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品批评之七

     吴佳骏早期散文的社会逻辑

           黄 洁

       题记：吴佳骏（1982年—），重庆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散文创委会副主任，《红岩》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作品颇丰，在《散文》、《花城》等数十家杂志发表，著有散文集《院墙》、《在黄昏眺望黎明》等。其优秀作品入选《2005中国最佳随笔》等多种选本，转载于《读者》、《青年文摘》、《散文选刊》等。获冰心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提名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重庆市文学奖等奖项，获重庆市政府“巴渝新秀”青年人才称号。2012年“重庆书香”走进重庆工商大学——吴佳骏散文作品研讨会召开，笔者应邀参加，撰文发言。本文即以发言稿为基础修改而成，发表于《简书》。

       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导我们：“一代英雄从小看”。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以此而论，一个爱好文学创作的人，从习作到成为优秀的作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作家早期的写作状态成为文学评论家关于作家作品研究的重要课题。

       吴佳骏早期的散文大都有显明的“自传性”，是以“我”为中心展开的文学叙写。所谓“早期”，即中国农村的许多农民生活还处于贫困状态，脱贫致富战略尚未展开并取得决定性成就的历史阶段。农民的儿子吴佳骏出生在那个时期，家道贫寒，生计坷坎，冷看炎凉世态，积淀了历经困窘的人生经验，由此生成的精神心理，孕育了吴佳骏早期散文的社会逻辑。

       一、“黑暗中人”的社会定位

       根据语言表达的逻辑规范，夹在黄昏与黎明中间的词语，只能是“夜晚”（或黑夜）。因为根据现实生活的时间逻辑，黄昏之后进入夜晚，然后由夜晚进入黎明。可是，吴佳骏的散文集《在黄昏眺望黎明》（花城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自序，不用这个中性的、因而不带感情色彩的词语，而执意要用“黑暗”这个词。

       于是，在他那个时期的作品中常常出现“老鼠”、“蟋蟀”之类的意象，这两种小生灵通常在夜晚活动频繁，更为关键的是在“黑暗”之中最能显示其生命活力。与此相关，另外一种小生灵——“蚂蚁”也出现在他的叙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属于“黑暗世界”的小动物有一些共同特征：弱小、爬行（贴近土地）却生命力旺盛。

       作者塑造这些意象暗喻着这样一种社会生存状态：“处于黑暗中的事物，是被遮蔽的事物，他们缺少阳光的照耀，更无温暖可言”。这是“贫穷、落后的乡村”，“繁华都市的边沿或角落”，“被苦难放逐”的人的生活现实，是“社会的最底层”的弱小、卑微的局外人的生活模样。在作者看来，这是所谓“幸福生活之外”的“另一类人的存在”状态。

       吴佳骏早期散文的社会逻辑，鲜明地表露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想：整个社会存在着幸福与非幸福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状态。这个逻辑的背后，还存在另外一个逻辑：处于幸福生活之中的人，往往由于金钱诱惑、物质享受，而人心麻木、理想堕落、精神颓废。根据“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经验，反而是生活在不幸福之中的人，才可能真正怀抱社会良心，拥有淳朴真情。

       于是，作者自称是“这个庞大群体里的一员”，以传达“不幸福”人群的生存隐痛为己任。这难免使其笔伐沉重、情绪低沉，以至于让一些读者产生一种抵触：由于极力渲染“苦难”而使人感到压抑。虽然作者郑重声明“无意于拉起‘苦难’的旗帜”，然而，就《从黄昏眺望黎明》来看，作者应该是无意改变坚持“苦难意识”的写作态度和精神立场。或许在他的潜意识中，只有这样，才能不失去固守社会良心、保持淳朴真情的机缘。

       吴佳骏用这样的社会逻辑，完成“黑暗中人”的自我身份认定。这个有意无意之间做出的自我“社会定位”，是一个“逃离”农村的年轻人探寻人生哲学的初步尝试，一方面表现出自认卑微却并不甘自卑的倔强个性，另一方面表现出与他所认定的“幸福生活”相对立的社会公平诉求。这其中微妙的社会认知倾向及其相应的感情表达，在“城市化”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典型性。

