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叙麻醉医生所见人间世（三）

也是许多年前，具体哪年已经完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那次需要麻醉的依然是一个小孩儿，五岁的男孩儿。
麻醉前访视、病情交代、签署知情同意书是麻醉前必做的事情。但由于我们这里是在基层，从前做得并不细致，比如知情告知仅仅只是让患者或监护人签字，而对可能发生的意外并不告知。因此，当我这个年轻的医生本本地耐心地去告知这一切的时候，患者们或其家人们真的很发懵。前一日签字时，孩子的父母一脸诚实地迷茫，虽然我解释那么多，估计并不知我所云，只是机械地听我说完，口中不停地问“会有大事儿吗？”而我真的无法给予他们肯定的回答，因为在术中，即使是现在，谁也无法保证患者没有意外发生。我只能回答“放心，我会尽力！”
也许正是因为我不同于他人的详尽告知，加之不能肯定的回答，使得这家老实本分的农村人，对本来正常的工作有了误解。第二天早上，小患者被接到手术间，而我却被孩子的爷爷呼唤至工作区外，爷爷看到我后焦急地用一只手抓住我，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一沓子钞票，也许那是我一生见过的最朴实无华的“红包”，长短不一摞在一起，没看清最上面的是一元的还是五角的。总之爷爷执拗地让我收下，并说“姑娘，别嫌少，我们现在就这五十块钱。”我当时真是着了急，一是着急去麻醉，二是着急怎么就被误解了呢？相持大概有好几分钟无法挣脱，急得我脱口而出“我家也是农村的，要您钱干嘛呀！”这时老人才放开我，并不停地恳求地说着请我多关照的话。
这件事以后，我便改变了同患者或其家人沟通的方式，个体化地去变通，家常式的谈话成了对待大多数的沟通方式。
这件事以后，我也更深刻地感受到老百姓，特别是出自农村的百姓看病时的艰难。
此时我又想起了美国罗斯福纪念公园墙上刻着一段总统的名言:衡量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给富人们带来了什么,而是要看给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能否提供基本保障.当有一天我们的父母被推进医院,即使身无分文也能得到悉心医疗.我们的孩子被送进学校,不管他来自哪里都能得到一样的对待。我会说这才是我的祖国！
盼望着这一天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