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满
腊月的钟声敲响,朦胧,不愉快的过去,好似才能被逐层剥开,丢弃,新年的脚步才会越来越急促。
“二十七,洗病疾。二十八,洗邋遢。二十九……”,每一年,奶奶都会讲起这段话,很多人都说,节日需要仪式感。其实,在我心里,俗语才是“仪式感”最原始的显现形式。
我们家,从腊月十三左右,便开始了新年的准备工作。这个日子,有一个很特别的标志――杀猪。爷爷未去世前,家里总会喂养一大头猪,养到腊月,大概重两百多斤。
每一次进入腊月时,我总会缠着奶奶问:“奶奶,咱家什么时候杀猪啊?”
“还早,还早。”
然而,在某个昏昏沉沉的清晨,我被猪叫声惊醒。等我起来时,泥土的道场弥漫着血腥味,即使冲洗过,隐隐约约的腥红依旧格外刺眼。
奶奶总是说,这种场面太过血腥,不让我出门看,于是总是瞒着。她却不知道,好奇心的种子一旦发芽,是抵挡不住的。
那时杀猪,爷爷总要叫三人帮忙,除了杀猪匠,还要两个年轻力壮的帮着扯猪尾巴,猪耳朵。大清早,便要烧好满满两大锅开水,不烫刮不下来。若论毛色,猪的毛绝对是最硬的,滚烫的水淋过后,才能用工具开始刮毛,去猪蹄角,而后才能清洗大肠等。
买猪肉的人,早早就来到我家等候,只见一边猪被悬挂在楼梯上,称重,另一边被分割。旁人指到哪里,要多少,师傅就砍到哪里,斤两相差无几,买猪人开心,爷爷也满脸笑容。
为什么说这个日子对于我们家是特别的日子?那是因为从杀猪之后,我们家再也没断过荤食。可以说,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里,我是幸福的,从未对任何食物有过强烈的欲望。
杀猪的那一天,是腊月仅次于春节,最热闹的日子。当地有个习俗――喝“年肉汤”,爷爷会把亲戚找来,聚在一起,奶奶便做一桌子家常菜,品尝最新的猪肉。
桌子上摆放着猪血,猪腰汤,瘦肉炒青菜,萝卜炖排骨……隔个十里八乡都闻得到。叮叮哐哐的声音,配合着欢笑声,别提多热闹了。
杀猪仪式完成后,便开始腌制猪肉,厚厚的白盐,涂抹其上,悬挂,晾晒。预留一部分,奶奶会用柴火熏制,制成腊肉,来年吃的时候,别有一番风味。
腊肉的吃法,最是配上腌制的酸菜,亦或风干的土豆干,雪里红(盐菜),豇豆干,油都被这些配料吸收,肉就显得肥而不腻。
大肠是最不易洗干净的,通常要先用面粉柔和在一起,去掉腥味。然后,用开水从头灌起,顺着肠道不停挤压,用筷子翻至反面,内放葱。等到这一切结束后,便开始“状大肠”,精瘦的肉不断地被填充,成条状,便等待风干。
市面上买的香肠,缺少手工的精致,缺少劲道。老妈做的香肠,不管是放置到面条里,还是切成圆圈状,来待客,都是非常特别的东西,沾上辣椒,肉香、辣椒、咸味交织在一起,嘴里的香味持久不散。
真正步入新年,从赶集开始。
那个时候,家里还是土墩房子,大门常常要购买带有日历的人物图,堂屋里长年贴有一对大胖小子图画。后门是最讲究的,要贴守门神,而且必须是一对。
从古流传的说法是,如果有守门神这两员大将,妖魔鬼怪便不能进来了,所有的霉运都会被抵挡在门外。
挑选对子时,那就全凭心情了。小时候,大人总喜欢考我,让我读读对子上的话,如果听着顺心,便挑选了。
过年那天,总会用特殊的“胶水”粘制:将面粉放在铝勺里,放置到火上,边兑水,边搅拌,等到全部成为粘稠状,才算完成。还记得小时候,会对着对联,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念,总觉得乐趣无穷。后来才知道,对联是从右到左念,这跟古代人的书写顺利有很大关系哩!
老妈最爱拉着我,从街头逛到街尾,每天拎回一点菜。那些时日,街道常水泄不通:湿漉漉的道路,混合着鱼腥味,泥土味,糖果的颜色,瓜子的香味,自行车叮当的铃声,叫卖声,不绝于耳的议论声,整个小镇都沸腾起来。
腊月二十八,把所有的蔬菜,肉类清洗干净,二十九的夜晚便开始熬制肉汤,为团圆饭做准备。菜品讲究双数,鸡,鱼,肉汤是必不可少,而且当天还不能喝肉汤,说法是如果喝了,来年出门就会下雨。
最属热闹的,便是守岁。大人们围在火炉旁,看着春晚,我们几个小孩,通常拿着打火机,到处找没有燃烧的炮竹,点燃,奔跑,只听得崩的一声,整个人开心得像个傻子。那个夜晚,春晚的节目,绚丽多彩的烟花,嬉笑的声音,几十块的压岁钱,便是我最怀念的童年。
爷爷去世了,我们家族再也没有这么聚集过,年轻一代淡薄了这种热闹,稍长一辈也不愿喂猪了,至今刚好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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