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鞋匠的摊子摆在四马路尽头，一张矮凳，一个木箱，箱子里装着锥子、锤子、线团、鞋钉、碎皮子。他在这条街上坐了七年，补过的鞋没有一万也有八千。街上的妓女都认识他，管他叫刘跛子——他的右脚小时候摔过，没接好，走路一高一低，像条风浪里的舢板。
刘鞋匠不在意。一个跛子能在上海滩活下来，有口饭吃，已经是老天爷开恩了。
那天晚上他收摊收得晚。腊月里冷，街上行人稀稀拉拉，两边的弄堂黑得像一口一口的井。他把工具归拢进木箱，往胳肢窝底下一夹，一瘸一拐地往回走。
走到会乐里弄堂口的时候，他听见了声音。
是女人的声音，像是被捂住了嘴，闷闷的，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刘鞋匠本能地往墙根下缩了缩。他在上海滩活了这么多年，学会的最大的本事就是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
但那天他看了。
弄堂深处，两个穿灰布军装的大头兵正把一个女人按在地上。一个骑在她身上，另一个站在旁边，嘴里叼着烟，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女人的腿蹬了两下，不动了。
刘鞋匠的血一下子冲上了脑门，又一下子落回了脚底。他转身就跑，右脚的跛让他跑起来的姿势像一只受了伤的鸭子，一摇一晃，木箱里的工具叮叮当当响了一路。
跑出两条街，他才敢停下来，靠着墙根喘气。后背全是冷汗，被腊月的风一吹，冻得他打了好几个哆嗦。他伸手去摸木箱，想确认工具都在——这是他吃饭的家伙，丢一件就少一件。
锥子不见了。
刘鞋匠愣了愣，浑身的血一下子凉透了。
那把锥子是他在老家跟师父学徒的时候打的，枣木柄，三棱尖，柄上刻着他的名字——刘福根。师父说，手艺人，工具就是命，命丢不得。他把锥子攥了七年，柄上的字被汗浸得发亮。
现在命丢了。
他想回头去找，腿却迈不动。弄堂里那个女人的腿蹬了两下的样子，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他咬了咬牙，夹紧木箱，一瘸一拐地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码头上捞起一具女尸。
消息传到四马路的时候，刘鞋匠正给一个客人上鞋掌。他的锤子举在半空，停了三秒钟，才落下去。客人说，刘跛子你手抖什么。他说天冷，冻的。
警察厅的人下午就到了四马路。来的是一个便衣探长，带着几个穿黑制服的巡捕。他们在会乐里弄堂里里外外勘查了一个多钟头，拉起了黄布条，不许闲人靠近。围观的人挤了半条街，踮着脚伸着脖子往里看。
刘鞋匠坐在自己的摊子后面，手里的锥子是新的——他今天早上在铁匠铺现买的，两角钱一把，便宜货，手柄上没有刻字。他低着头补鞋，不看那边，耳朵却竖着。
“找到什么没有？”有人问。
“听说找到一把锥子。”有人答，“带血的。”
刘鞋匠手里的新锥子扎进了自己的手指头。血珠子冒出来，他盯着看了半天，才想起来疼。
那把锥子上刻着他的名字。
刘福根。
他想跑。他看了看自己瘸了的右脚，又看了看四周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知道跑不了。就算跑了，能跑到哪儿去？他在上海滩无亲无故，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更何况他一个跛子，能跑得过谁？
他决定去警察厅说明白。他想好了，那天晚上他什么都没做，只是路过，只是看见了。他把看见的说出来，把锥子丢在弄堂里的事说出来。警察讲证据，讲王法，总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当杀人犯。
至少他是这么以为的。
傍晚的时候，巡捕来了。
两个，都穿着黑色制服，打着绑腿，腰里别着警棍。他们走进刘鞋匠住的亭子间的时候，刘鞋匠正坐在床沿上发呆。他抬起头，看见那两副脸，整个人僵住了。
不是因为他害怕警察。
是因为他见过这两副脸。
昨天晚上，会乐里弄堂里，这两副脸一个骑在那个女人身上，一个站在旁边抽烟。烟的牌子他都记得——老刀牌，味道很冲，他路过弄堂口的时候闻到了。
现在这两个人穿着巡捕的制服，站在他的屋子里，公事公办地打量着他。
“刘福根？”其中一个开口了，嘴角有一颗黑痦子。
刘鞋匠张了张嘴，嗓子眼里像被人塞了一把棉花，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他点点头。
“你的事发了。”黑痦子说，语气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常，“跟我们走一趟吧。”
另一个巡捕——脸很白，眼睛很小——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拿起刘鞋匠的木箱翻了翻，把今天新买的那把锥子拣出来看了看，又丢了回去。
“走吧。”白脸说。
刘鞋匠坐着没动。他的眼睛在黑痦子和白脸之间来回转了两圈，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那条瘸了的右腿。
