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级 历史文化学院 国际政治 崔志涛

神道，是众所周知的日本文化核心，至少是近现代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人认为，神道作为日本自古以来便存在的原始本土信仰，应类似于西方的基督教、中东世界的伊斯兰教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始终占据一个文明的思想内涵的意识中心。然而，在明治维新初年，对于神道是否是宗教却产生了论争。当然，在更早之前的日本古代世界中，神道是否占据着日本文化的精神领地，同样值得思考。

一、古代神道的处境

神道，发源于早期日本先民对于日本自然世界的切身感悟，进而由体及心，进行一些仪式性的宗教性活动，这在各大早期文明中都有着类似于“巫”的原始宗教，神道的早期性质就是这样。

但是，古代宗教或称原始宗教大都纷纷衰弱，并最终伴随着古代文明的灭亡而失去踪迹，保留下来的也仅剩支离破碎的遗迹。为什么神道却能流传至今呢？

一方面，日本作为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四面环海，远离大陆与陆地文明国家，与世界上其他现金文明之间的交流十分有限，大多是来自于东北亚陆地国家的移民漂洋过海将先进文明传授至日本本土，其本土文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直到公元三世纪、四世纪时才进入“奴隶社会”（对于日本是否存在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学界至今仍存在争议）。至圣德太子时期开始与中国广泛交往，发展速度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也因此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与文化上的尊儒风气是最好的证明，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日本文明就是中华文明的分支或附属，其原因就在于“神道”。神道信仰的主要附着点是天皇制，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单一血缘君主制，号称“万世一系”（虽然这句话略显夸大，不符事实）。神道信仰依托天皇的神话体系，将自己打造成维护天皇绝对正统地位的理论核心。可想而知，天皇的命运决定神道的命运。日本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仅维持了一百余年，此后便遭遇外戚专政、武士夺权，最终失去统制大权。天皇的政治失败直接导致了神道的信仰陷入一种“湮灭”状态，特别是在佛教传入之后，神道基本上完全失去精神信仰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神道是怎么保留下里的呢？这边是另一面的原因，这个“弱势”的文化选择的依然是“依附”。早在儒学大肆风靡日本之际，神道便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借由自身广泛的民俗风俗基础，大肆改造自身内容，开始构建自身文化体系（早期的神道并不以理论、传教、庙宇为实体，是一种来自于生活习俗的“泛文化”概念，这种状态直到明治时期神道“国教化”才得以改变），“神道不仅包括有关神与神灵的信仰及传统的祭祀，也包括内容广泛的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等”。而后，佛教传入日本，神道又开始了与佛教的融合，“神道教义（理论神道、学派神道）的形成，是建立在古代以来进行神佛融合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这种融合对于神道来说利弊兼有，一方面，神道借由佛教文化体系，构建起真正的神道“类宗教体系”，使神道在文化变迁的洪流之中得以自保，但另一方面，神道也随着天皇的势微以及佛教的大行其道，神道的思想在许多领域遭到侵入甚至替代，不过，总的来说，利大于弊，神道因此而得以迅速构建自身信仰体系，为后来神道多流派、多层次发展带来的新的机遇——神社神道、皇室神道（宫廷祭祀）、学派神道（理论神道）、教派神道、民间神道（民俗神道）。

二、神道非“教”的是与非

神道是否是宗教，这在现代并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在明治维新初期，在日本国家试图将神道“国教化”的过程中，由日本佛教率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神道是否是宗教？如果神道不是宗教，那么它凭什么成为国教？又凭什么享有等同于佛教的地位呢？

