妙的突然失踪，徐志摩在信中无一语交待；对刚出院的妻子和襁褓中幼子，也无一语问候。也许，在徐志摩看来，为“真幸福”“真恋爱”去奋斗，才是独一无二的头等大事，至于一个身怀六甲、语言不通的弱女子，大可以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
也许是心中有愧，徐志摩不敢面对张幼仪，指望通过一封家书解除自己的婚姻。当产后虚弱的张幼仪费了一番周折找到徐志摩时，他因惊慌失措，不由自主躲到朋友的身后。
按当时的法律，徐、张两人离婚，要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张幼仪问徐志摩：“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先等我的父母批准这件事。”徐志摩急切地打断她的话：“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
后来，当有人把徐志摩的离婚拔高为“革命性行为”时，张幼仪的回答是“不”。真实的情况是，徐志摩是为了赶在林徽因回国前定下恋爱关系，才突然现身德国，逼刚生下孩子7天的妻子签字离婚。
如果徐志摩真的是为了反抗旧道德旧伦理，为了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者而决定离婚，他也许可以称得上为了信念而离经叛道敢作敢为的真勇士。而现在，不过是为了追女友才逼妻子离婚，他的这种行为谈不上高尚与果敢，与凡夫俗子的行径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本来，张幼仪想保住婚姻，是有充分理由和诸多办法的，但她爽快地签了字。因为投靠二哥之后，她决定不再按过去的观念行事。她不想再忍气吞声做丈夫的附庸，而是靠自己走一条自尊自强的路。
徐志摩曾以慷慨激昂的语句为自己辩护：“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这番大义凛然、舍我其谁的铿锵表白已广为传颂，但和他朝夕相处多年的张幼仪知道，文弱而怯懦的徐志摩说出这番剽悍之语不过是往心口“贴胸毛”。
离婚后，张幼仪一面在德国接受幼儿教师的培训，一面独立抚养幼子彼得。她的自立渐渐赢得了徐志摩的尊重和赞誉。后来，彼得因病不到3岁就夭折后，在悼念彼得的文章里，徐志摩开始赞颂曾经不屑一顾的前妻了：“她在她同样不幸的境遇中证明她的智断，她的忍耐，尤其是她的勇敢与胆量；所以至少她，我敢相信，可以懂得我话里意味的深浅，也只有她，我敢说，最有资格指证或相诠释——在她有机会时——我的情感的真际。”曾经指责张幼仪为“土包子”的他，这时候一反常态。仅看这段文字，徐志摩似乎是多么的温文尔雅善解人意；但实际上，在彼得成长的那几年，徐志摩未曾探望过一次，未曾承担过一文抚养费。文本内外的徐志摩简直判若两人。张幼仪对他的评价一如既往：“文人就是这德行。”
本来，张幼仪想在德国独立把幼子抚养成人，但由于彼得因病夭折，她失去了精神支柱，选择回国。在异国的一番遭遇和历练，让张幼仪变得坚忍不拔和精明能干。不幸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变得强大。回国不久，她就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一跃成为上海滩的女强人。身为上海女子银行的副总裁，白天上班，傍晚请家庭教师为自己补文化课，同时还经营着一家名为“云裳”的女子服装店。
离婚后，徐志摩反而越来越依赖张幼仪，连穿什么样的西服结什么样的领带都要请张幼仪为他参谋，两人之间的走动也越来越勤。世事难料，张幼仪不能不感慨唏嘘：“人生真是很奇怪。我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和丈夫离异的原因是他认为我们两个不搭调；结果我们离婚以后，相处得反而比以前好。”
遭遇婚变，倘若张幼仪像旧式女子那样抱着“生是徐家人，死做徐家鬼”的陈旧观念寻死觅活，那只能又添一出家庭悲剧。而她在人生关键时刻，选择了自立自强，于是拥有了灿烂的事业和精彩的人生，最重要的是，她实现了自我之价值。后来，谈及自己和徐志摩不成功的婚姻，张幼仪的肺腑之言耐人寻味：“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1949年4月，张幼仪移居香港，并在那里结识了一位苏姓医生。两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苏医生向张幼仪求婚。张幼仪征求二哥的意见，二哥的回答含糊其辞：“兄不才，三十多年来，对妹孀居守节，课子青灯，未克稍竭绵薄。今老矣，幸未先填沟壑，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张幼仪又向远在美国的儿子吐露再婚的念头，儿子当即回函表示支持。在儿子的大力支持下，张幼仪于1953年与苏姓医生在东京举行了婚礼，两人相伴了20年，晚年生活宁静而幸福。
人生暮年，在某个晚辈的一再追问下，张幼仪最后一次提及徐志摩：“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这番话很朴实，其中也隐含一种自尊。
梁实秋是徐志摩的好友，他对张幼仪做了这样的评价：“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令人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