他突然明白了。
全明白了。
那把锥子不是他丢的，是故意拿走的。他们知道他叫什么，住在哪里，做什么营生。他们昨晚就认识他了。刘鞋匠在弄堂口转身逃跑的那一瞬间，他们也许就看见了他——一个跛子，一瘸一拐，像只鸭子，太好认了。也许他们只是随手捡起了他掉落的锥子，也许是后来折返回去找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个凶手。
一个瘸子，一个住在亭子间里的穷鞋匠，一个在上海滩没有任何根基的外乡人。还有比他更合适的凶手吗？
“我没杀人。”刘鞋匠说。
声音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干瘪得不像自己的。
黑痦子和白脸对视了一眼。
“每个犯人都是这么说的。”黑痦子笑了一下。
刘鞋匠忽然觉得那个笑容很熟悉。昨晚在弄堂里，黑痦子骑在那个女人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也在笑？他不确定。他当时站得太远了，看不清脸。但他现在看清了。
“我昨晚——”
“有话到警察厅说。”白脸打断了他。
刘鞋匠闭上了嘴。
他站起来，老老实实地伸出双手。白脸掏出一副手铐，咔嚓一声铐上。铁器冰凉，紧贴着腕骨，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黑痦子在前面走，白脸在后面跟着，刘鞋匠夹在中间，一瘸一拐地下了楼。楼梯很窄，他走得很慢，每下一级台阶都要侧一下身子。到了楼梯拐角的地方，他忽然停住了。
“二位长官。”他说。
两人也停住了。
刘鞋匠回过头，看着黑痦子，又看了看白脸。他的表情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老刀牌的烟好抽吗？”
弄堂里安静了整整三秒钟。
黑痦子的脸色变了，变得很快，像是被人在脸上泼了一杯冷水。他的手不自觉地往腰间摸了一下，又放了下来。白脸没动，但他的小眼睛忽然睁大了，不再是两条缝，露出了里面的眼珠子。
四目相对。
什么都不用说了。刘鞋匠的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他们都知道，他也知道。
黑痦子忽然笑了。这一次的笑容跟刚才不一样，刚才是一个警察对着一个犯人，居高临下，带着戏谑。现在的笑容里多了一些别的东西，是刘鞋匠在很多人的脸上都见过的——杀意。
“刘鞋匠。”黑痦子慢慢地叫了他一声，“你知道的太多了。”
话音刚落，白脸的手已经搭上了刘鞋匠的肩膀。那只手很大，五根手指像五根铁钉，掐得他肩胛骨生疼。白脸凑近他的耳朵，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
“你是想死在警察厅，还是想死在这？”
刘鞋匠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这双手补过无数鞋，从来没有杀过人。这双手现在被手铐铐着，十个指头微微发颤。
但他没有回答那个问题。
他抬起头，朝弄堂口看了一眼。天已经快黑了，路灯还没亮，弄堂口来来往往的人影模模糊糊，像浸在水里的墨。
“走吧。”他说。
黑痦子又跟白脸对视了一眼。
这一次，他们什么都没说。
三个人走出弄堂，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刘鞋匠认识这条路，这不通往警察厅，通往苏州河。
巷子很深，越走越暗，两边的房子像两道黑色的高墙，把天挤成了一条缝。地上坑坑洼洼的，积着不知多久以前的脏水，踩上去啪嗒啪嗒响。
走到巷子尽头的时候，刘鞋匠忽然又停住了。
“还有件事。”他说。
黑痦子已经不耐烦了：“说。”
刘鞋匠转过身，看了看黑痦子，又看了看白脸。他的瘸腿让他的站姿歪歪扭扭的，但他的眼睛里没有求饶的意思。刚才在屋子里那股恐惧不知道什么时候散了，换了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上来的东西。
“那姑娘叫什么名字？”
黑痦子愣住了。他大概没想到，一个死到临头的人会问出这种问题。
“你问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刘鞋匠说，“就是想知道。”
巷子里沉默了一会儿。黑痦子和白脸都没说话。他们不知道那姑娘叫什么名字。也许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春兰。”一个声音忽然响起来。
三个人都愣了一下。声音不是刘鞋匠的，不是黑痦子的，不是白脸的。声音从巷子深处传来，沙哑得像沙子磨在铁皮上。
一个黑影慢慢从巷子深处走出来，是个拾荒的老太婆，背着一只破麻袋，头发乱得像鸟窝。她看了刘鞋匠一眼，又看了那两个巡捕一眼，然后咧嘴笑了，露出三四颗黄牙。
“那姑娘叫春兰，姓什么不知道，大家都叫她春兰。”老太婆又重复了一遍，然后背起麻袋，走了。
黑痦子和白脸愣在原地，像是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老太婆打乱了节奏。等他们回过神来，巷子里已经只剩他们三个人了。