       需要肯定的是，上述所谓“黑暗”与“苦难”，既是吴佳骏未可避免而曾经遭际的人生处境，同时也是他应该庆幸的文学创作资本，就像流浪儿的苦难生涯之于高尔基，“右派分子”的苦难生涯之于张贤亮……。逆境造就作家，是中国古代“发愤说”所鼓吹的⑴。司马迁《报任安书》云：“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法国波尔多文学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罗贝尔·埃斯卡皮也主张这样的观点。

       他说：

       过着幸福生活的人民可能不会创造什么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不会创造文学，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他们没有要看书的渴望。⑵

       反过来说，只有不幸福的人才会创造文学。这和中国古代传统的“发愤”说惊人的相似。依此而言，“黑暗中人”的社会定位，“苦难意识”的自觉认知，奠定了吴佳俊初步成功的基础。

       然而，从经历与身份的不对称性，我们可以发现吴佳俊社会逻辑表述的问题：“苦难”并非所谓“黑暗中人”或“局外人”——卑微者的专利。事实上，只要人类没有绝对地掌控自己的命运，任何阶层的人——无论出身贵贱、地位高低，都可能遭遇“苦难”，而且，有时候所谓高贵的、富裕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可能更严酷、更凄惨。

       不过，吴佳骏并不关心后者的“苦难”。倘若从生产投资的视角来看，吴佳骏投入文学生产的核心资本——年纪轻轻便经历的那么多带有传奇色彩的“苦难”，是只有“黑暗中人”才可能遭际的“苦难”。

       由此可见，吴佳骏特别看重自我确认的社会身份。在他的心目中，“黑暗中人”是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的卑微者。他不仅坚定地把自己视为其中一员，而且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是这个群体的文学代言人。《从黄昏眺望黎明》序言最后一句慷慨呼吁：

       向一切卑微者致敬！

       诚然，我们可以在吴佳骏散文中阅读到不少关于“卑微者”的动人故事：爷爷、父亲、母亲等至亲家人的故事，譬如父亲那么深情地珍藏儿子发表文章的杂志……；淳朴的乡亲们的故事，诸如全村人翻山越岭去看坝坝电影，杀猪匠远子大爷、摆渡的炉子大叔的故事；还有“我”和我的朋友们的故事，……这里面有浓浓的亲情、乡情、友情、爱情，可以感动得人潸然泪下。这些故事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往往是那些有关“失败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与其命运结局存在着纠葛交缠的关系：因为“卑微者”的身份而注定要“失败”，因为“失败”才获得了“卑微者”的身份。惟其卑微而失败，更让那些故事染上了黯淡而悲凉的色彩，不过那其中也闪烁着曦光：展示出主人公生命力的韧性与顽强，以及对于黎明到来的无限向往。就此而论，作者选择并重视“卑微者”身份，是可以从正面予以肯定的。

       二、“卑微者”即农民的逻辑定势

       我有些疑问：在吴佳骏的社会逻辑中，“卑微者”在各阶层中处于怎样的社会地位？

       就一般的社会常识，“卑微者”必定是贫穷而窘迫、被损害而陷入困境、被侮辱而失去尊严、被剥夺了话语权而无语于主流意识形态，如此生存状态的人众。

       吴佳骏散文中塑造的卑微者，实际上指称的主要是农民——农村的农民或进城的农民。我之所以这样表述，是为了在逻辑上与所谓身份认定的对称。我要问的是，在今天的社会现状中，农民与卑微者，是否有绝对对应的逻辑联系？这个问题牵涉诸多社会问题：譬如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农民在新型社会阶层中的身份地位是否已经出现多级分化现象，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是否发生了重大的时代转折，农耕文明的传统定义是否已经被彻底颠覆等等。很复杂。但对于“乡村写作”来讲，却至关重要。

       在中国，很久以来就形成一种看似毋庸置疑，实质上很奇怪的世俗之见：城里人与农村人相比，城里人莫名其妙地处于绝对优越的高势位，一个穷得连稀饭都吃不起的城里人，即使在饥肠辘辘之时，也可以高傲地蔑视乡下人，说：“看那个乡巴佬黄皮寡瘦的。”