明治六年，即1873年，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僧人岛地默雷发表《大教院分离建议书》，要求净土真宗摆脱大教院体制独立，对于天皇朝廷要求将神道设为“国家宗教”的举动，佛教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感”，为了避免佛教地位受到神道国家的冲击，一方面，要求将宗教办事机构即日本古代宗教管理机构“大教院”废除，争取宗教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坚持“神道非教”的观点，认为神道没有资格成为国教，借此压制明治政府力图将神道从一般信仰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统治的精神工具的意图。当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明治政府所形成的藩阀强权政治以及明治天皇加强中央统治的个人意志，都使得精神统制成为必须，神道作为天皇信仰体系的中枢核心，将其设立为国教最有利于加强日本天皇的民间信仰，从而为日本近代建设天皇一统的“皇国”奠定精神基础，这不过是王政复古运动的一个视角而已，除此之外，新闻媒体的大肆宣传（报纸行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日常报纸的广泛普及），天皇照片的广泛普及，政府各个派阀对于新政体团结一致，在短期内，实现了将日本包装成“神国”的目的。

那么，神道究竟是不是宗教呢？抛开神道的性质本身，将涉及到两个尖锐的对立问题：1.承认神道的宗教地位，就意味着神道“国教化”有理可依；2.否认神道的宗教地位，就意味着否认天皇信仰体系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这并非宗教问题，而是神道问题背后更为尖锐的政治问题。

神道的宗教性质受到的质疑主要来自于发展与内容上的缺陷。第一，在神道的信仰地位上，随着古代天皇制度的实质性崩溃，为了防止天皇政权的“复辟”，武家政权借由佛教、道教、儒教的传入，开始有意识地淡化神道的政治性，神道在天皇政权倒台之后受到众多信仰的“军团式冲击”，民间地位受到巨大分流，同时，随着天皇受制于武家，天皇朝廷甚至于陷入无力举行神道仪式的窘迫境地，许多宗教性礼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遭到搁置。第二，理论资料的空白与混乱的区域差异。前文说到，神道的历史传承来自于对原始宗教与“巫”的继承，在原始社会，日本地区并不存在文字，无法记录相关的程序性内容，也无从得知最早的神道究竟是什么模样，神道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大王”对于仪式的需求，例如，日本早期君主——女王卑弥呼，就是掌握着神权统治即“巫”的权力代表，在该阶段，原始神道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如同中国商周时期的占卜一般，并不具备特有的文化体系或制度性内容，只是出于象征性权力的一种形式。而对于民间，神道的价值存在于各地的风俗之中，因为神道本身是对于自然世界的经验总结与感性体会，事实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得到民众在生活中的需要而存在，民间的神道更为类似于生活方式，不具备政治性意义。然而，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天差地别，海岸与山林的生活自然天壤之别，由此得出的“神道”内容也就相去甚远，这是早期交通与交流不变所造成的同一文化内的不同表现方式。第三，依附型发展方式的弊端。前文说到，神道先后依附于儒教与佛教，包括后来的西方文明传入以后对于西方的融合与依附，使得神道处于一种隐身状态，虽然神道普遍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由于内容的差异与非限制性，早期神道的许多内容已经“面目全非”，许多价值观念不断趋近于儒、道、法的思想成分，神道变成了一种信仰“大杂烩”，但这种混杂的模式在竞争力上是无法与体系健全的佛教相提并论的。第四，权力分配的矛盾。佛教长期执掌地方管理大权，是日本古代社会的特殊权力机关，负责地方民政事务。神道的国教化，首当其冲的受到夺权的组织就是佛教。可以说，对于神道宗教性质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佛教的自我保护心态。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神道的确就已经是事实清楚的宗教组织了呢？明治政府并不这么看，相反，佛教的质疑恰恰满足了明治政府对于神道国教化的需要。

三、祭政一致与政教分离的选择性逻辑

“所谓的国家神道式话语，就是近代日本在将国家起源与神道祭祀起源同一化的同时重新建构的国家祭祀性活动”，子安宣邦教授在《国家与祭祀》中将国家神道视为近代日本为了实现国家整合而编造或是改造出来的一套历史脉络，将日本的存在与神道进行直接关联，为神道国教化提供有力的历史证明与可操作化的程序仪式。日本近代国家建立的标志是1889年在伊藤博文的主持下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依照宪法的原则，实行政教分离。政教分离是现代宪法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标志着人性真正地超越天性成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主要依据。