刘鞋匠忽然笑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手被铐着，面前是两个要杀他的人，腿还是瘸的，连跑都跑不掉。但他笑了。
“春兰。”他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好名字。”
黑痦子的脸彻底沉了下来。他不再说话，从腰间抽出了一样东西——不是警棍，是一把刀。刀不长，巴掌大小，刃很薄，在昏暗的巷子里泛着幽幽的白光。
刘鞋匠看着那把刀，心里出奇地平静。他想起了昨晚那把锥子。枣木柄的，三棱尖，柄上刻着刘福根三个字。现在那把锥子在警察厅的证物桌上躺着，裹着白布，贴着标签，成了一个死人唯一的遗物。
而他手里什么都没有。
黑痦子往前迈了一步。
就在这时，巷子口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脚步声，喊叫声，铁器碰撞的叮当声，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一道手电筒的光柱刷地打过来，晃得三个人都眯起了眼睛。
“什么人？站住！”有人在外面喊。
黑痦子手里的刀迅速缩回了袖子里。
巷子口跑来四五个穿制服的人，不是巡捕，是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警务处的。领头的是个英国人，金头发，蓝眼睛，中国话说得磕磕绊绊。
“警察厅的？”他看了看黑痦子身上的制服，又看了看刘鞋匠手上的手铐，“这个人是谁？”
黑痦子挺了挺胸：“我们是警察厅侦缉队的，这人是在押嫌犯——”
“什么嫌犯？”
“会乐里的案子。”
英国人皱了皱眉，回头跟身后的人低声商量了几句，然后转过来，说了一句让黑痦子和白脸同时变了脸色的话：
“那个案子的凶器检验报告出来了。锥子上的血迹和死者的对不上。”
黑痦子的嘴张了张，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白脸的脸更白了。
英国人手一挥：“把嫌犯交给我们，你们可以回去了。”
黑痦子还想说什么，英国人身后那几个巡捕已经走上前来。他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掏出了钥匙，打开了刘鞋匠的手铐。
手铐松开的时候，刘鞋匠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上面勒出了两道红印，火辣辣地疼。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抬起头，看着黑痦子。
黑痦子也在看他。
两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像两根针尖对着针尖。刘鞋匠慢慢地开了口，声音不大，刚好够黑痦子和白脸两个人听见：
“老刀牌香烟，劲儿大，对身子不好。二位长官还是别抽了。”
说完，他一瘸一拐地跟着英国人走了，矮小的身影在巷子口的灯光里拖出一条长长的影子。
走到巷子口的时候，他又听见那个拾荒老太婆的声音，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飘过来的，像风，又像鬼。
“春兰——好名字——”
刘鞋匠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处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黑痦子和白脸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只剩下满地的积水，在手电筒的光柱里泛着脏兮兮的油光。
第二天，四马路上还是老样子。茶馆里坐满了人，卖报的小孩满街跑，电车叮叮当当地从路上穿过。苏州河照样流，码头上照样停着船，没有人知道昨晚那条暗巷里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那个跛脚的鞋匠为什么突然从四马路上消失了。
他的摊子还在，一张矮凳，一个木箱，孤零零地摆在街角。有人路过的时候偶尔会问一句：“刘跛子呢？”
没人答得上来。
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人在十六铺码头看见了一个跛脚的鞋匠，挑着担子正要上船。船是往南开的，去广州。那人叫了一声“刘跛子”，鞋匠回过头，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过了跳板。
他挑着的担子一头是一只木箱，另一头挂着一把锥子。
枣木柄，三棱尖。
柄上刻着三个字。
不是刘福根。
是另外三个字。
那人没有看清。但他说，刘跛子走的时候嘴里好像在哼着小调，调子很轻，被江风吹散了，一句都没听清。只有最后一句顺着风飘过来了一点，好像是两个字。
两个字，反反复复地唱。
“春兰——春兰——”
船开了，那个佝偻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和江面上的水汽融在了一起，什么都看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