       倘若在叙述“历史记忆”的时候，为了表现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隔阂、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抵触，依据上述社会逻辑进行描写，有相当大的合理性。譬如高晓声《陈焕生进城》中描写陈焕生对于城市的隔膜感及荒诞感，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描写农民在“逃离农村”进入城市的道路上的追求与失落，以至于人格分裂：既十分向往城市生活，同时又极度仇视城市文明。这类文学作品描写“城乡差别”，依循着社会发展的自然逻辑，而不是刻意地渲染“城市人优越”的愚蠢偏见，更不会无端地保持对城市文明的反感和诋毁。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后代。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没有经过工业革命洗礼，不曾依仗海盗式探险、海外商业扩张而立国的国家，中国国民从农业社会脱胎而来的生理、心理反应都十分顽固。因此，过分地依据城乡差别来判定社会地位的尊卑，是没有道理而不应提倡的。尤其是文艺工作者更应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新的时代前沿，超越关于“城乡”的诸多成见，用更为大度的胸襟描绘乡村和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学类型，譬如，由传统的文学分类：城市文学、农村文学或乡土文学进化为跨城乡文学。

       三、殷切期望

       在此，我想给吴佳骏提出两点建议：

       其一、让内心强大起来

       中国网球运动员李娜的教练罗德里格斯说：“有人说李娜的内心不够强大，我不这样认为”。这是说“要赢得世界冠军，运动员内心必须强大”。以此类推，要想创作有大成就的作品，作家内心必须强大。这对于虽然有很强的自尊心，却潜在地将自己归类为“卑微者”的文学作者，尤为重要。

       一当内心强大了，即使为“卑微者”做代言人，也会超越传统的尊卑观，“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即使表现“苦难”的人生，也会超越狭隘的自尊心，“颐养浩然之气，卷舒风云之色”。这样，作者就可以植“根”乡村，同时不受刻板的城乡隔阂的拘限，潇洒自如地闯荡世界。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如果把《生命册》放在近百年来农民命运变化的进程中来看，李佩甫一直在挖掘农民的精神，寻找一种脊梁。只有人格现代化了，农民的脊梁才会直起来。”⑶吴佳骏一定能从中读出点什么。

       其二、在文化中生存

       文学不能只在生活现实中求取生存之道，还必须在文化中化育、升华。这是关于文学生存的永恒的命题。关于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创作实践中，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罗贝尔·埃斯卡皮认为：“文学性最强的组合，应是那些将最高的历史真实性与最鲜明的个性、最强烈的表现性结合在一起的组合。”⑷不言而喻，所谓“最高的历史真实性”，不仅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因，而且必须凭借一定时代背景下特定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活动体现出来。因而，它的最深层的意蕴就是文化的真实性。

       对于论述起来有些玄虚的文化问题，其实很多修养有方，道行高深的文学家，颇能心领神会。陈忠实在其散文集《接通地脉》中谈论“为什么要写田小娥”，说是因为在查阅《县志》贞妇烈女卷时，发现那些女性“用她们的整个生命换取了《县志》上仅四五厘米长的位置，却无人愿意翻开、耐心读一遍”。何其可悲！正是由于对推崇“贞妇烈女”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体悟、洞彻，他决定塑造一个“荡妇”，演示那个特定文化环境中，一个“胡乱”获得“性自由”的女性“情欲”泛滥造成的荒唐情事，让这个女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以此引发读者对于传统文化环境中女人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怀。⑸陈忠实所说的文学赖以生存的“地脉”，不仅是指直接的生活现实或生活经验，更为关键的是一种文化历史、文化传统。正是由于那俗极而雅的文化感悟，以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入骨刻画，他所描绘的“中国式欲望”作为文学经典载入世界文学史册。

       殷切希望吴佳骏在文学创作中更加注重涵养文化气质，成为一个文化内蕴深厚的散文家。

       后 记

       吴佳骏有文学天赋，以自己的勤奋得到文坛前辈的赏识，有了较好的发展机缘。未及而立之年脱颖而出，凭《水稻扬花的季节》获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证明其早期创作的实绩可嘉。今天的吴佳骏早已褪去早期创作的青涩、稚嫩，创作更入佳境，2021 年凭《小街记》获得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提名奖，进步显著。即便如此，他的早期创作对于其成长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意义，不应轻易忘却。

       祝愿吴佳骏静心参悟文学玄机，日益精进，成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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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参阅司马迁：《报任安书》

⑵⑷(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91、125页。

⑶张体义：《储备五十年，筑就心灵史》，http://blog.sina.com.cn/hnswxygb（河南省文学院官方博客）

⑸陈忠实：《接通地脉》，作家出版社，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