何为“祭政一致”？所谓祭，是指祭祀，神道教祭祀的对象是什么？从晚期水户学派的会泽正志斋《新论》中的论述可以得出，至少在江户后期，日本学界认为摆脱日本的内忧外患的现实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日本的国体，即打破现有的“幕藩体制”，那么新的国体应为何物？他们认为将日本恢复到古代《日本书纪》等古籍的记述中的神话日本，也就是天皇统治时期的日本，更为明确的是自“天照”大神始的日本天神“祖统”，强调日本曾经的“辉煌”与“无与伦比”的大日本国。祭祀先祖同时也是在敬神，即渲染新日本应为“神国日本”。那么这个“神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靠理论上的铺垫或是构建如同腾云之雾，得不到切实的建设与维护，而身为“神子”的“天皇”就成为了这个“神国”国体的代表。这就是“现人神”概念的渊源，也是这一派学者建设新日本的手段和目的之一。这样也就也就自然而然地将“祭”引入到“政”当中。这里的“政”之所指是对于日本政治体制占据决策地位的核心领导层。传统的“幕藩体制”下日本的“政”之大权掌握在幕府将军和各地大名手中，天皇早在公元七世纪就已经先后由于外戚干政和武士夺权而势力衰微，到了江户时期天皇的地位甚至达到了窘迫的极限，并受到了江户幕府的严密监视。天皇没有事实上的权力，但是天皇的宗教神权地位和曾经历史上天皇所具有的政治权威始终让武士阶层感受到权力“非法”的威胁。事实上，武士统治时期的天皇依然保留着神道祭祀的专有权利和任命幕府将军的法定权力，这在日本“南北朝”时期可以解释相关的看法。那么，在外夷入侵，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要改变这种政治权力结构，最有利的就是将“天皇”重新扶正地位。

在政教分离与祭政一致中，明治政府认为，神道并非是一种宗教，在1893年（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一届议会会议上，神官同道们提出了《神官设置陈情书》，声明中如此说到：“须知，再次决定我祭祀之礼，并非基于宗教之信念，乃基于国家之感想”，祭祀被视为一种国家信念，将日本法存亡与发展建立在所谓的“国家之信念”上，竭力回避祭祀的宗教实质，即使是处于宗教之手，也绝不承认是为了宗教目的。这是宗教的通病。宗教的本性在于宣称自我存在的正当性与可信性，而区别于非宗教信仰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往往不会或很难接受其意识内容的改变或修正，这恰恰就是其正当性的来源。

神道著作《神道史》中提出了一个诡辩的逻辑关系：“祭教分离”——“祭政一致”——“政教合一”的逻辑关系，认为将鸡私欲宗教剥离，然后以“祭教分离”乃日本国家之国体为由，以天皇大权为依托，宣称“日本国之统治（国政）与日本国指最高祭祀，均为天皇之大权事项。祭与政均属于天皇指大权，不言而喻，此处存在着日本之政治与祭祀均立于同一基础之上这一精神意义”，这就是所谓祭政一致，所谓祭祀是日本国家之本，将祭祀与宗教分离，然后将政治与祭祀结合，最终将神道发展为前所未有的国家神道。

明治政府如此大费周章地进行“学术”论战的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始终围绕神道国教化的关键词只有两个：“天皇大权”与“神国”。唯有通过日本本土信仰才能唤起日本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唯有神道思维可以巩固天皇的“现人神”身份，也唯有通过国教的形式与中央统制大权才能使全日本都都浸淫在“八纮一宇”的古老“神国”思维，将全日本绑架到军国主义与皇道主义的战车之上，说到底，这场论战的目的只是出于达到政治目的而已，但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日本社会的纵式结构迫使每一个人几乎都没有可能突破这种近乎绑架的关系，即便是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小日本主义的代人物，都不得不在战争期间选择了支持战争的正当性，这也是真正的法制与思想的自由对于一个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重要性的反向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